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坤:论设立奴役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5 次 更新时间:2012-08-24 22: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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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进入专栏)  

  

  【摘要】近年来,种种工奴与性奴罪案频发,山西黑砖窑的恶性奴工罪案将奴役罪行及奴工的苦难昭示于天下,激起人神共愤。但是,黑砖窑案的判决却没有一人按照现行刑法的“强迫职工劳动罪”定罪量刑,且实际量刑明显失衡。这表明现行刑法存在明显缺陷:立法者专设的法条无法达到立法目的,而司法者实际适用的法条:故意伤害和非法拘禁在法理上又说不通。在国际社会,奴役罪是惩治此类罪行的专设法条,设立奴役罪严惩此类严重反人类罪行也是国际人权法的要求。此类罪行的多发表明设立此一法条是保障人权、建设现代社会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建议;设立;奴役罪

  

  一、问题的缘起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展开,奴役劳动这一古老的罪行在前几年就不断见之于媒体,央视去年的一个报道实属触目惊心:河南郑州有一个人贩子市场,人贩子将急于找工作的人或骗或用暴力拉到窑厂,强迫干活,不发工资,派打手日夜监视防止逃跑,逃跑者被抓回后则加以毒打。尤其可恶的是,受害者中有30%左右是智障者。其中一个贩子叫周景涣,她送一个人到砖窑场,价格是350元,她从火车站人贩子手里收每个人是130元,再除去生活费用和路费平均每个人50元左右,每贩一个人她大概赚170元。据保守的估计,她一年贩卖的奴工在1000人以上。这一报道使我感受到已经存在一个从欺骗、贩卖到奴役劳动的庞大的市场化运作的反人类机制,在这一机制下有难以计数的人的尊严受到侵犯,过着奴隶的生活,而我们的刑法却缺乏有效的惩治手段。从媒体有限报道的情况来看,大多适用刑法第244条,而刑法第244条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显然罚不当罪。且依照刑法第244条无法惩治如周景涣那样从事借“介绍工作”为名而骗人为奴或买卖奴工的犯罪行为。为此,2006年8月12日我在自己的博客(http://guyan.fyfz.cn/)上写了一篇随笔:《现代奴隶贩子的刑事对策:设立“奴役罪”》。

  央视的报道只披露了“贩卖”奴工的事件,对于那些奴役人的老板的惩罚最后未见报道。考虑到被贩卖者众多,相应的“奴役犯”当也不在少数,如此众多且严重反人类的罪犯没有得到惩罚,作为一个法律人,实在心有不甘。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天终于来到了。2007年,山西洪洞县的黑砖窑奴工案,以其涉案人员之广、犯罪手段之残忍终于将奴工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暴露在国人面前,引起举国震动,高层震怒,6月19日,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再次撰文建议设立奴役罪。6月28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提出关于刑法增设奴役罪的建议,并以特快专递“上书”全国人大。

  7月17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冀民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黑砖窑”案审理结果,宣布涉及黑砖窑事件中的7案29人已审理完毕,并作出一审判决。另5起案件还在审理之中。法院公布的判决结果是耐人寻味的:包工头衡庭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打手”赵延兵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衡明阳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刘东升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黑砖窑窑主王兵兵纵容衡庭汉等人非法拘禁强迫民工超常时间超常负荷劳动,且有亲自殴打和提供交通工具追找逃跑民工的行为,并伙同衡庭汉从火车站骗回民工3名。同时,王兵兵还饲养了4只狼狗在砖厂看场护院,他被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这一判决结果告诉我们两个法律问题:(1)上述被判刑的罪犯没有一人被以刑法244条的“强迫劳动罪”定罪,而是以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这无疑表明,“强迫劳动罪”无法适用于奴工罪行。(2)现在的判决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掩盖了各个罪犯间的“共同故意”,因而量刑上出现失衡。上述判决是以各个罪犯的单个犯罪的形式判决的,而事实上各个罪犯之间存在共同的故意——奴役,“窑主”、“承包人”、“打手”只是罪犯之间的分工,他们都是“奴役罪”的共犯。它的结果之一就是对于奴役罪的主要罪犯量刑过轻——黑窑主是奴役犯罪的首犯,他应当对整个“奴役罪”承担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非法拘禁罪”负责,即他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是依照现行刑法的“非法拘禁罪”量刑,九年徒刑无疑已经很重——刑法第238条规定,一般的“非法拘禁”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非法拘禁“致人重伤的”,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王兵兵并没有“致人重伤”情节,严格按照现行刑法,王兵兵最高只能判三年有期徒刑。这表明现行刑法存在明显的漏洞。

