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红: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的人力车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7 次 更新时间:2012-08-22 15: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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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丽红  

  

  一、研究缘起

  

  北京城内尚未修筑马路时,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人们只有“轿车以代步,大车以载重”[1]。在八国联军入侵前数月,北京城内出现了人力车,“最初为铁轮车,价值极昂,人皆以洋车呼之,有呼为东洋车者。彼时中上等社会之人,多以坐洋车为荣,是以车之赁价亦昂。近年胶皮车兴出,而铁轮车无人再坐,竟归于无形之消灭矣。”[2]人力车逐步成为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与此相应,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城内最常见的劳工,蒋梦麟先生曾感慨道,“除了美丽的宫殿和宫内园苑之外,我们第一印象是北京城内似乎只有两个阶级:拉人力车和被人力车拉的。”[3]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受“劳工神圣”[4]和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开始关注劳工,但他们很难接触到现代产业工人,他们所接触的劳工多为随处可见、招之即来的人力车夫,彼辈所拉的洋车,正是他们代步的工具,上课下课、探亲访友,常会乘坐,车上车下免不了叙谈,感情易于亲近,写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些。他们开始以初步的人道观点看待人力车夫,即在把人力车视为近代文明产物的同时,也发现了其所包含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因素。这样,人力车与人力车夫开始作为关注底层人民的重要的社会现象进入了文人视野,报刊上出现了讨论人力车夫生活的文章,随之,以人力车为题材的作品出现,体式从诗、小说到话剧等等,不一而足,从1918年持续到1924年形成了新文学表现人力车夫的阶段。[5]但由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限制,此时的作家并未完全深入人力车夫的实际生活中去,其主要视角是“坐车”,所得出的表现便有相当的局限,较多集中于车夫生活的某个较易看到的侧面,即辛劳与贫苦,较独特一些也仅仅涉及到了某些车夫的品质道德,其他则少有问津。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力车夫逐渐成为城市中的社会问题,不仅文人关注于这一社会底层人的生存[6],而且专门的社会调查人员也加入到关注人力车夫的队伍中来,他们受过专门的科学训练,掌握了西方社会调查的方法,以更全面、科学的方法做了若干专题研究,并在政府的主持下成立了专门的社会调查所,对人力车夫的情况做了较详细的调查,为我们今天研究人力车夫留下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7]目前有关人力车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8],但个人总觉须做更具体的微观研究,方可对此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本文拟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利用民国时期的有关调查、研究成果,再结合当时报刊资料,做些基础的工作,着力于归纳有关人力车夫的数据,描述作为市民的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分析人力车夫问题具体之所在,从而加深对二三十年代城市社会的认识。由于笔者学陋才疏,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数量、来源及素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乘坐人力车是必要的交通手段。时人认为:“在北京几乎不能不坐车。第一北京的地方实在大。第二,在北京街上跑路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你不能望着天,你不能望四周的风景,你得时时的留神你的脚下。要不然,你不是绊一交,就踏了一脚的矢橛。”[9]同时,北平城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天然的不欢迎‘走车看花’——比走马看花还煞风景的勾当——的人物”,因为“汽车会把一切自然的美景都推到你的后面去。你不能吟味,你不能停留,你不能称心称意的欣赏。这正是猪八戒吃人参果的勾当”[10],只有坐在人力车上,其“价廉而稳妥,不快不慢,恰到好处”,如此才能细细游览北京。此外,乘坐人力车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人力车夫看来,“穿大褂的人不能走路,好像是北京的不成文宪法”[1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城内的人力车数量一直呈上升的趋势。根据有关调查资料可知:1925年北京有人力车35000辆[12];1932年有自用人力车4300余辆,营业人力车38600余辆,共计42900余辆[13];1933年登记自用人力车5182辆,营业人力车46538辆,共计51720辆[14];1935年有营业人力车41200辆,自用人力车3000辆,共计54200辆[15]。从1925到1935年的10年间,人力车数量增加了19200辆,增幅达54.86%。

  人力车夫分班营业,“有拉半天的,有拉整天的。拉早半天的是从五六点钟到三四点钟。拉晚半天的是从下午三四点钟到半夜或早晨。”[16]因此,人力车夫数较车辆数多。据统计,1927年人力车夫至少有55000人[17],1934年达到80000人[18],1936年时有100000人[19]。人力车夫多是家庭的经济来源,经大略统计,每个车夫平均要供给2人的日常费用,依赖人力车夫生活的人数约为车夫人数的3倍。[20]据此可以推算出依赖于人力车夫生活的人数和人力车所养活的人数,具体情况下表所示。

  

  北平人力车夫人数统计表(1927年、1934年和1936年)

  

年份人力车夫数依赖人力车夫为生人数人口总数[21]人力车夫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依赖人力车夫为生人数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1927年5500016500013177344.1%12.5%
1934年8000024000015230405.25%15.76%
1936年10000030000015330836.5%19.57%

  

