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埃文斯:国家的衰落?——反思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5 次 更新时间:2012-08-23 09: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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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埃文斯  

  

  [美]彼得·埃文斯 著 杨望平 译 我要评论

  

  约·彼·奈特尔(J.P.Nettl)1968年撰写了关于国家的经典文章,试图说服与他同时期的社会科学家,使他们认识到,国家是“存在的,任何概念性的重构都不能消解它”。正如奈特尔所描述的,对国家的分析“并不流行”,而他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学术现象。他坚信“国家性”(stateness)——国家机构的核心地位——在各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体现,而且,只有重新将国家作为政治分析的中心,我们才能理解政治行为和政治机构。在此后30年里,奈特尔的观点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国家性问题重新获得并保持了奈特尔所主张的重要性。而且,他所发起的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减弱。?

  尽管奈特尔的观点已经得到证明,但是证实的形式和内容却颇具讽刺性。对国家的兴趣提升了,但是兴趣点在于国家对经济的重要性,这是有关国家的争论复兴的关键,而奈特尔的文章则完全忽视了经济学。[1]这种学科上的变化,部分导致了对相关利益定义的变化。对于奈特尔来说,国家性之外的选择是公共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其他的机构(例如英国的政党,美国的法律和法治机构)变得显著。当前的争论更多关注的是公共权力对私有权的控制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而不是公共机构的形式。重新唤起的、对市场作用的政治信仰,加上对公民社会的新的发现,催生了一系列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形式,作为公共机构的替代,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系列关于“国家衰落”的争论。?

  理论视角的变化与国家地位在现实中的历史性变化是分不开的。奈特尔文章发表以来的几十年里,对国家的要求已经萌发了。在加入经济与合作组织的国家里,人口膨胀促使转移支付增加,继而导致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翻倍。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快速发展的期望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而政治和政府机构发展滞后,导致了前景不明的“能力差距”。在一部分发展中地区,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衰落已经发生,政府机构已经完全崩溃。即使在机构没有面临崩溃的地区,公共机构的能力也逐渐遭到侵蚀,令人担忧。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在90年代,要忽视国家的存在是很困难的。?

  从奈特尔的分析角度来看,最具讽刺性的可能是世界舞台的变化对“国家性”的影响。在奈特尔看来,国家相对于世界体系的作用是不变的,它只会加强国家性,即使国内机构对此表示否认。[2]30年后,对世界舞台的看法已经大为不同。旧的两极世界体系已经瓦解,削弱了以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和军事敌对势力主宰国际关系的权力。同时,获取跨国经济收益的机会增多,这就为一系列新的、关于国家已经不合潮流的论证做了铺垫。根据这些论证,跨越国界的经济交易进一步发展,减损了国家权力,使其作为经济行为主体边缘化了。奈特尔认为能加强国家性的舞台现在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权力。?

  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与资本流和商品流同样重要,奈特尔的分析也确实预见到了这些变化中的一个关键方面。奈特尔认为,英格兰是“无国家性社会的典范”,“美国式的社会政治自省使得任何对国家的正确认识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在奈特尔发表文章之前的25年里,对国家性的相对忽视是“社会政治重心向美国倾斜”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如今,盎格鲁—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扩张处于畅行无阻的霸权地位,是塑造当前世界经济特征最强大的力量,包括树立有关全球化会影响国家衰落的认识。?

  在这种环境下,要坚持奈特尔的方案,就必须寻找新的出发点。不能再将“无国家性”(statelessness)简单地视为盎格鲁—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而必须将它视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思想意识,以及可能实现的制度现实。因此,首要的问题成为:国家的衰落是否可能?如果可能,这种制度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诀窍在于,要认真对待国家衰落的问题,但是又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的回答。?

  本文要论证的是,国家衰落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却不太可能发生。目前关于衰落的论述只是回应了关于国家能力危机确实存在的观点,而且绝对是消极的、防守性的回应。危险不在于国家会成为边缘化的体制,而在于吝啬的、更压迫式的国家组织方式会成为避免公共机制崩溃的唯一出路。对国家衰落的过度关注使我们无法考虑这样的积极可能性,即通过努力提高国家能力,使国家能更有效地满足它所面临的新的需求。最终,我们应该往回追溯,找到与奈特尔的原始方案接近的办法,比较不同种类的“国家性”以及它们产生的结果,不过这次应该更明确地考虑到全球化的影响。?

  本文从考察全球化对国家性的影响出发,论证了全球化的结构性逻辑以及世界经济过去一段时期内的历史发展既为“高度国家性”也为“低度国家性”提供了基本原理。文章进一步论证了经济全球化与低度国家性之间不存在明确的逻辑联系,因此,世界秩序中的规范和意识形态成为确定全球化对国家性影响的关键决定因素。在考察了全球化之后,本文进而转向当今关于国家的理论视角,并论证这些视角既是对当代世界秩序的深刻认识,也是影响这一秩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面貌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探讨了这一分析对国家性未来实现形式的启示意义。?

    

  一、全球化以及国家的作用?

    

  最近一期的《代达洛斯》(Daedalus)杂志用“减弱的”、“有问题的”、“空洞的”等典型形容词来修饰当代国家。[3]“国家权威已经向上、向下以及向侧面流失了”,在有些方面甚至“完全消失了”,全球化虽然不是导致这种观点的唯一原因,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全球化主要通过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渠道产生影响。在过去30年里,跨国经济关系已经变得越发重要,其特点也改变了,这就为国家行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限制性更强的背景。这些结构变化带来的政治影响又受到越来越处于全球霸主地位的盎格鲁—美国意识形态的引导。?

