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回教工作”与侵华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80 次 更新时间:2012-08-27 10: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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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在厚和方面的天主教神父等也认为他为人反复无常,难以信任”;“2,马鸿宾:在当地居民中有相当声望(在外国人中也如此),而且得到部下深厚信赖”;“3,马步芳:推行仁政(虽然在青海那种地理条件下难以做到),以回民为首,在蒙古人中也有很高声望。我认为他是将来能成为西北回教徒领导人的唯一将领”;关于马步青,“具体不详”;关于马仲英,“目前客居苏联……行动不详”。[51]

  虽然日本人对“回教徒军阀”的评价不高,但仍认为他们有利用价值。例如,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高信六郎曾向广田外相做出过这种说明:“如果驯服了青海的马步芳,切断从哈密经兰州至西安的通道,并因此切断‘苏’联邦向汉口政府提供武器的道路,就掐住了汉口政府的命门。这件事不仅可以加快事变的解决,也可以阻止赤化势力依托这个通道东进,是一个十分切合实际的措施。”[52]回教圈考究所编撰的《回教圈史要》一书,对于“五马”的影响力做了如下断言:“很明显,居住在支那西北角受马姓军阀统治的回教徒,未必会倾听按照赤化音符吹奏出来的抗日笛声。其实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说他们对在马姓军阀的指挥下,采取独自行动充满了期望。”[53]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回教徒军阀”站在日本一边,与日本进行合作的话,战争局势就会变得对日本有利。

  从当地日本领事馆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回教”团体积极地参与了对“五马”的劝降工作:“该反共同盟对五马联盟的联络,原来由在包头的高桥水之助(内蒙古军最高军事顾问)专门负责,该员最近将盟长晁悉文从奉天迎进包头,在协商了推行此项工作的方法之后,(晁悉文——引者)已经于数日前由该地出发潜入宁夏方面。为了从当地通报其后的进展情况,一名同盟干部已于九日飞往包头”,“设在包头的‘穆斯林’同盟是该项工作的首脑总部,所需要的准备工作已悉数完成,首先进入五原,已经与当地秘密取得了联系。向马鸿宾(临河)、马义忠(陕西)派出了密使,同盟干部则从分散驻屯于五原周边的共产军的空隙中穿过,进入了临河”。[54]

  事实上,这些“回教徒军阀”们从前在购入军火的时候,就已经与日本军方有过接触。比如,1930年11月,“马鸿逵通过上海的德商汉文洋行,与大仓洋行签订了购入二千支日本三八式步枪的协议”,“还希望将来能购入机关枪、平射炮或曲射炮”。[55]1936年12月马步芳、马步青通过驻扎在天津的日军,提出购买三八式步枪一千支、步枪子弹一百万发(马步芳)、三八式步枪一千支(含刺刀及各种附件,马步青)。日军对此前卖给这两人的兵器用途进行了调查,并认为“考虑到在与额济纳机关等保持联系问题上,可以利用他们”,因此同意将武器卖给他们。[56]此外,1937年5月21日,马步芳通过日本的支那驻屯军购入了军刀2000把。[57]

  虽然统称“五马”,但其中势力最强的是马步芳和马鸿逵。他们在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骑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1937年6月在蒋介石的严命之下,马步芳下令袭击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但他却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活动的“额济纳机关”,也就是日军设在尚未被占领的宁夏省额济纳旗的特务机关,逮捕了“江崎寿夫为首”的日本人特务机关员11人,其中10人“于10月11日在兰州被枪毙”。[58]剩下的一名“关东军间谍大迫武夫”,由于得到马步芳军第一旅旅长马步康的力保,说他是自己的知己,一个蒙古人而已,得到释放。其后,大迫武夫又一次进入青海,“活跃在西宁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活动。[59]

  但是,根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高信六郎于1938年3月25日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的报告——《关于新疆及青海情况并马步芳对日态度的问题》,就在“额济纳机关”事件的翌年,马步芳放出想在印度孟买与日本方面进行协商的风声,并就前一年袭击“额济纳机关”、枪杀日本谍报员之事对日方进行了如下说明:“那是误中支那政府的奸计,而我本人对日本并没有任何敌意”,并且说明自己有在日本的援助和指导下反抗国民政府,驱逐赤化势力的决心,如果日军进军甘肃的话,“将立即将枪口对准汉口”,希望获得日本的理解。[60]

