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崔卫平 高全喜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62 次 更新时间:2012-08-24 22: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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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本文系萧功秦先生的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出版座谈会的纪要。

  会议时间:2012年8月18日14:00-17:30

  会议地点:北沟沿胡同28号《看历史》杂志社

  会议主题: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出版座谈会

  出席嘉宾:萧功秦、刘苏里(主持人)、周志兴、马勇、华生、黄纪苏、荣剑、白夏、笑蜀、王炎、李伟东、黄宝忠、崔卫平、高全喜、穆军、江荣生(排名不分先后,参照现场发言时间顺序)

  

  刘苏里:今天到会的,“老同志”多,年轻人少。三十年前就是这拨人拿着话筒,说了三十年,从黑头发说到白头发,“说事”似乎成了这代人的宿命。今天这个话题尤其跟这批人有关。围绕新权威主义争论,是80年代的事嘛,在座的王炎、荣剑先生都比较清楚,还有一些当事人不在场。我看了今天出席者名单,基本上没有两个极端的,此外立场光谱分布,无论按照什么标准去划分,都比较均匀。

  今天我受托来串场。书的作者就坐在我旁边,是我们熟悉的老战士、老朋友,出版者有两位代表也在现场,一个是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黄宝忠先生,一个是“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我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多邀更年轻的人来参加,他们应该是主说者,我们应该变成旁听者。

  闲话少说。书已提前递给大家了,好多人翻过了,即使没翻过的,只要这张脸摆在这儿,大体就知道他会说什么。80年代新权威主义争论,到现在已快30年,中间萧功秦先生有一些转变,书里写的很清楚。今天讨论会的主办方,还有共识网。先请周志兴先生代表主办方讲几句。

  周志兴

  周志兴:其实我没有太多的话说,今天是8月18号,早上起来我就想着这个日子,46年前的八一八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那时候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天还没亮就到广场集合,几十万红卫兵等着老人家接见,46年过去了,这个日子还是挺值得注意的。如果说激进主义,那时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激进主义,刘苏里说到年轻人,当时在广场上的都是年轻人,所以有的时候光有年轻人也不行,年轻人是比较容易受到挑动的,而且年轻人也会做一些不理智的事,但是确实也需要年轻人。

  上礼拜翁永曦在我们家,他就对我说,他说希望我找一些年轻人一起吃顿饭。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当年他们搞改革的时候,那时候华生也是改革的先驱和代表人物,那时候他也年轻,翁永曦他们都年轻,改革是在这些年轻人的推动下做起来的。他说能不能这个礼拜也找一些年轻人聊一聊,我说可以我来找,结果还没找他住院了,就没有找成。但是我认为他的思路是对的,从我们改革的经验来看,需要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会成为改革的动力。刘苏里的话有道理,我们这些人30年后还在讨论,但是你不知道,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不带你玩,人家自己在那讨论,再过30年他们可是还是这些话,30年前也是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把这个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这个圈子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是我们要做的。

  同时看这本书,我们同样要做的就是把各种思想的人融合在一起,其实我不是很赞成左、右这样一种简单的定位,但是现在又找不着特别合适的词来形容它。所以我们还只能说左、右,我们做了一个共识网,做了一本领导者杂志,特别是共识网,他的名字就决定了是要争取能够大家取得更多的共识,所以我也希望能够认识更多不同思想的人。包括我受尚红科之托,我也请了韩德强,德强给我说要出差,就没有来成,当然我还请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是因为出差没有来成。但是我觉得不同的人要经常在一起交流,左派、右派和中间状态的要在一起交流,我们不同的人也要在一起交流,左派的、右派的、和中间状态的要在一起交流,同时我也认为我们不同阶层的人也要在一起交流,学者、企业家和官员。我们今天会的缺陷是,企业家和官员没有了,我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急躁,我们还是要慢慢来推进它的改变。这就需要大家多交流,互相了解想法。今天这个会是尚红科他们的出版机构,还有浙大黄博士他们一起来做的,我们就是出来做个场子。我记得去年张木生那本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也是刘苏里在当主持人,他说了一个观点说不想当主持人,当了主持人没办法吵架了,我认为你当了主持人还可以吵架,实在不行我替你主持,我就说这些。

  萧功秦

  刘苏里:谢谢老周。我忍不住的时候,就把话筒交给你。下面请作者萧功秦先生做一个主题发言。

  萧功秦:过去参加过很多学术讨论会,那么多朋友聚到这里来评我的这本书,这样的场合我还真是第一次。我的第一本书《儒家文化的困境》是1986年出版的。到现在已经26年了,这是我的第九本书,和前八本书相比,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具有更直接的现实关怀,更切近当下现实,它的理论和学理色彩更少些,更具可读性。但这并不是感想式的议论,我深信,我是把自己20多年来对历史与政治学的严肃的理论思考,融合到了我的这些文字中。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大部分是由访谈录与讲演稿构成的,提问者的问题是鲜活的,他所感兴趣的问题,都是当下读者所感兴趣的现实问题,是对转型中的困境与摆脱困境之道的彼此交流与讨论,这使得这本书的现实感特别强,我想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中心意思,那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克服焦虑感,超越左右之争,第二句话是坚持中道理性,第三句话是,迎接共和国再改革时代的来临。我的总论是在这本书稿基本整理完成以后写成的,四十六页,整整写了四个月,把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都概括进去了,这个总论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写得最长的文章了。

