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45 次 更新时间:2012-08-22 22: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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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进入专栏)  

  

  [搜狐财经编者按:本文由作者根据8月1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乌鲁木齐EMBA管理论坛的演讲实录整理而成。一家报纸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自行对讲稿进行了删节和编辑,于8月21日刊出。作者在循法律程序处理这一侵权事件的同时,授权搜狐财经刊登讲稿全文。]

  

  非常高兴到新疆来,和大家交流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怎样去应对?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一、告别旧模式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GDP,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到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也不一样,总体上大概有20%~30%左右吧。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

  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

  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我们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画一个沟的横截面图,美国人在沟底,欧洲人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间,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正开始往下滑。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经济复苏后,不能想象它还会执行像过去那样松宽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其实“4万亿”只是个代名词,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现在找不到准确的数字。财政新增的投入,1万亿至2万亿可能是有的;2009年新增贷款10万亿,2010年新增贷款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过去,经济再次下滑,而且是带着更为严重的病症往下滑。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你“4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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