  在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中,有一种“回教徒”先天地“极端厌恶共产主义,具有亲日感情”的说法。所以,他们认为,可以利用马步芳“阻挡经由新疆东渐的赤化势力”,“切断由哈密经兰州到西安的、苏联供给汉口政府武器的通道”;[61]“马鸿逵历来对日本抱有好感”。1938年5月16日,“驻蒙兵团参谋长”在向大本营参谋次长和外务省次官拍发的秘密电报中,传达了马鸿逵对日本的如下希望:“马鸿逵来信提出,每有关于回教工作(在京津地区)的新闻报道,就会刺激支那方面,增加他们对回教徒首脑阶层的戒心,也就更加加深对他们的压迫。因此应该绝对控制报纸报道。他的这一意见今后值得考虑”。[62]由此可见,其实马鸿逵也想与国民政府和日本两方面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根据一份“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可以得知,马麟于1938年11月派特使绕过中国军队防守线,从兰州跋涉一个月到达北京,向“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告了甘肃宁夏方面“回族军”的驻扎情况。马麟是马步芳的叔父,曾经担任过青海省省长,但在1935年的权力斗争中输给了马步芳,当时隐居在家乡甘肃省临夏。如果“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的这份报告属实的话,可以认为,马麟是想通过加强与日本军的关系重新夺回权力。

  关于当时“五马”和“回教徒”团体的动向,日本人的评价有一定的出入。由大久保幸次担任所长的“回教圈考究所”认为: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支那的回教徒在理解防共主义大局的同时,为了保卫他们的宗教信仰权和生活权利,积极参加圣战和兴亚大业,是十分自然的事”。[63]但是佐久间贞次郎则一直坚持否定意见,警告不可夸大事实:“世人最近通过报纸宣传等得以屡次看到和听到西北支那回教军将领五马,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麟、马仲英、马鸿逵等(名字——引者),由于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引者)以来,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也得到大力宣传,因而产生了应该与支那回教徒联合防共,而这项的工作也正在进行的错觉。京津两地的回教的那个什么会,尽管实际内容空洞,有名无实,但是宣传却做得玄乎其玄,未免过于夸大其辞。”[64]

  

  五、战争目的下的“回教工作”

  

  战争期间,日本建立了几个与“回教”问题有关的组织。丽泽大学教授大久保幸次(1887-1947年)号称是日本最初的伊斯兰教研究者,但是从曾积极参与在日塔塔尔人的内部争斗一事中,让人可以感觉出他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1938年3月,大久保幸次接受了德川家族的资金援助,成立了回教圈考究所(后改名为回教圈研究所)并一直担任所长。1938年5月考究所并入日本善邻协会系统,接受日本外务省的财政补贴,1938年7月开始出版月刊《回教圈》,并一直发行到一1944年12月号。[65]

  战争时期成立的另一个有关伊斯兰教的组织为“大日本回教协会”。该协会作为“调查和执行回教对策的专门机关”,[66]成立于1938年8月前后。值得注意的是,该协会的办公室人员中有五人为黑龙会成员,[67]协会的常务理事为“黑龙会”首领葛生能久。而协会的经费,除了一部分募捐之外,基本是由外务省全额负担。1938年10月,协会向外务省提交了一份总计一千万日元的《十年经费预算》。[68]并从第二年开始,每年按季度从外务省领取经费。[69]大日本回教协会从一开始就分为总务部、事业部和调查部三个部门。调查部的主要任务为:“有关回教的调查和研究”,“调查回教圈各地方的事情——民族、语言、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等”。[70] “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在1938年8月提交给外务省《关于建立回教对策》报告中,如此定位“大日本回教协会”:“将大日本回教协会看作是民间的最高回教调查机关,给予支援和指导,令其主要从文化的方面实施各种对回教徒政策。”[71]从这些工作内容和经费渠道上可以看出,“大日本回教协会”不过是一个执行日本国策的机关。

  “大日本回教协会”所作的最大工作,就是1939年11月在东京举办了“回教圈展览会”,利用这个机会,还召开了“世界回教徒大会”。这次大会作出了“今后每年召开回教徒大会”,以及“第二次大会定于东京召开”的決议。但是第二年四月,因为找不到出席者和担心遭到有关各国的指责而不得不决定停办。[72]