  

  二、奴役罪的构成及现行法条检讨

  

  奴役劳工行为的泛滥而为此专门设立的刑法244条强迫职工劳动罪却不能适用,与此同时,依据现行刑法作出的判决又是那样的不合逻辑,不能使罪犯得到应得的处罚,问题出在那里?让我们先对奴役罪的构成作一简单描述。

  奴役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指一切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需要指出的是,公务员犯此罪当从重处罚,其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公务员本有维护公民权利的义务,他违反了特殊的义务;因为公务员手中的权力使公务员犯奴役罪的危害性更大;公务员犯此类罪在侵犯了公民个人权利的同时,也构成对公权力威信的侵害。在主观方面,奴役罪是故意犯罪,是无视人的尊严并且役使人的故意。奴役罪的客观方面是将他人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供自己役使的行为,控制的手段可以是直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及其他一切足以使人无力反抗或失去反抗意志的行为,对智障人和儿童的奴役从重处罚。应当指出,奴役罪的客观方面通常表现出暴力的使用,用暴力剥夺人的自由,但是,暴力的实际使用甚至暴力的威胁不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一切足以使人无力反抗或失去反抗意志”并供自己役使的行为均构成本罪。例如澳大利亚的唐蔚性奴役案。另外,奴役罪的延伸及于“贩卖或者以任何方式买卖处于受奴役状态或者类似状态的人”的行为,因为此一行为使奴役罪得以市场化运作,使人陷于奴役状态,因此,对此类奴役罪的惩罚应当重于一般的奴役行为。奴役罪的客观方面是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从权利方面看,他侵犯了多种权利:人身权、财产权等私权及公权,一句话,他使人不成其为人。还应当指出,奴役罪保护的不仅是“公民”,而是所有的“人”,不管奴役了什么人??——外国人亦然,行为人都应当受到惩罚。奴役罪的构成与人的处所无关——工厂、机关、学校、家庭、旅馆、洗头房或别的任何地方,它的关键是对人的奴役,使人处于无尊严的境地。它也与加害人实际所要达到的目的无关:谋取不正当利益、性侵犯、生育甚或从奴役中获得快感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奴役罪客观方面的“役使”是广义的,包括一切“使用人”为达自己目的的行为。现实的奴役行为主要包括两种:工奴和性奴。工奴是什么,相信山西奴工事件已经清楚地告诉了大家。

  至于性奴,在中国则基本没有受到追究。多少年来,贩卖妇女儿童的反人类行为成为多发性犯罪,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媒体报道,单单是四川一地一年被贩卖的妇女儿童就达数万。这一现象的泛滥与所有以“买老婆”形式出现的性奴役罪都没有受到追究有关。大约在2002年前后,同样在山西,就发生过整个村庄的人将买来的妇女挖地道藏起来,与解救的公安对抗的事例。没有听说一个“买老婆”的人受到追究。我们国民的潜意识里,看重的是钱,“他花了几千块钱买来的人,就是他的老婆”。司法机关则看重那个违背妇女意志的所谓“结婚证”。有许多妇女被拐骗到一个地方后,失去了自由,终身沦为性奴。到后来,由于自身年老或者生子,她们就“自愿”了,这不能成为“性奴役”免罪的理由:哀大莫过于心死,性奴役毁了这些人的一生!还有哪些被迫在洗头房、浴室等地为老板所控制的性奴,肯定不在少数——从媒体不断对“刚烈”女子的报道中就可以作此判断。