  总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思考了很久,那就是中道理性本身具有这样的两难矛盾:当社会矛盾并不严重时,治国者往往对中道理性不重视,依然故我,丧失了温和改革的时机,当社会矛盾发展到极其严重时,治国者确实是想采取中道理性的原则推进改革了,然而,此时恰恰到了受治者最容易受激进革命的吸引的时代。清末的新政改革就是如此,这是各国集权体制现代化历史中往往发生的悲剧。中道理性的悲剧在于,在前一阶段,当权者不听,在后一阶段,老百姓不听。在书中我引用了严复书房里曾经有一副十六字的对联:“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表面上看,这是严复对自己中道思想的自信,从更深层看,这正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激进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一个不得志的思想先驱者的内心痛苦的真情流露。下面,我先把总论的意思向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谈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形成的现行政治体制模式,这是认识中国国情的关键。我们都生活于其中的体制,是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形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后革命型威权政治”。它从革命体系中演变过来的,它吸收了很多革命时代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用来再建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下的威权政治,通过这种威权政治来推行中国的现代化。我有时把它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指的就是它是以特殊革命体制转型而出现的模式,而这个现代化的模式,就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模式,它的优势是利用革命时代转化过来的组织资源,重新形成现代化的动员系统。应该说中国30年的发展变化是举世瞩目、不可否认的,从我们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应该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自洋务运动150年来,国人梦寐以求的那个富强的目标,至少可以说在向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这一种体制在我们发展过程中,的确有其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这一点我想谁都应该充分肯定。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后革命型”的威权政治,有一种先天性的弱点,这个弱点是所有的经由“维新路径”转化过来的体制模式都具有的特点,那就是,它和旧体制、旧观念与旧的意识形态思维的剥离能力很弱。这也很容易理解:它要利用原有的体制和文化资源,来建构它的动员能力,这样,它本身和旧体制的剥离能力就一定是很弱的,这是必然的现象。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它的自我创新能力很弱。

  问题就在这里,当这个社会已经日益多元化,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发展创新能力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与社会结构时,体制的惰性就约束了改革向前发展的动力。再加上官僚体制本身所具有的习惯惰性等等因素,使得中国的改革,一旦陷入困境,就很难通过改革来克服,而往往只能通过强化体制的刚性控制力来解决,治理者往往还认为这是我们体制的优势。实际上从目前看来,久而久之,我认为现实中存在五种积重难返的基本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威权政治自利化的倾向,第二个是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化,第三个是国富民穷,第四个是国有病的困境,第五个是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所有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具体内容书里都有,就不再这里重复了。这五大困境合起来,产生的社会矛盾积累,就形成了目前出现的一些左右两种激进主义思潮的崛起。一个是要回到文革方式上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激进左派要用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打倒走资派的革命来解决困境,另一种就是要来一场茉莉花式的自由主义革命,换一句话说,就是激进的西化主义思潮。这两种激进主义都力求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条,作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方向的历史选择,这是2003年到现在10年里面越来明显的倾向。

  应该说,左右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我们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从辛亥革命到共和国的改革前时代,左的激进革命思潮和右的激进西化思潮,都有深厚的文化土壤。从价值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话语系统、意识形态,我们中国过去都有左与右的激进主义遗产,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它们就很容易被激活起来,并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选择,这就是“死的抓住活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还是用简单的维稳思维来应对左右两极的巨大的挑战,而是不能够真正地切实地解决问题,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积聚,愤无所泄的人们就会被左的或右的思潮所吸引,接着就会进入左右之间的社会拉锯冲突,在左右拉锯战中,社会将走向分裂,这些年来,左右之争正开启着这种接锯战的序幕。两股激进势力各有它们的意识形态话语、理论、价值信仰,各有它们在民间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甚至可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魅力”。在左右激进主义的“革命”冲击下,中国倒退到乱世中去,倒退几十年是决不是不可能的,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已经被清末以来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所证明并为大家所熟知的。

  我在这本书里特别强调,我们要警惕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三种危机类型。一种是茉莉花革命模式,第二种危机就是新文革模式,第三种是左的思潮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极端国家主义模式。根据我的研究,极左的东西在危机条件下,很容易蜕变为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只要读读几年前的《中国不高兴》,你就可以感觉到左与国家主义相结合的思潮已经在现实生活存在了。事实上,二战前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家与青年军人,许多原来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左派分子。例如北一辉,当他把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与对内反对财阀资本主义结合到了一起,就变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历史教训,中国人一定要记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一种中道理性的原则,中道理性强调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渐进原则,通过在威权体制下面,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大步,来化解社会矛盾。

  中道理性的第二方面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变一元整合为多元整合,通过发育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的多元整合方式,来辅助威权政治,从完全的一元整合,变为一元整合为主,多元整合为辅,再变为多元为主,一元为辅,最终实现执政党领导下的宪政民主,从而化解社会的矛盾,迎来中国的民主富强时代。

  中道理性的第三方面,我强调的是多元试错,通过多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在困境的一些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公民社会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观三十年的历史,总体上来说,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走歪,它目前的大方向基本上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一般逻辑的,很多研究后发展国家的学者指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逻辑,和发达国家有相当的区别。我觉得中国可以通过五步逻辑,从后革命的威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

  第一步就是邓小平已经完成的,改革派掌权,第二步就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这一步就是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做的事情,只有经由改革者掌权,才能做到经济转型,只有经济转型,才能经济起飞,到20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起飞是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的。

  第三步就是民生工程,只有经济起飞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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