  在回教圈研究所和大日本回教协会等所谓民间“回教”机关的背后,是由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有关人员组成的“回教研究会”(又称“三省回教研究会”或“三省回教问题研究会”)和决定“对回教政策”的“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简称“回教问题委员会”)。将中国的“回教”作为主要渗透目标,是这两个组织活动的共同特征。

  “回教研究会”逐月召开,有时甚至每月召开两次。[73]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研究会上发表报告的是今冈十一郎,他的报告内容大量涉及中国伊斯兰教。他强调:“随日支事变后的形势发展,因为今后我国将会实践从北支到内蒙,进而进入新疆,再进而进入中央亚细亚(原文如此,当然可以改为中亚,但是日文习惯上不说中亚,为说明这是来自原文,保留了这一词汇,最后请雷编辑决定)的大陆政策”,所以应该理解“回教”的重要意义。今冈尤其强调新疆的重要意义,为此使用了很大的篇幅。他说:[74]

  “我认为新疆才是大亚细亚的心脏。所以有人说:‘统治了新疆就是统治了亚细亚’。”“日本被称为是亚细亚的盟主。日本真要成为亚细亚的盟主,就不能不尽早掌握这个亚细亚的中心地带、亚细亚的心脏。”如果掌握了这个地域,就可以“从背后牵制支那,穿透苏联的脆弱部分的东部西伯利亚及中央亚细亚的腹部,从大英帝国的心脏即印度的背后进行牵制,摧毁被英印号称为防卫线上最后的金城汤池、即新加坡军港的防卫力量”,这是一个“可以一箭三鸟(英、俄、支)、非常有效的目标”。[75]

  根据“回教研究会”的“研究成果”,1938年4月23日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就成立“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达成了一致意见。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为:“设立由外务当局负责的回教及犹太委员会,分析探讨该问题的根本对策,外、陆、海三省及各派出机关之间经常保持联系,在统一的方针下处理有关回教及犹太教的问题。”[76]规定担任外务省的东亚局长、欧亚局长、美洲局长、调査部长、陆军省的军务部长、参谋本部的第二部长、海军省的军务部长、军令部的第三部长等与外交和军事有着直接关系职务者,出任“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的干事。[77]

  1938年8月,刚刚成立不久的“回教问题委员会”,在向内阁总理大臣及各大臣提交的《关于建立回教对策》中指出:“帝国的回教对策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回教徒最有力同情者的名分,以有益于对外经纶,尤其是帮助对英、对苏、对支国策的顺利实施”,在此基础上《关于建立回教对策》进一步指出:“(掌握——引者)回教徒的分布状况、人口及其特性,是帝国在对外经纶上必须大力重视的地方,而从现实来看,它还是建立处理支那边境问题根本对策的火烧眉毛的紧急要务。”[78]很明显,这个委员会之所以成立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支援侵略中国战争的考虑。

  为了“回教工作”顺利进展,不致发生“歧视回教的误解”,1939年3月日本还出现了修改《宗教团体法》的呼声,要求将第一条改为“宗教团体为神道、回教、佛教及基督教”,即明确加入“回教”一词。据说是因为担心这样做反而造成歧视其他宗教的印象,这一运动才慢慢平息。[79]以上种种事实说明,“回教”问题在日本被完全政治化了。而日本政府之所以使出了种种手法,从政治、财政、人力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有关“回教”的活动,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将“回教”变为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工具。

  1938年10月4日,驻蒙军司令部制定了一份绝密文件——《暂行回教工作要领》。其中规定的“回教工作”的第二个目标为:“促进以西北贸易为中心的经济工作以及加强与宁夏兰州方面的联系”,其目的除了通过贩卖日本商品构建对日本的经济依赖关系之外,还包括“利用回教徒在宁夏兰州方面实施谍报和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当前在包头实施的培养特别人员的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将培养出来的特别人员混入以上(指宁夏兰州方面——笔者)商队,以建立与宁夏兰州方面进行联络的机关”;“现在要在灵活使用有联络的密探、及建立和确保与其他特殊人物等进行直接或间接联络的手段上加大力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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