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回教工作”与侵华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80 次 更新时间:2012-08-27 10: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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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选举的5名协会顾问中,居然就有“松井特务机关长”、“金井蒙疆联合委员会顾问”和“田中察南政府代表”等4名日本人。[26]

  在热河省省会承德,1938年5月7日成立了“防共回教徒同盟”。成立大会上,由“当地防共同盟本部首脑(日本人)”、即“同盟总裁”花田仲之助与“同盟长”张子文两人联名发表了“伊斯兰教教徒反共同盟宣言”。[27]同盟“网罗了鹤冈长太郎、重松又太郎、甘粕正彦、高桥水之助、十河信二、鲇川义介、土方宁、前田照城(驻承德五军宪兵队顾问、后备陆军大佐)、大川周明等与回教有关的知名人士”,来做同盟的顾问。[28]

  在成立“防共回教徒同盟”的过程中,最为活跃的是“作为志士而闻名的退役中佐” 花田仲之助(1860——1945)。[29]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长期活动于中国东北。根据山名正二所著《日俄战争秘史 满洲义军》一书,1897年4月,时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军官的花田,为了搜集军事情报,曾受命扮作日本西本愿寺的僧侶潜入海参崴,以清水松月的假姓名潜伏了三年之久。花田归国之后被编入预备役,于1901年成立了以天皇“教育勅語”为基本理念的“报德会”,在日本各地广为宣扬“知恩报德・感恩报谢”精神。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花田接到征集命令,被任命为熊本歩兵第二十三连队第一大队长,但在一个星期之后又被调往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被任命为“参谋本部属员”,受命组成一支在敌后收集情报和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別部队。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支援下,花田仲之助率领由他亲自选拔的8名歩兵、工兵,加上7名玄洋社成员,组成了一支16人的“特別任务队”,进入中国东北辽东地区,[30]以“满洲义军”的名义纠集了“满洲马贼”,从背后对俄军反复进行攻击。有人说,“满洲义军”在日俄战争结束时,已经发展到一千人以上。[31]因为“满洲义军”劳苦功高,“义军总统”花田仲之助在战后受到日本军部的表彰。[32]

  日俄战争以后,花田仲之助再次被编入预备役,[33]但依然与军部保持着密切联系。1936年5月和11月,花田仲之助作为报德会会长,两次搭乘日本军舰(乌苏里丸和扶桑丸)来到“满洲”进行视察。[34]在“满洲”,花田主要以“报德会”的名义进行活动,据说在各地受到热烈欢迎。[35]其中缘由,不仅是因为过去“满洲义军”时代的影响力,应该还与他和日本关东军以及情报机关关系密切有关。根据为《日俄战争秘史 满洲义军》一书执笔作序的大本营陆军报道部长、陆军大佐谷萩那华雄的回忆,花田来“满洲”时,他正在奉天特务机关作机关长土肥原少将(写作序言时已升为大将)的辅佐官,1936年秋的某一天,花田仲之助来到该机关,要求搭乘关东军的飞机。[36]1941年11月,“第十三届大阪府下报德会联合大会”召开之际,花田甚至打电报给当时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要求他给大会发贺电。这些事实证明,花田与日本军部之间有特殊的关系。[37]

  

  三、驻屯日军的“特务机关”与“回教”团体

  

  无论是“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还是“防共回教徒同盟”,当时中国许多地方伊斯兰教团体的成立与运营,都与侵华日军的“特务机关”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1月13日,日本驻张家口森冈总领事向有田外务大臣拍发绝密电报,提到“蒙疆”的“回教徒”有“五万至七万”之多,并进一步补充道:“为了操纵和指导这些回教徒,并以此为基础密切联络居住在西北五省的回民族,在蒙疆政权刚刚成立之初,已经根据军部的设想,前年十一月已经在张家口成立了西北回民族文化协会”,“对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回教青年进行精神训练,并在各地清真寺附属的阿拉伯语小学中增设了日语科目”;“上述各项工作由特务机关专门负责,(蒙疆)联合委员会只不过支出经费而已”。[38]