    

  (一)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奈特尔在其文章的结尾称,“仍然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这个常量就是世界舞台上每个国家的国家性的始终如一的发展”,这个论断现在已经被推翻了。现在认定的常量是国际舞台对国家性的负面影响。现在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通过跨越国界而不是国内的私有交易产生,要维持国家作为世界舞台上主要演员的形象变得越发困难了。传统的华尔兹逻辑(Waltzian logic)认为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仍然是“跨国体系”的驱动力,虽然没有人对此表示质疑,但是在后两极世界中,无声的权力争斗使国际关系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私有逻辑的腐蚀和影响。奈特尔将国际舞台比作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国家就是“人民”,但是,在当今的世界秩序里,虽然国家处于独特的政治地位,不过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国际舞台上最具有经济实力的“公民”是跨国公司。?

  跨越国界的交易和组织联系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了全球化的基石。世界各国的进出口增速比国内交易快1.5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翻了一翻,这还只是开端。外资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是贸易的3倍,其他形式的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联合、转包等)很可能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4]?

  贸易的特点发生了变化,从而扩大了贸易和投资的影响。贸易不再是国内生产体系之间的商品交换,而越来越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而不是国内组织起来的生产网络内的商品交换。商品生产是通过将各个不同国家内进行的生产过程结合起来实现的。某个国家是被纳入全球生产网络还是被排除在外,取决于私有公司的决定。国家可以努力增强自身的吸引力,但是无法通过指令确定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

  在典型的现实主义世界里,经济收益的获取是与传统的、军事形式的、治理国家的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力强大的经济行为主体会关注“它们”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能力,正如国家管理者会关注“它们”企业家的能力一样。国家经济能力是军事(从而也使外交)实力的基础。领土扩张是控制新的生产资产的一种途径。但是,全球生产网络使得通过领土扩张获取经济利益的预期变得不靠谱,从而降低了现实主义治国方略的回报。获取资本和技术靠的是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者建立战略联盟,而不是对某一国领土的控制。在劳动力过剩的世界经济中,对大量领土和人口的控制更多是一种负担,而不是财富。?

  只要私有经济体还依赖国家所提供的政治环境,那么它们就有理由认同本国的政治成功和期望。强大的国家可以为获取私有利润提供支撑;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也可能对利润构成威胁。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所称的“世界网”的操纵者没有充足的理由认同国家扩张领土的野心和焦虑。从这些网络的角度看,整个跨国体系是经济基础机构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分裂和不安定的源泉。?

  极端全球化的金融体系是资本跨国流通和建设全球生产网络的基础,它的运作在经济领域对公共权力构成了根本挑战。资本的自由流通是始终存在的,国家也常常依赖国际金融公司之间的合作,但是过去2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奈特尔在写文章的时候,固定汇率制度还有效,大多数工业国家仍然可以对资本流通实行控制。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对资本的控制已经解除,货币的价值也由市场而不是国家决定。通讯和信息系统的发展也扩大了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影响。?

  文森特·凯博(Vincent Cable)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当前全球金融市场与单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之间的不均衡:“世界金融中心每天的外汇交易超过了一兆美元……比所有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总额还要多。”结果导致了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所谓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独裁”。如果私有金融交易者们认为一个国家实施的政策是“不明智的”,那么,这个国家将会受到惩罚,它的货币会贬值,获得的资本也会减少。[5]?

  这些全球化进程肯定会促进所谓的国家权力的消失,但是中间的联系不如一开始看起来的那么直接。国家的黯然失色并不是因为它越来越依赖贸易这一简单的事实造成的。现有的跨国数据显示,对贸易的高度依赖是与国家作用的增强而不是减弱相关的。此外,对过去30年里经济上最成功的国家的考察表明,在全球化的经济中,高度国家性甚至可能是一种竞争优势。?

  20年前,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注意到,在发达工业经济体里,开放度(以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与政府规模之间的统计关系是正相关而不是负相关的。与将全球化与国家衰落关联起来的逻辑一样,这一发现所体现的逻辑也令人信服。贸易所占的比重越大,这个国家受到外部引发的灾难的伤害也越大;庞大的公共机构作为平衡力则可以提供保护。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对欧洲小型社会民主制的个案研究对促使这一逻辑起作用的基础制度结构做了说明。?

  这种关系不单是现在所称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大致从1950至1973年)的遗留物。盖瑞特(Garrett)、基瑟尔特(Kitschelt)等人和其他人最近的分析证明,公共机构的构建仍然决定着全球化的影响。[6]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利用当代数据复制并延伸了卡梅伦的统计性发现。通过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数据,罗德里克发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里,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贸易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贸易量越大的国家,政府规模越大”。此外,当罗德里克以此来分析一百多个国家的情况时,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他不仅发现“政府规模(这里指的是政府消费)与贸易量之间存在惊人的正相关关系”,还发现“通过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开放程度,可以很好地预测接下来的30年里政府扩张的程度”。?

  过去30年里,地区之间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表明,高度国家性所能实现的,可能不仅仅是使国民免受外部伤害的影响。在日渐全球化的经济中,它实际上还可能成为一个竞争性优势。奈特尔的文章发表以来的30年里,跨国界的、有组织的生产的辉煌发展可能是占据头条的标题性经济事件,但是,同样可以竞争头条新闻的是东亚地区经济的显著增长。过去50年里,东亚的经济增长显示了各国之间经济等级制度的一次历史性变化,对此几乎没有人会反驳,这种地区性的变化甚至最终可以与250年前西北欧的崛起相媲美。如果全球化的大标题可以帮助论证国家的衰退,那么东亚的大标题则预示着国家性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

  在奈特尔的文章发表以来的这些年里,东亚国家——从北边的韩国到南边的新加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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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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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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