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坤:中国奴隶制的终结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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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进入专栏)  

  

   【摘要】人口买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1906年清两广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上书禁革人口买卖,对人口买卖进行了道义上的彻底否定。此后,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两次分别上《人口议》和《奴婢议》,对种种维护奴隶制的理论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批驳。经过有识之士持续不断的努力,1910年的《钦定大清刑律》终于彻底废除了奴隶制,但是该法规定的生效日期则是民国时期的1912年。中国奴隶制的废除无疑是世界人权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最终实现及人们以它的集体遗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法理问题。

   【关键词】奴隶制;废除;意义

  

   191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下谕颁布《钦定大清刑律》。在这部现代刑法典里,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人口买卖制度被彻底禁止,主奴名义在法律上绝对成为非法,这在立法上敲响了中国奴隶制的丧钟。这一划时代的事件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最值得纪念之事件之一。它在一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消灭奴隶制,无疑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因此,对它的经过作一个描述并作出评价,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开天辟地的悫慎公奏折

  

   这一人类法律史上的巨变讯肇始于两江总督周馥一封伟大的奏折——《禁革买卖人口折》。周馥(1837—1921),清末重臣,曾任山东巡抚、兵部尚书等要职。1904年9月,周馥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上《禁革买卖人口折》就发生在周馥两广总督兼南洋大臣任内。周馥奏折的直接起因是当时一件涉及中英司法裁判权的重大社会危机:即所谓的“大闹公堂案”。而“大闹公堂案”则缘于一件看似平常的刑事案件:黎黄氏贩卖人口案。

   广东中年妇女黎黄氏,系四川官员黎某之妻。黎某在任内因病身故于川,其妻扶柩经上海回广东老家,随身带有自家婢女及为亲戚家所买婢女十余人。依照大清律,当时的婢女买卖是合法的。可当轮船到达上海时,租界外国巡捕见一中年女子带着数量庞大的幼年女子,怀疑涉嫌人口拐卖,遂将其带回捕房协助调查,后起诉至会审公廨。1905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历12月8日),上海会审公廨谳员关炯之、金绍成与陪审官英国副领事德为门开庭审理此案。审理结果是,中国法官认为证据不足,应将人犯羁押候审,补充调查,传召相关证人,两位副陪审并无异议。但在将黎黄氏关押于何处这一问题上,中国主审官和英国陪审官间发生了激烈争执。中国法官认为依法应将她送进公廨的女所关押;而陪审的英国副领事则主张应拘押于西牢,双方各执己见。为此,巡捕与公廨堂役开始争夺人犯并继而引发冲突。随后会审公廨中的中方衙役和租界巡捕也卷入冲突。另一中国副陪审上前劝止,遭到巡捕持棍袭击,官服被扯破,朝珠散落一地。最终因租界巡捕人多势众,黎黄氏被强行带往“西牢”收押。

   黎黄氏被押往西牢后,主审官关炯之在清点现场后即赶赴上海道台呈报事件发生经过,并愤然提出辞呈。英国领事大闹公堂的消息见报后,上海滩民意哗然。数千名商人在上海商务所前集会,社会各团体发出告同胞书,并通电外务部和商部,要求租界巡捕房释放黎黄氏,并惩罚在会审公廨闹事的巡捕。外国领事团则断然拒绝。于是冲突不断升级,参加罢工、罢市的上海市民人数不断增加,群情激昂的民众冲入巡捕房,手持砖石与巡捕发生冲突,19日,巡捕向群众开枪,死伤三十多人。会审公廨以“胁迫罢市”罪名,判处市民数人10年以下徒刑。最后,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黎黄氏被释放。[1]事件得以平息。

   此事关涉中英两国关系,英国人为此会唔了两广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周馥,对此提出质难。[2]此事表面上是程序冲突,背后是一个实体问题——人口买卖的合法性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法律下,买卖人口是合法的,而在英国人看来,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是野蛮的犯罪行为。[3]在双方的冲突中,中方显然处于伦理上的劣势,也使中国官员在外国同行面前很没有“面子”。此事促使正在走向世界的清廷上层开明人士反思奴隶制的立法,他们逐渐倾向废除将人像牲口一样买卖的野蛮法律,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周馥理所当然的成了先行者。于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初十便有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奏折——周馥禁革买卖人口折——的诞生。所幸原文不长,照录于下:

   奏为买卖人口有伤天地之和、未洽文明之化,请旨禁革以昭仁政,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惟天生万物人为贵,圣王御宇首重民生,凡属戴发含齿之伦皆在覆育生成之列,若于微贱无告之民有所歧视,使不得自等于人类,非盛世仁政所宜有也。中国三代盛时无买卖人口之事,惟罪人乃为奴隶。周室之衰始有鬻身之说,秦汉以后变而加历,以奴婢与财物同论,直不以人类视之,举动不得自由,生杀悉凭主命,相沿成俗视为固然。我朝定例逐渐从宽,徽宁世仆则开豁为良,买贵州穷民子女则定以限制,并将奴婢有罪不告官司而殴杀者治罪,白契所买家奴与雇工同论。已迭次推恩有加无已,然仍准立契买卖。本源不塞,徒挽末流,补救终属有限。贫家子女一经卖入人手,身命即属于人,不复能以自主。幸遇仁慈之主尚可偷生,倘遭残暴之家,或虐使等于犬马,苛待甚于罪囚,呼吁无门,束手待毙。惨酷有不忍言者。同此生人独无生趣,实足以干天地之和而累圣明之治。泰西欧美诸邦前者竞尚蓄奴,兽畜豕交惨无人理。近数十年治化日进,深知此为野蛮陋习,非文明之国所宜。英国则糜数千万金币赎免全国之奴,美国则以赎奴之令,兵争累岁,卒尽释放。义声所播,各国从风,全洲遂无复有蓄奴之家,他洲有蓄奴者,咸以野蛮视之。遇有贩卖人口者,各国皆得诘问。诚以好生之德率土所同,重视民命为天下之公理也。今我圣朝振兴政治,改订法律,百度维新,独买卖人口一端,既为古昔所本无,又为环球所不韪,而犹因循未革,非所以彰盛治而示列邦也。臣愚拟请特沛殊恩,明降谕旨,革除此习。嗣后无论满汉官员军民人等永禁买卖人口,违者以违制论。其使用奴婢祗准价雇,纳妾祗准媒说。从前原有之奴婢一律以雇工论,身体许其自主,有犯按雇工科断。所有律例内关涉奴婢诸条悉予删除,将见皇仁所被,万类昭苏,义问所宣,寰瀛翕服,蔚为旷古未有之盛举,虽汉文帝之除肉刑、唐太宗之放宫人未足方圣德于万一也。其办理节目谨酌拟条款六条,开具清单,恭呈御览。仰祈敕下政务处会同各部核议请旨施行。微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4]

   此奏折后附周馥所拟“禁革买卖人口条款六条”,提出具体的修订律例建议,内容简述如下:(1)禁止一切人口买卖,违者照违制律治罪,身价入官,人口发还;(2)穷人子女允许雇工;(3)原有之契买奴婢及世仆,嗣后概以雇工相待,身体许其自主;(4)纳妾不准价买,祗准媒说,务须两相情愿,不得抑勒;(5)重申旧例中亲属间不准买卖及买良为娼例禁。[5]

   短短八百余字的周馥奏折从人的尊严、奴隶的苦难、文明各国的立法、天下公理、中国古法等多个侧面阐述了禁革买卖人口的重要性,可谓立论高远,且讲究策略。他一开头即以人的尊严为立论依据,“凡属戴发含齿之伦皆在覆育生成之列,若于微贱无告之民有所歧视,使不得自等于人类,非盛世仁政所宜有也。诚以好生之德率土所同,重视民命为天下之公理也。”在此基础上,为照顾统治者的面子,周馥再从中国法律文化中寻找仁慈的帝王作为榜样,声言“古已有之”,并说明此事对于王室的伟大意义,以此规劝掌握立法权的慈禧太后等人接受他的建议。他说,禁止买卖人口“将见皇仁所被,万类昭苏,义问所宣,寰瀛翕服,蔚为旷古未有之盛举,虽汉文帝之除肉刑、唐太宗之放宫人未足方圣德于万一也。”

  

   二、情理兼佳的沈家本“两议”

  