  此外,日本驻承德草野代理领事在向广田外务大臣拍发的“绝对保密”的电报中,对于成立“防共回教徒同盟”的意义作了如下解说:“一,与满洲国的二百万回教徒保持联络”;“将该地作为回教徒的防共本部,并以此为中心,不仅与满洲国的而且与一千万支那回教徒进行团结,支援五马联盟,力图与中亚各国回教徒取得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政治工作员(即义勇军)进行武装,首先支援五马联盟,使其从蒋政权中完全独立出来,然后进入中亚,促使该地区各国独立或排除第三国的影响,在皇国之慈光下完成东洋的皇道联盟”;“预定最近向新疆和阿富汗方面派遣工作员(日本人)”。[39]并补充道:“为了方便与参谋本部取得联络,该会干部渡边清茂和安田德助(均系教务会热河省本部职员)二人于八日由当地出发进京,为了与关东军取得联络,该地的特务机关长荒木大佐于九日出发前往新京。”[40]

  对“同盟”的“第一次实施计划”,草野代理领事给予了高度评价:“据我观察,不仅内容上立意周到、组织具体,而且方针甚为精细。为了保证日本的大陆政策得以迅速顺利开展,不仅准备支援支那边境西域地区回教徒的反共政治独立运动,甚至还支持近东各国的民族解放和印度的独立运动。值得注目之点为:(一)实施要领规定:1,该项工作要始终与当地作战兵团的对回教工作保持一致;2,坚持不懈工作以强化和推动世界回教徒军的自发奋起,根据这一原则,重视回教徒揭竿而起,在表面上最大限度地避免军部进行指导(的印象);3,鉴于本项工作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要警惕不良分子进行策反,重视对人员的选择工作;4,关于本项工作的宣传活动,积极组织和利用民间的宣传网络,原则上排除官方宣传…(三)组建由回教徒独自参加的义勇军,编制为从第一军到第四军;(四)确保与我方大本营及内阁的秘密联络。”关于组建“义勇军”一事,“决定在承德特务机关的指导下”,第一次招收5000人;“关于派遣方法,遵照关东军的指示,另外单独做出计划,以期支援支那西域回教徒的独立”。最后特意强调“对于本项计划,承德特务机关长甚至牺牲自己的时间,始终给与了全力支持”。[41]

  1938年2月7日,“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日本方面职位最高者为“北支那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少将;就任联合会“最高指导者”的是北京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在“联合会最高指导及委员名系表”中,名列联合会主席之前的为茂川秀和特务机关长,以及主席顾问高垣信造。“联合会”开设了日语学校,根据茂川秀和特务机关长的指示,联合会4月9日设立了“回教青年训练所”(回教青年团),第一年招生3期,共训练了47名伊斯兰青年。在毕业仪式上,有毕业生慷慨陈词:“组建回军,正值今日”,由此可以推测:对这些青年也进行了配合日军活动相关的训练。“联合会”得到日军的支援之后迅速扩张,一年之间设立了北京、天津、济南、太原、张家口、包头、河南等7个地区本部,成为一个拥有389个分会的庞大组织。[42]

  “特务机关”是归属驻扎于各地的日本侵略军的组织。从很多现象可以看出,有关中国“回教”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由日本侵略军负责。例如,1938年9月到10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原文如此——引者)组织的“回教徒访日视察团”对日本进行了访问。团长虽然是由当地的“回教徒”担任,但两位“指导者”则均系日本人,其中一人还是“特务机关员”。引人注意的是,负责接待这次访问的并不是日本政府外务省而是陆军省。此外,1939年“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回教徒代表团”出席“东亚回教徒恳亲大会”及“回教展览会”时,同样也是由日本陆军省负责接待。[43]根据“大日本帝国张家口大使馆事务所”提交的名单,1944年3月时“蒙古自治邦”中央机关聘请以及已经退职的日本职员共计236人。从该名单来看,这些日本职员以前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但是“回教委员会”的5名日本人顾问中,除了1名女性之外全是现役军人。[44]

