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东:法律哲学的社会-政治基础

——论马克思法律理论建构的“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 次 更新时间:2012-08-22 22: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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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东  

  

  【摘要】受其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转变的影响,马克思法律理论的建构遵循了“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这种进路的选择不仅不是马克思的疏忽,更是包含着马克思本人促进人类解放的伟大担当和理论旨趣。而且,这种进路触及到了法律的一个特征,即法律的非自主性(法律的社会-政治基础),因此对当下中国法律哲学的建构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

  【关键词】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法律的社会性法律的历史性与政治性

  

  法律学人常常引以为豪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也是法科出身,但我们却忽视了马克思本人对待法律理论的态度——或者说法律理论在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位置。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曾明言道:“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马克思的这一说法事实上为我们开放出了这样一个颇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为什么法科出身的马克思要把法学“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讲,本文就是要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在我看来,这一问题事实上反映了马克思法律理论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从属性;这种从属性表现在:其法律理论既从属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也从属于其共产主义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本文所要论证的核心论题就是要展现马克思法律理论的从属性,并将上述观点转化为下述论题:马克思法律理论的建构遵循了我所谓的“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同时,我还将论证:由于马克思的这一进路洞见到了法律的非自主性或法律的社会-政治基础,其对当下中国法学的建构具有超越文化背景的普适性。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哲学批判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理论,但其早年主张的却是在他后来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德国古典哲学影响下的人本主义哲学批判。马克思曾给自己定位说:他的目标就是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穷苦群众的利益”而呐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所有著述中,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即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彻底批判;而这种批判本身既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甚或整个西方的思想传统,也是在当时“批判的批判”(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激情中孕育而生的。众所周知,不仅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理论渊源,而且早期马克思本身就是青年黑格尔派学派的重要成员。黑格尔曾把哲学比喻为希腊神话中密涅瓦肩上从黄昏开始起飞的猫头鹰,旨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活动和沉思的理性:“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2]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思想本质上是对当前事态的否定,思想对现实理应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但黑格尔所主张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受制于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在他看来,人不可能完全原封不动地表达出他所感觉到的东西,当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杯子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运用知觉思维,已是在运用概念表达所见到的东西:“在太阳升上天空和行星围绕它旋转前,一切早已为人脑中存在的神经中枢所察觉,即一切在思想中,在建立现实世界的精神中早已存在了。”[3]因此,人实际上是生活在理性之中。黑格尔的这一论断,实际上道出了传统哲学以思想来理解现实的根源: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思想,其实质即是使社会生活更符合思想与理性,并以此获得哲学的批判力,黑格尔哲学更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早期的马克思曾经是黑格尔式哲学批判的追随者。他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其焦点是历史发展中“应当”与“是”的对立统一问题。对社会的批判最初依赖于黑格尔哲学的自由理性,而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则又借助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尽管其哲学的立足点发生了转换,但从哲学批判的总体视角来说,马克思都是以先验的“应当”范畴为理论内核的。因此,马克思对社会的批判只能是价值悬设的道德批判,还未能彻底摆脱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影响。[4]这一阶段的马克思可以称为主张对社会进行“哲学批判”的马克思;由于其哲学批判是以思想为中心进行价值或道德批判,而不是立足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还不是一名唯物主义者。

  

  二、“从神话退回到现实”:“哲学的否定”与哲学的实现

  

  尽管早期曾深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最终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他的批判旨趣并未止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而是经历了一个“哲学的否定”(马尔库塞语)的过程: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过程。在这种批判旨趣之转变的背后,潜隐的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不仅使其与青年黑格尔学派决裂,而且为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的上述转变事实上已经获得学界的共识,这就是“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期马克思”的区别。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所解决的核心问题即是从理论上放弃黑格尔式客观唯心主义的那种以思想为基准的哲学批判,将批判的基调由形而上学的“批判的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批判,正如马克思本人后来所说,“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5]因为“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6]