  从上表可看出人力车夫在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中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总数增长了近1倍。1927年每25人中就有1位人力车夫,1934年时每20人中就有1位人力车夫,1936年时每15人中就有1位人力车夫。依赖人力车夫为生的人数更多,1927年时每8人中就有1人依赖人力车夫为生,1934年时每6.34人就有1人依靠人力车夫为生,1936年时每5人中就有1人要依靠人力车夫为生。1932年12月北平市社会局统计,全市各业工厂共14057家,工人共148633人,从事其他社会服务业的39350人,有工作者共187983人。[22]若以80000人力车夫计算,有职业的人数当为267983人,人力车夫竟然占到了29.85%。该数据十分惊人,意味着北平市每3个有职业的人中,就有1人是拉车的。

  缘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市的人力车夫数量如此庞大呢?其有着深刻社会原因。首先,北平城市逐步衰败,为了生计市民只好从事拉车行当。自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把点好风水带走后,现在落得孤城兀立,除敦睦友邦的走运外,一切全不景气,市面萧条,日趋没落了”[23],失业的人多不胜数,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抄起洋车把作牛马走,既不用钻营,业不必有好亲戚,更谈不到亲日,全凭自己的气力来吃饭养家”。[24]其次,农村经济不景气。二三十年代中国广大农村面临严重经济危机,使广大农民“备受生活之鞭的驱使,不得不背井离乡,投奔都市里,而赤手空拳的农民,又找不到相当的职业,因此除当兵外,只得拉车了”。[25]再次,北平城市生产事业不发达,缺乏足够的职位解决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的城市人口呈增加态势,1927年时人口数为1317734人,1936年为1533063人,10年间增加了215349人。[26]而这种人口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主要依赖各地人口持续不断内聚迁移,即从周边地区迁入北京地区。[27]与此同时,北平市越来越穷,且“缺少生产事业,除日唤穷困之商店外,工厂寥若晨星” [28]。北平的工厂多是手工业作坊式的工厂,大多采用的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使得一般人难以习得谋生的手艺。因此,对于“一般贫苦的民众,不是为了作工而失业,或经商的陪累,和种地的不收成……是绝不会来干这种卖力气的职业的”[29]。

  从人力车夫的构成来看,以“旗人”为最多,“他们占总数百分之二五,农民出身的百分之二四,工役出身的百分之一八,小贩出身的百分之一三,游手好闲的有百分之十,军人出身的百分之五,其余都是失业的一般工徒”。[30]旗人居多的原因在于,“民国以后,只发兵饷(旗兵),不放官俸,所以他们终年不入一文,逼的拉洋车的很多。”[31]可见,从事人力车夫工作的人员除了农民外,主要是城市的失业人口,是其“为了一日三餐,一家的老小,便终日两手握着车把,在狂风暴雨,霜雪严寒中,或是炎炎的烈日之下,滴着血汗,为着得一点些微的报酬,来养活一家的老老小小”[32]。

  北平市人力车夫的识字程度不低。据实业部1932年的调查,在北平市80000名人力车夫中,有36000人识字,占全体车夫的40%。[33]这一状况并非北平独有,上海、成都等地均与此类似。上海市社会局调查统计得知,在受调查的304名车夫中,不识字的车夫占51.98%,识字的占48.02%。[34]在成都的调查中,“但是在此次三七八个车夫的调查,文盲却比较的少得多,只有一六四人不识字占总数中的百分之四三”[35]。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估计,全国人口中“除去既识字者约百分之二十,其不识字者约百分之八十”[36]。与此相比较,各城市人力车夫的识字率较高,其原因在如下两点。第一,在于“他们现在住于都市的结果,因为都市为文化的中心,受教育的机会也较别处为多,所以就是车夫文盲也特别地为少”[37]。特别是北平市政当局推行民众教育,举办各级民众学校、识字学习班、认字处等等,对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到1947年,北平市不识字者仅占全市人口的41.56%[38],较之全国的情况好了很多。第二,从人力车夫的来源来看,“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出身低贱,全是不识字和由乡下进到城里来的”。北平市的人力车夫“有的是北京时代的政客,与前清的秀才举人,以及旗人的公子哥儿,为生活所迫,干这一行的”,他们大多数人全认得字,除去少数愿在闲着休息的时候,打地摊赌博和聊天外,要以读小报为最普遍,他们常被发现在街头巷尾,停车路旁,十分潇洒地坐在车子水簸箕上,以小报作消遣,也许拿时局作为与雇主谈话的资料,这真不愧为北平号为‘文化城’的特色”。[39]

  但是,不能太高估人力车夫的文化知识水平,他们只是能识字而已,很少人会写。如时人所言,“能够识字的车夫虽然有百分之五七,但是能够写的却不多,他们多居只能认识浅俗的一类文字,自然其中也有受过中等教育的,有能够著作的,其数可惜很少,处居那种生活情形中,一切才艺亦无应用之可能”[40]。由于“据称能全认识者,大半亦未受过教育”,他们对车规路章的了解,“尽系经验较丰富之车夫,或大小包头逐渐训练而成,并非本人识字而闻悉者也”。[41]

  

  三、营业方式及工作时间

  

  北平的人力车夫的营业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拉包月的,一是拉车牌儿的,一是拉散车的,反映出当时北平城市不同阶层的需求。

  处于第一类的是经济收入较稳定的拉包月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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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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