  1938年4月,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外务省为中心,陆军和海军相关人员组成的“回教及犹太教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制定“回教对策”为“急务”。[45]8月该委员会又向内阁总理大臣以及各大臣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回教对策的报告”强调了“与分布在亚细亚大陆回教徒建立友好亲善关系,以确保从背后对支那进行牵制”的重要性。[46]当年9月,外务省情报部制定了《支那事变后情报宣传工作概要》,提出“作为外务省,在情报、宣传和谋略问题上不分对内对外”的方针,规定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工作的目的为:“广泛收集情报,以至于了解支那的抵抗能力、各国的援助情况、人心动向”。并且做出下述具体决定:“由民间某团体开设研究所,以培养优秀的谍报人员”;在中国构筑“北支”、“中支”和“南支”三张情报网;在驻北京、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领事馆中增设情报主任、调查研究班和谍报工作班,其工作任务为:“侦查并粉碎(苏联和中共的)妄动”、“防止和镇压由国民政府进行的策反”、“监视政局和民众的动向”。[47]事实上,日本外务省在中国建设情报网的工作在此之前早已开始。如1922年5月,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就已经雇佣了“一名支那人作为谍报人员”。[48]

  总之,日本外务省不仅非常重视在中国开展“回教工作”,而且具有与“回教徒”打交道的能力。但是,通过以下各种实际活动可以看出,日本在中国的的“回教工作”一直是由驻扎在当地的侵略日军负责。

  1939年3月,在属于蒙疆联合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日本“驻蒙军”)的管理范围内的包头,发生了“文化学院”(内设“回教青年日语学校”以及附属夜校)由于接到“驻蒙军”“命令离开”的“谕示”而不得不停办的事件。这座学校的教员是森、菅沼两位日本人(档案中只有两人姓氏,未记全名——引者)。按照日本驻张家口的森冈总领事的说法,这件事的起因为:文化学院由以“满洲国”的热河省为根据地的“防共回教徒同盟”经营,“其一部分经费由满洲国协和会本部支出,而且和回教同盟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违反了驻蒙军的方针进行工作”,“此外,当回教本部由承德迁往包头之际,他们没有与驻蒙军及蒙疆联合委员会联系,而直接与东京的中央军部进行联系等,事后被察觉”。[49]由此可知,在侵华日军中存在以下原则:即便是遵循日本政府“回教工作”方针开展的事业,与“回教”相关的一切事项均属于驻屯当地的日本军队的专管事务,必须接受他们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所以,当与“满洲国”方面有联系的回教机关进入“驻蒙军”的管辖地域时,尤其是他们绕过“驻蒙军”而直接与东京方面发生联系之事被发觉后,就遭到了“驻蒙军”的驱除。

  

  四、“回教工作”中的“回教徒”军阀

  

  在日本对中国“回教工作”的构想中,经常出现“五马联盟”一词,指以西北地区为根据地的五名“马”姓“回教徒军阀”的联盟,但是从这些关于“回教工作”的档案文书中至今没有发现一件日方所指“五马”究竟是哪五位“回教徒军阀”的文件。中国国内也有“五马”之说,但随着时代的不同,所指人物有所不同。民国初期的“五马”是指甘肃省督军马福祥、宁夏护军使马鸿宾、甘边宁夏镇守使马麒、凉州镇守使马襄廷和甘州镇守使马麟;而20世纪30年代的“五马”是指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以临河地区为中心的中央军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以凉州为根据地的中央军新编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活跃在甘肃西部的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马仲英。这些“回教徒军阀”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组成过一个政治联盟。此外,“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认为“中国回族中军事方面的实力派人物”为西北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芳、马麟,以及原籍桂林的白崇禧(国民军总参谋长)。[50]

  1938年12月13日,日本驻厚和(呼和浩特)领事胜野敏夫在向外务大臣提交的报告中,对“回教军”进行了详尽分析:“虽然一般将其称为回教军或回教将领,但实际上却与分散驻扎在各地所谓的军阀之间并无太大差异,称他们为回教军阀也并不为过,他们当中并没有真正打算提高全体回民生活水平之人。因为当地居民经常受到他们的盘剥和压榨(对于汉族犹甚),所以并无一人一直全面得到当地居民(回民)的支持。”他还逐一评论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和马仲英的实力、人格和在民众中的声望:“1,马鸿逵:典型的军阀将领,只对保持自己的势力有兴趣,长期对当地居民进行残酷剥削,在回民和汉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声望……因此居民中的有识之士及其部下中的不满分子等私下均有欲排除马鸿逵的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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