  马克思逐渐认识到:以康德、特别是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尽管十分发达,但只是一种与德国现实不涉的意识形态(即他所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已:“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视为资产阶级原则的最充分和最广泛的表述,”但“这种理论的发达是一种异化的意识形态的发达,它同它反映的真实问题和真实对象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无产阶级的存在不仅使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性社会失去意义,也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失去意义。”为了批判这个意识形态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就要退回到真实对象去,而从逻辑上和历史上看,真实对象却先于思考了和包围了真实对象的意识形态而存在。[7]于是,马克思开始转向立足于社会实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最终发现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

  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都分析马克思的上述转变过程,前者将其称为“哲学的否定”,后者则将其称为“从神话退回到现实”。马尔库塞所谓的“哲学的否定”是指历史和社会现实本身否定了哲学,也否定了无现实观照的哲学批判。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存在,生动地证明了这样的事实:真理并没有实现。历史和社会现实本身‘否定’了哲学。社会批判依靠哲学理论是不能进行到底的,因此,社会批判成为了社会历史实践的使命。”因此,“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即使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不是哲学著作,它们表述的是哲学的否定,尽管它们是用哲学的语言表述的。”[8]在《论青年马克思》一文中,阿尔都塞更为详细地考察了马克思的上述转变。他的研究表明:1843年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对法国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和了解对促成马克思的上述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在法国发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发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及不需要哲学和哲学家的干预而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的阶级斗争。”他们发现法国和英国的状况并不符合资产阶级学者们说树立的神话,“发现了纯政治的谎言、阶级斗争、有血有肉的资本主义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9]这一发现对青年马克思而言是惊人的,他不仅发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妄,也奠定了其未来的理论旨趣。也就是说,这事实上是一种“双重发现”;借用阿尔都塞的话讲,“从意识形态向现实的这一后退凑巧与一种崭新现实的发现同时发生的”,“这双重发现——一方面在歪曲了现实的意识形态的此岸,发现了意识形态所涉及的现实,另方面在不了解现实的当代意识形态的彼岸,发现了一个新现实——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0]

  从文本上看,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变迁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纲领》、《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答普鲁东先生<贫困>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文本中。历经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洗礼及其同普鲁东的论战,马克思从哲学的“劳动”范畴最终走向了经济学的“生产”范畴并更高地迈向“实践观点”,建基于实践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也就呼之欲出。[11]

  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存在着人本主义的思辨逻辑与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之二元对立的话,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答普鲁东先生<贫困>的哲学》中,马克思已逐渐找到了开启唯物史观的钥匙: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开篇即谈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离开现实空谈思想的错误,而且已经基本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而且也为其于1844年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即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马克思已经明白:惟有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与思想中心论的唯心主义彻底决裂,也才能将唯物史观贯彻到底:

  “它(指唯物史观——引者注)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2]

  在1847年为回应普鲁东《贫困的哲学》而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进行政治经济批判的旨趣,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结合”(张一兵语)。在该书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即是说,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只能是历史的、暂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运动和它的内部联系,所以,政治经济学只能是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借以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以及这一经济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性;亦即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以及“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13]而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14]“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上怎样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15]正是在上述思路的指引下,马克思最终发现了支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剩余价值规律,从而为将无产阶级确立为人类解放之主体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证。这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最终得以形成。

  不难发现,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中对早期无实践观照的人本主义哲学批判之否定恰恰是为了更彻底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是哲学,一种服务于人之解放的哲学。“实际上,马克思方法论的所谓消除哲学的要求,只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向’,即要求从真正的、现实的人的生存(存在)出发去批判性地阐释人类的生存和命运。这一论题本身是哲学的,是实践理性范围的哲学。”[16]马克思继承了西方哲学理性的批判原则,使之转变成社会批判理论。在他看来,无实践观照的西方哲学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哲学必须自我否定,西方哲学的内在成就必然向社会批判理论转变。只有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批判,并通过这一辩证否定,哲学才真正实现了其自身的目的:服务于人的生存和解放。对此,晚年海德格尔也明确指出马克思理论应是一种人道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要求我们去认识和肯定‘合人性的人’”。而且,马克思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回答是一种社会性的回答:马克思“在‘社会’中发现了合人性的人,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的’人就是‘自然的’人。”[17]

  

  三、马克思法律理论建构的“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

  

  在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和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的指导下,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法律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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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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