王柯:“回教工作”与侵华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80 次 更新时间:2012-08-27 10: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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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行回教工作要领》规定的第三个目标为:“建立回教徒军”,“首先在蒙疆地区的回教徒中选拔胜任者,编成回教军(最初建立小规模部队作为实验),为将来实力雄厚的回教工作做准备。”为了能够实现这些目的,军部要提供“依托西北贸易商进行谍报及宣传工作的费用”、“培养和使用特别工作员的费用”和“在军司令部、特务机关等机关中充实有关回教工作事务人员的费用”等“特别工作费”。[80]

  根据以上《暂行回教工作要领》,12月5日驻蒙军参谋部制定了《回教青年指导要纲》,其目的为“指导(回教青年——引者)为建立西北地区防共亲日蒙政权工作而努力献身”。[81]驻蒙军司令部在翌年5月制定的《关于对蒙疆重要政策思想统一的问题》中再次明确提出:“蒙疆的回教徒工作,在于支援西北回教徒完成以亲日、防共为精神的独立复兴。”[82]同一时期,总部设于张家口的“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与总部设于厚和的“西北回教联合会”合并。[83]驻厚和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山崎信彦在提交给上级的报告中说道:“该总部的工作,首先是对蒙疆回民青年实施精神教育,使防共亲日开花结果,最终建立西北独立国。”[84]总之,由日本军方直接指挥的“回教工作”,其目的不仅仅为维持占领区秩序,而且谋求随着战争的扩大最后建立由回教徒组成的独立亲日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回教徒”和“回教工作”,向中国西北部扩展日本的势力范围,绝非是“驻蒙军”自己的想法。1937年1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参谋部第二部已经制定了一份“军事机密”文件——《关于支那进行长期抵抗的情势判断》,列举了数条“导致国民政府崩溃的方略”,其中包括:建立反共、反国民政府的政权;激化国民政府内部的矛盾;促使地方实力派抬头;煽动“反国民政府”的暴动和“对亲共容共分子进行‘恐怖’活动”;持续封锁海岸线;彻底轰炸中国的军事、政治、交通、经济设施等。其中第六条为:“致力于怀柔西部内蒙古及西北地区的回教徒,扶植亲日反共反国民政府势力,以阻止苏联经外蒙及新疆方面(向中国——引者)输送兵器和军需物资。”[85]

  “日本国际协会”也在1938年4月提出的《对支时局对策》中,以“推进怀柔边境民族及回教徒工作”为第六项对策。[86]本文最初已经提到,1938年7月8日,在开战一周年之际“五相会议”制定了指导性纲领——“随时局发展的对支谋略”,提出了以“在让敌人丧失抵抗能力的同时颠覆支那现中央政府,或者让蒋介石下野”为目的的六项“纲领”。其中包括:通过起用中国一流人物来软化中国民众的抵抗意识,怀柔杂牌军以分化瓦解和削弱中国军队战斗力,利用实力派人物树立反蒋、反共、反抗日政府,制造法币暴跌(此点以后被否定)等。同时作为第四点纲领被提出的是:“推进回教工作,在(中国-引者)西北地方设立以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地带”。[87]也就是说,从很早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军部就已经开始考虑通过内蒙古地区的“回教徒”,将其势力范围向西北部扩展。

  中国的西北地区,在地理上与苏联接壤。因此,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日本军部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1935年12月2日,“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向陆军步兵少佐羽山喜郎发出一件绝密命令,将他的“负责谍报区域”设定为“绥远省、宁夏省、甘肃省、新疆省及蒙古”,同时又要求在绥远省的呼和浩特、察哈尔省的张家口、西索尼特、多伦和山西太原各地设立“特务机关”,并命令各“特务机关”:“准备并实施对蒙、对苏、对支的谍报工作,调查兵要地志(包括经济资源),收集并准备实施谋略所需要的资料。”[88]这份文件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实施谋略”所指何事,但明显意味着针对该地区的军事侵略行动。换言之,这份文件不仅可以证明日本军方至少在1935年底前已经具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而且可以证明日本军方已经将这些边疆地区列入其军事侵略对象地域当中。

