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构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63 次 更新时间:2005-02-03 10: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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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基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在于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只能在自由经济体系之下得以实现。这样,重农主义便从自然秩序中引伸出了经济的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者亚当·斯密则明确并发展了这种经济的自由观,以个人主义为其“天赋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斯密指出,既然个人是他本人利益最好的明断者,那么明智的做法当然就是让每一个个人在经济活动领域中抉择自己的道路。在这种一切听其自由的社会中,其规律性力量便是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无论是“自由放任”原则,抑或是“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其重要意义之于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野,在于它们对社会的经济规定:“自由放任”意谓着作为经济领域的社会独立于作为政治领域的国家,后者不应干涉前者,其原因是经济领域受制于一只“看不见的手”,亦即社会乃是一个于某种意义上自组织的、服从自身规律和变化的“独立经济体系”;换言之,社会是一个由诸多相互关连的生产、交易和消费行为构成的总和,拥有自身的内在动力和不受外界影响的规律,从而独立于政治或国家。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在经济领域,“贸易经济应该统治一切,而不受任何别的精神之影响,而所有法令都应该保护贸易精神”。这种经济学的贡献,为社会具有一种外于政治或国家的身份的观点注入了一种可谓之于“革命”性的力量,使社会获致了一种区别于政治、宗教的经济生命。

  

  上述近代政治自由主义(强调社会的前国家或非国家身份从而认为社会与国家相区别)的观念与近代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自律而不受国家干预进而认为社会拥有区别政治的经济内容)的观点,透过对国家权力疆界的限定以及对社会原则上不为政治权力渗透的规定,打破了国家权力无所不及的政治专制思想,为使社会和人获得政治上的解放提供了学理性的引导。从另一个亦是本文所关注的角度看,上述观念从结构和内容两个方面为十九世纪初从理论上完成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野构设了明确的思想框架。

  

  二

  

  第一个真正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社会相对概念进而与国家做出学理区分的是黑格尔。他沿用了市民社会一词并赋予了它以新的含义。M Riedel指出,“透过市民社会这一术语,黑格尔向其时代观念所提出的问题并不亚于近代革命所导致的结果,即通过政治集中而在君主…国家中产生了非政治化的社会,将关注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正是在欧洲社会的这一过程中,其‘政治的’与‘市民的”状态第一次分离了,而这些状态于此之前(即传统政治的世界中),意指的是同一回事——一如托马斯·阿奎那所意‘communitascivilis sive politica’或约翰·洛克所谓‘civil or political society’。”黑格尔将“bürgerliche”和“Gesellschaft”一起纳入了政治哲学最为基本的概念之中。从词形来看,这个术语与传统政治学家所使用的术语几无差别,然而事实上,它却为同这个传统彻底决裂提供了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在黑格尔之前,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概念。因治哲学中自博丹创撰“主权”概念、卢梭发明“公意”概念以降的最富有创意的革新。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地带,它不再是只与野蛮或不安全的自然状态相对的概念,更准确地说,它是同时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的概念。市民社会作为人类伦理生活逻辑展开中的一个阶段,是一种现代现象,是现代世界的成就。它的出现,归根结蒂使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发生了质的区别,因此,这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并不同于存在于时空之外的前提性的、不变的生活基础,毋宁是长期的复杂的历史变革过程的结果。萨拜因说黑格尔这种“从体制的历史和体制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学和政治学,相对来说是新发现”。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外在国家”,在黑格尔那里,由三个部分组成:需求的体系——市场经济、多元的体系——自愿组织(同业公会)、司法的体系——警察和司法机构。黑格尔“市民社会”观所隐含的逻辑极其复杂,绝非此地所能评加讨论,但从政治学,尤其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角度出发,这里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需要的体系”,并须指出如下几个基本要点:

  

  1.对市民社会的市场经济观。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人们不仅有追求私利的自由,而且有追求私利的可能,因为现代世界造就了古代世界所不知道的市场,一种受其自身规律调整的经济领域。在市场上,人们虽说关心的是自己的得失,但其结果却满足了彼此相互的需求,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纽带。黑格尔说“在追逐一已私利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套相互依赖的关系。某甲的生计、幸福和法律地位与某乙的生计、幸福和法律地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里,黑格尔承继并明确了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在的观点,不再透过政治结构来界定社会,而是透过市场这一具有高度自律性的体系来规定社会。这种透过市场模式而达致的市民社会观,因其强调这种社会受制于自身的因果规律而明确了它与政治社会或国家的区别,亦即关注特殊利益的非政治化的私域(private sphere)与关注普遍利益的政治化的公域(public sphere)的区别;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市场规定性(市场是交换的场所),决定了市民社会中所有具有外在价值的东西都被认为可以通过契约并依照契约性规则进行交换和让渡,而且拥有的手段便是攫取。因此,市民社会的主要活动或本质活动就是攫取性的,这就使它又与以利他精神为主旨的宗法家庭区别开来。从另一意义上讲,黑格尔透过市场这一表现需求和满足需求的实在系统,与自由主义者对自然状态的假说发生了决定性的和事实上的决裂,因为现代市民社会导向的经济乃是一种用商品手段生产、交换商品的体系,它在这一过程中将“自然”变成了实现其间表现出来的多样且不同需求的工具,从而也就不能再被视为是“自然的”了。

  