  对奴役罪有了一个大概的界定以后,让我们来对现行刑法中的相关法条作一番检讨。

  先说强迫劳动罪(刑法244条)。强迫劳动罪用来惩治奴役行为是明显不当的,其理由有三,第一,主体不合。刑法244条规定的是“单位犯罪”,它处罚的是“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行为,而奴役罪的主体应当是个人而不是单位。第二,刑罚太轻,与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相比,明显失衡:非法拘禁罪的最高刑期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244条的法定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一般的限制自由(非法拘禁),较之长期限制自由,强迫劳动、长期的抠打等等对人的奴役所产生的伤害孰轻孰重是一目了然的。第三,244条禁止的行为是“强迫职工劳动”,严格说来不能适用奴工案件,因为“职工”的身份是契约的产物,而奴工则是被欺骗、强拉、通过暴力的“禁锢”或暴力相威胁被迫为加害人从事无偿劳动的人。他与加害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契约关系,根本不是加害人的“职工”。另外,即使撇开上述三点,244条规定本身也是不妥当的,它将“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这类严重侵犯人类尊严的奴役行为用“强迫劳动罪”来惩治,而且处刑如此之轻,显然是没有认识到此类行为的反人类性质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再说司法实践中常用的、与奴役罪相近的两个罪名: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这两个罪名比强迫职工劳动罪可以“相对有效”地惩罚奴役罪行——这是指它们的刑罚较重,但是在刑法理论上却是说不通的,因为非法拘禁罪与故意伤害罪在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和侵犯的客体三方面都与奴役罪不同,适用这两个罪名无疑罚不当罪,而且带来判决正当性论证的困难。让我们分别从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和侵犯的客体三方面将上述两罪与奴役罪作一比较。

  在犯罪故意方面,非法拘禁罪的故意是限制人身自由;故意伤害罪的故意是“伤害他人身体”。与此不同,奴役罪的故意是将人处于非人状态供自己“役使”,从对被害人的“役使”中获得犯罪利益是其故意的核心,而不仅仅是“剥夺自由”,更不是“伤害”。只要能够通过其他手段能够“役使”人,则伤害被害人对于本罪来说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一个健康的奴隶比一个生病的、或者残废的奴隶更有利用价值。

  在犯罪的客观方面,非法拘禁罪表现为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非法拘禁罪通常使用暴力,但是“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故意伤害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拳打脚踢、刀砍枪击、棒打石砸、火烧水烫等等加害人的身体的行为。与前两罪不同,奴役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违背他人意志地“役使人”,“使用人”,把他人当作工具,不当人。为达此目的,限制自由是必要的,但是,本罪不限于“限制自由”,而是要被限制自由的人违背他自己的意志、按照加害人的意志从事一定的行为,例如,从事家务劳动、田间、工厂的劳动、种种杂役、性服务等等。至于伤害,这不是奴役罪的常态,只是为奴役创造恐怖气氛所需要,伤害只是奴役罪从重处罚的情节,不是构成本罪的必要要件。还需要说明的是,奴役罪通常伴随有暴力,但是,暴力也不是奴役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例如前述澳大利亚的判例,老鸨并没有殴打行为,甚至也没有用暴力“限制自由”的行为。对于山西的奴工,相当一部分的老板只是用一条大狼狗看门,并没有人身伤害甚至没有直接用暴力“限制自由”的行为,但是这已经足以使人处于奴役地位。因此,任何使当事人处于无法反抗、不敢反抗的处境,并役使他,就构成本罪。

  在侵犯的客体方面,非法拘禁罪侵犯的是人身自由权,故意伤害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健康权。而奴役罪侵犯的客体则是人的尊严,或人格尊严,是不把人当人。如果从侵犯的权利这个角度来看,奴役罪侵犯的是复合客体:它侵犯了人身自由权、健康权、财产权等等与人身、财产相关的民事权利;不仅如此,它还侵犯了人的公权利:例如选举权、被选举权、集会权、结社权、参加社区活动的权利等等一切公权利。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故意伤害罪的伤害只是指对身体的“物质的”伤害,不包括精神的伤害,而奴役罪对人的精神健康构成极大的伤害,在山西黑砖窑案中,就有一位江苏的受害者患上了精神病,这对被害人来说意味着终身的痛苦。总之,奴役罪使被害人不成其为人,成为加害人的工具。

  从上述犯罪故意、犯罪的客观方面、侵犯的客体三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可能清楚地看出,奴役罪是与非法拘禁罪和故意伤害罪存在质的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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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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