   废除奴隶制最后能进入立法议程,主要得益于沈家本的两议——《人口议》和《奴婢议》。周馥的奏折经军机处抄出后,由政务处奉朱批会同各该部议奏。刑部知会修律大臣说,政务处等发现“律例条目甚繁,更改动关全体,应由部知照修律大臣,参考中西,拟定办法,声复通部,以便咨复政务处酌核会奏。”[6]修律大臣沈家本接到刑部来片后,即于1906闰4月21日上《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律议》(以下简称《人口议》)。从周馥奏折开始的各项文书经皇帝在政务处、刑部、军机处、修订法律馆、宪政编查馆等五个机关及王权之间上下来回抄誊、审阅、递转、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最后由沈家本遍查律条、完成洋洋数千言的《人口议》,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2月10日~闰4月21日),清代官僚机构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低效率,此也足见清廷各部的有识之士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为革除买卖人口之旧律,沈家本“参酌中外,择善而从。”他明确指出:“现在欧美各国均无买卖人口,系用尊重人格之主义,其法实可采取。”[7]沈家本的的《人口议》共提出十一条修改建议:(1)契买之例宜一律删除;(2)买卖罪名宜酌定;(3)奴婢罪名宜酌改;(4)贫民子女准作雇工;(5)旗下家奴之例宜变通;(6)汉人世仆宜酌量开豁;(7)旧时婢女限年婚配;(8)纳妾只许媒说;(9)发遣为奴之例宜酌改;(10)良贱为婚姻之律(指禁止并处罚良贱间结婚的法律)宜删除。除提出上述十条修改旧律例的建议外,沈家本最后另外提出一条“买良为倡优之禁宜切实执行。”沈家本担心在禁革人口买卖以后,有人会通过“买良为倡(买女为娼,买男为优)”的方法进行人口买卖:“若不重申禁令,实力执行,恐奴婢之名目易除,倡优之根株难绝。流弊所至,将有不为奴婢,或转而为倡优者。”[8]此防患于未然之策,不可谓不高。上述十条涵盖了周馥折所附的全部内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其立场较周馥有所软化。例如,内中主张汉人世仆宜“酌量开豁”,就是一个不彻底的条款,此当有违沈氏意。究其原因,当是以退让换取保守派的同意。因为依沈家本所宣示的人格平等之主张,“世仆”这一奴隶制的存在形式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

   当年农历闰四月二十一日,沈家本将撰就的《人口议》复刑部。但是,“前件未及会奏,政务处裁撤。”[9]据沈家本说,“论者多以为不便,前拟办法,久已置诸高阁”。[10]即周馥的奏折和沈家本的《人口议》遭到许多守旧当权者的冷遇和反对,因为他们是蓄奴者,废奴会给他们带来损失。这与四十多年前美国南方奴隶主反对解放黑奴如出一辙。不过由于中国的奴隶主自己握有立法权,只需将废奴动议搁置起来,用不着那么激烈而已。

   事情总算有了转机。宣统元年,又有人对非难蓄奴制度,奏广东乡族有积世奴仆陋俗,请饬查明开放。对此,上谕“着张人骏按照所陈妥善办理。”同年,钦奉谕旨御史吴纬炳也奏置买奴婢恶习请严行禁革一折。[11]对此,上谕准军务处片,“着宪政编查馆知道”吴纬炳御史的折,并着宪政编查馆奉敕会同修律大臣,连同周馥原奏一并核议施行。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年秋天,沈家本借颁布宪法大纲的“东风”,撰就《删除奴婢律例议》(下简称《奴婢议》),咨交宪政编查馆。坚持主张取消奴婢名目,严禁买卖人口。[12]

   反对废除奴隶制的奴隶主们声称废除奴隶制会给他们带来不便。这类人有三种:一是王府,二是蒙满官员之家,三是鬻婢之家。这些人虽然为数很少,但是他们却是当权派,如果他们不点头,事情就砸了。因此,针对他们的“不便”,身为修律大臣的沈家本在《奴婢议》中首先是加以安抚,化解其对抗情绪,其次严正说理。

对于所谓“王府中不便”,沈家本一方面指出,王府中的“包衣人”不是奴隶,亦非罪隶之徒,与买卖人口无干,“王府属下人”本来就不与奴婢同科,只要变通就可以了。对于“满蒙官员之家”的不便,沈家本说,赏给功臣奴的做法已经停止,且由于奴隶逃跑严重,原来“投充、契买亦久无闻”,许多关系是雇佣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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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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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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