  日本之所以想到利用该地区的“回教徒”,一是因为他们认为“回教徒”因其宗教信仰,先天就是反共的;二是因为他们认为“回教徒”在西北地区具有特别强大的实力。例如,1938年5月“防共回教徒同盟”成立大会发出的宣言——《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宣言》,向西北的马姓军阀发出了如下呼吁:“位于支那边境西域的五马联盟应该与南方的土耳其遥相呼应,高举反共运动的烽火,切断苏联对支‘红色通道’,击破蒋介石容共政策的最后抗日据点。在此基础上,我等回教徒同志以神国日本为盟主,为了亚细亚文明的复兴,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结成‘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89]

  由于日本“回教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援侵略战争,根本没有想要真正保护广大“回教徒”的利益,因此大政翼赞会在于1943年4月提交给东条英机首相的《关于回教徒对策的调査报告书》中提出:“在我国,历来只有以回教工作为目的的、由各种国际社交团体和宣传机关进行活动,对外宣传中缺少一种能够从内心深处打动、振奋海外回教徒大众感情的东西。仅仅限于与一部分为政者之间搞好关系,反而会让更多的回教徒误以为(日本的回教团体——引者)是伪装的信仰团体,到了后来知道不过如此时则大失所望,这种前例已经不少。”[90]前面述及与“五马联盟”联手的设想,当属此类。

  一直与中国“回教”有关系的佐久间贞次郎,也看出日本为了战争利用“回教”,反而危害了中国“回教徒”的利益:“日本所谓大陆政策,必须要以文化和人道主义为基础。不能再是像他们在十九世纪中所做的那样一直坚持霸道的政治主义……就像日支事变那样,完全是由于支那一方的误解和错觉带来的恐日感,最后发展到排日、抗日,因思想倾向而想象为是一种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立。结果使得支那大陆的三千余万回教徒,尸横遍野、气息奄奄,一直处于被圧迫的境地。”[91]

  说卢沟桥事变来自于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解,这当然是佐久间的一面之词。但他毕竟说出了一些事实真相:如果为侵略战争所利用,最后付出惨痛代价的,的确只能是“回教徒”自身。就像对外高喊着支持蒙古民族解放,私下里却千方百计阻止一样,[92]日本在战争期间之所以关心中国的“回教徒”,只是为了帮助推进侵略战争,丝毫没有帮助“回教徒”的目的,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结语

  

  1938年7月,日本前驻外特命全权公使笠间杲雄在日本外交协会第266次例会上发表了《时局与回教》的演讲,他根据自己作为日本代表在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埃及等国工作过的经验,针对当时日本国内的伊斯兰教热,就“回教工作”背后隐藏着的日本人以为自己才是伊斯兰教社会救星的想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大家都以为不仅是支那的回教徒,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回教徒都在仰仗着日本人,希望得到一些什么帮助。而事实上,这些民族并没有仰望东方,借助日本的力量恢复民族独立的想法。都说日本是东洋的盟主,(日本——引者)自己也确实有做盟主的心情,但是对方并没有请求(日本——引者)一定担任这一角色。关于这一点,如不清楚认识,将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之所以会成这样,完全是来自于日本人至今为止的傲慢。”[93]

  其实,日本在中国的“回教工作”遇到了许多中国“回教徒”的抵制。但是为推进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发动宣传工具大肆鼓吹“回教工作”的成就,实是自欺欺人。例如,在“在北京茂川机关”的指导下为日本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就被宣传为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回教”团体。可事实上,在一位冷静的日本外交官眼里,那里不过是一片“门前罗雀的回教联合委员会”的景象。[94]