  2.对市民社会的独立却不自足的规定。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虽因拥有其自身的规律而区别或独立于国家,但是由于这种规律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盲目导向和机械导向,所以市民社会各个部分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一致性或和谐:因纯真的利他之爱而丰富起来的和谐是宗法家庭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以契约性攫取为标示的市民社会则不然。它是一个盲目导向和因果必然的王国,其间所有活动都关注于个人的私利或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的互动和集体协和的形式,多元且无一定之规,呈示为脆弱并受制于各种冲突和矛盾。因此,黑格尔说,市民社会是一个私欲间的无休止的冲突场所。市民社会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它不仅不能克服自身的缺陷,而且往往趋于使其偶然的协和及多元性遭到破坏。市民社会一部分的兴旺和发展,往往会侵损或阻碍其他部分的发展。所以,市民社会是独立的,但却是不自足的。

  

  3.市民社会的不自足性只有凭靠政治秩序化方能解决。正是基于上述观点,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虽说外于国家而在,但却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自我削弱的趋势,其根本要害在于市民社会本身无力克服自身的溃垮,亦无力消弥其自身内部的利益冲突。如果市民社会要维持其“市民性”,那么它就必须诉诸一个外在的但却是最高的公共机构,即国家。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乃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它代表着并反映着普遍利益。因此,只有国家才能有效地救济市民社会的非正义缺陷并将其所含的特殊利益溶合进一个代表着普遍利益的政治共同体之中。一言以蔽之,国家高于市民社会。

  

  通过上述历史性分析,我们看到,市民社会与政治或国家的学理分野,在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中得到了完成。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别说到底不是它们的构造特征,而是它们各自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终极目标。市民社会的所有活动追求的是以个人私欲为目的的特殊利益,是人们依凭契约性规则进行活动的私域,个人于此间的身份乃是市民;而国家关心的则是公共的普遍利益,是人们依凭法律和政策进行活动的公域,个人于其间的身份乃是公民。总而言之,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分野的完成,一方面表明,原本只能在政治领域加以解决的事务,现在因其性质之不同而可以在社会领域中获致原则上的解决,亦就是说,透过对国家权力的划定或对市民社会领域的界定,市民社会获致了非政治的生命;从另一方面看,自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始,作为公共权威的政治国家与构成其相对面的市民社会之间反复出现诸如和谐与反目、妥协与抵触、镇压与反叛等各种形态的制衡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变化的核心问题,随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学理分野过程的演化和完成,而获致了理论上的武装,并构成了日后政治学的核心内容。

  

  三

  

  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分的认知或共识,并不能逻辑地导致不同的论者会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相互关系方面达致共识,换言之,因论者所处的时代、其所在的国家的历史传统及发展阶段的各异,又因论者关注问题的视角不同,他们往往会形成侧重点不相同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学理架构”。这恰恰也是我们在上述市民社会与国家分野到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确立这一大致的思想演化过程中发见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虽说论者的观点各异,然而,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野这一点上我们则可以说各种观点之间存有着很强的历史承继性和发展性;但是,在这一纵向承继的进程中,从市民社会与国家二者间的关系角度出发,我们又可以说大体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架构: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二是黑格尔所倡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框架。

  

  1.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洛克认为,人类最初生活的社会(指自然状态)乃是一种完美无缺的自由状态,其间的人乃是理性人;他们与生俱有生命、自由和财产三大权利,而其中财产权最为根本。为了约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互相伤害,每个人就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有权充当自然法的执行人。洛克虽然认为这种前国家或非国家的状态以及其间的做法存有种种弊病,但未必就比君主专制更糟,他说,“如果一个统御众人的人享有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的自由,可以任意处理他的一切臣民,任何人不享有过问或控制那些凭个人的好恶办事的人的丝毫自由,而不论他所做的事情是由理性、错误或情感所支配,臣民都必须加以服务,那是什么样的政府,它比自然状态究竟好多少?”

  

  虽说洛克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较比完满的状态,但毕竟因其间个人私欲间的冲突以及上文所论及的三种缺陷,而使人们“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建立政治社会,即国家。国家透过社会委托于其的立法权和司法权,一方面对公益负责,保护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财产权,所以洛克说,“政府除了保护财产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另一方面,国家还需要对各大利益集团(诸如王室、贵族、教会和平民)加以平衡和协调。在这里,国家之于市民社会,只具工具性的功用,是手段而非目的。这就意味着,作为手段的国家原则上是不能渗透市民社会的。从反面来讲,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因为国家的权力源是人民。一方面,人民为了保护自身而通过多数同意的社会契约让渡给国家的只是其部分权力,国家只享有这部分权力,而主权则依然在民。倘若国家违背契约而滥用权力侵吞市民社会,后者就可以依凭主权收回曾让渡的权力,可以不再服从国家,直到推翻它,建立新的政权。“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就无需再予服从,并通过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新立法机关以谋求他们的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对一国家是否违背契约而侵吞市民社会的判断,也是由后者做出的,一如洛克所言,“人民应该是裁判者”,因为受托人或代表的行为是否适当和是否符合对他的委托,除委托人之外,别无他人可做裁判者。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洛克式的架构,实质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市民社会对国家享有最高裁判权。 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从其自由主义的根源看,本质上不是对国家或政治权力本身的思考,毋宁是对限制国家权力的关注,其原因是国家权力的内在规定性必然使其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权利相冲突;从另一面相观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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