  “回教工作”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帮助了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的关心究竟蒙蔽了多少“回教徒”,实在值得怀疑。然而,日本为什么会产生在侵略战争中利用“回教工作”的念头,却值得深思。毫无疑问,侵略者们曾经认为,如果能够制造一个“共同的回教空间”,就能够覆盖住中国“回教徒”的“国家意识”;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让“回教徒”们以为日本理解、同情并且会保护“回教”和“回教徒”,他们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跨越被侵略国家的门槛,并且达到占领或分裂中国的目的。但是,侵略者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广大伊斯兰教信众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向来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而他们自己在主动接触“回教”和“回教徒”时却明显地带着日本国家色彩和侵略目的,因此,真正信任日本的中国“回教徒”并没有几人,“回教工作”在进入1940年代以后也渐趋式微。尽管如此,受到刺激的中国国民政府,也不得不针对边疆民族和信仰伊斯兰教民族集团,发起了又一轮确认近代国家主权范围、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运动。[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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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由总理大臣(简称首相)、陆军大臣(简称陆相)、海军大臣(简称海相)、大藏大臣(简称藏相)、外务大臣(简称外相)于1933年组成,主要就日本陆军和海军提出的所谓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军事问题决定大政方针。

  [2]《時局ニ伴う対支致浴罚?押褪??昶咴掳巳眨?鈩帐∮涘h/A門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 対支那国/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十四巻2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2030540000,文件名为《時局に伴う対支致浴贰�

  [3]本论文所使用的日本防卫研究所所藏战时日本陆军档案、日本外交史料馆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战时外交档案,虽有一部分为笔者过去直接查阅,但近年来随着日本档案公开工作的进行,大多可以通过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的档案查询阅览系统查阅到。因此,为了方便读者查询,本文在使用此类档案时全部统一为按照JACAR系统查询编码方法注明出处。

  [4] 桜井好孝:《蒙古視察復命書》,明治四十年一月,外務省記録/1門 政治/6類 諸外国内政/1項 亜細亜/蒙古辺境視察員派遣一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3050331800。

  [5]《公第一三四号 受第一三三四七号 現役兵証昼並ニ抽籤札領収昼廻送ノ件》,明治三十五年十月十日,外務省記録/5門 軍事/1類 国防/2項 兵役/本邦人徴兵関係雑纂 第十七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7090106700,文件名为《桜井好孝、芝田辰治》。

  [6]《中久喜信周調査 河南ノ回教徒》,明治四十三年十月,調書/調書/政務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2130561800。

  [7]《宗教ニ関スル一般ノ状況》,大正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外務省記録/1門 政治/5類 帝国内政/3項 施政/関東都督府政況報告並雑報 第九巻4;大正二年度《諸般政務施行成績 関東都督府》8/第六。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B03041562800。

  [8]《臨時軍事費使用ノ件》,大正七年四月,陸軍省大日記/欧受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3024894800,文件名为《臨時軍事費使用の件》

  [9]《諜報機関配置ノ件報告》,大正七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密大日記 4冊の内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3022435700,文件名为《諜報機関配置の件報告》。

  [10]《蒙古及新疆地方諜報機関配置ノ件》,大正七年,陸軍省大日記/密大日記/《密大日記 4冊の内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C03022436400,文件名为《蒙古及新疆地方諜報機関配置の件》。

  [11]《台北県属滝九郎外三十一名召集免除ノ件》,明治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内閣公文雑纂/第二十五巻《台湾及庁府県一》。国立公文書館藏。JACAR系统查询编码A04010047100,文件名为《台北県属滝九郎。鳳山県巡査予備陸軍歩兵上等兵佐田繁治外十名。台北県弁務署主記後備陸軍砲兵一等軍曹門芳太郎外二名。台北県属後備陸軍一等書記加藤亮。台南県巡査後備陸軍…》。

  [12]臼杵陽《植民地政策から地域研究へ》(帝国主義と地域研究[報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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