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坤:酒驾必须入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 次 更新时间:2012-08-18 09: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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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进入专栏)  

  

  一、猛于虎狼的车祸

  

  2009年6月30日晚,南京肇事司机张明宝醉酒驾车,连撞9名路人,造成5死4伤的惨剧。“6·30”惨祸发生仅3天后的早晨,仍旧是在南京街头,刘伟驾车撞伤了正在人行横道线上过街的4名行人。连续的惨剧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也促使政府采取行动。江苏省苏州市率先(7月1日)开展酒后驾车专项整治。7月1日以来,苏州全市共查获饮酒驾车585起,醉酒驾车56起。今年以来,苏州市因酒后驾车引发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呈上升态势,酒后驾车已成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最主要杀手之一。今年上半年,苏州全市共发生涉酒交通死亡事故39起,死亡24人,占全部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10%左右,位列事故原因第二位。[1]7月4日晚,江苏省7000余名民警走向各个城市的842个检查点,查禁酒后驾车。结果再次让人感到惊骇:一次共查获酒后驾车人员633名,查获醉酒驾车人员69名。[2]

  交通事故杀人、特别是醉驾引起的杀人在中国普遍存在。据统计,中国各类安全事故频发,死亡人数居高不下,其中道路交通事故一直位居各类安全事故之首,占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的七成以上。为此,国家规划到2010年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由2005年的7.60下降到4.54。[3]事情的严重性或许可以通过比较显现出来。2003年,美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至平均每1亿英里1.48人,是上世纪60年代高速公路死亡率的1/3。美国有2.07亿辆汽车每天在各种道路上行驶,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约4万。而中国3000多万辆汽车,死亡人数达到10万之众。照此比例,中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是美国的45倍。[4]据上述数据推算,如果不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等到中国的汽车占有率与美国持平时(大致一人一车),13亿人口的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13亿′10万?3千万=433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数字!

  如果再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则更显得不可思议:1999年,美国的万车死亡率为2.0、法国2.5、日本1.3、德国的幕尼黑市为0.41,而我国为15.45;2003年,北欧有些国家已经在追求交通事故零死亡率。相比之下,2004年我国因交通事故死亡10万人,万车死亡率首次达到个位数:万分之9.2,如果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的新标准统计,万车死亡率为万分之9.9。[5]不要求达到很高的水准,只要达到美国相对低的水准(万车死亡率2.0),则中国每年可以挽回8万无辜者的生命!

  

  二、左支右绌的判决

  

  面对这一比癌症还要可怕的杀手,2009年我国采取了行政与司法措施加以应对。公安部14日部署,自8月15日起在全国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期间,对有酒后驾驶嫌疑的车辆和驾驶人严格检查。对酒后驾驶的,将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从严处罚,坚决做到“四个一律”: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律暂扣驾驶证3个月;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拘留15日,暂扣驾驶证6个月;对一年内2次醉酒驾驶的,一律吊销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属营运驾驶员的,5年内不得驾驶营运车辆;法律法规规定有罚款处罚的,一律从重处罚。[6]

  在现时的条件下,本人非常赞成这样的行动,它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成效。[7]但是,这种运动式执法只能“救急”,不能根治,它的长远影响是有限的。从法理上看,运动式执法本身存在以下几个弊端:一是运动式执法会降低法律的权威。因为运动式执法源于权力者的偏好,它释放出的信号是:法律的效力取决于权力的好恶,同时它使法律的实现呈现出不规则的“布朗运动”,它的长期效应必然是降低法律的权威;二是运动式执法往往是“从重”,这一次更是“一律从重处罚”,这本身有违法之嫌。因为“一律从重”取消了法律规定的从轻到重的“惩罚阶梯”,事实上改变了法律本身。三是运动式执法有失公正。不分轻重一律从重处罚,对于那些行为轻的人也构成“比较不公正”,如果用时间的视野来看惩罚结果,则对酒驾者的惩罚在时间上明显失衡,也构成“比较不公正”。人们会认为受惩罚者只是“倒霉”而已,这就会影响惩罚的道德正当性,从而降低惩罚的实际效果。

  另外一个办法是司法上的严打。7月15日,杭州胡斌案开庭审理,[8]20日下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3年。除了少数法律人以外,此判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皆认为判得太轻,甚至许多人怀疑背后金钱所起的作用。但是,从法理上说,三年有期徒刑已经是法定最高刑期。刑法第133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三种情形:一般情形、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逃逸致人死亡,并规定了不同的刑期。由于胡斌案不存在两种加重处罚情形的任何一种,三年已经是法定最高刑期。即是说,只要适用交通肇事罪刑法规定的第一种情形,胡斌案的刑罚已经“顶格”,但是不能“平民愤”。

  仅仅三天(7月23日)以后,发生在半年前的成都孙伟铭案一审判决出来,[9]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舆论为之哗然。法学界的基本反应是不赞成,社会大众也有不少人倾向认为判决太重。从法理上来说,对交通肇事犯罪处以死刑也是很难服众的,且也与减少死刑、废除死刑的国际潮流相悖。据了解,因交通肇事而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起诉并一审判处死刑,此案在全国尚属首例,这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司法失范”倾向,在目前“跟风”判决的氛围里,它很有可能为各地效仿。

  如果说杭州胡斌案的判决明显失之轻,那么,适用刑法115条“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都孙伟铭案的判决是否可行?我认为该判决不合法。理由有三条:第一,适用115条违反刑法第3条规定的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交通肇事犯罪法有明文,只能依据133条处罚。毫无疑问,交通肇事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是,刑法既然将它单列为一特殊罪名,其立法目的就是基于交通肇事的特殊性,将它从一般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中区分出来,加以有别于其它“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处罚。即使从常理上说,交通肇事后逃逸又致人死亡非常可恶,但是起码在主观恶性程度上,它毕竟与第115条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行为存在明显差异。法官在选择适用的法律条文的时候,必须遵守“特别条文优于普通条文”的原则(如果存在两种不同条文的话)。如果可以避开特别条文而适用一般条文,说一句极端的话,刑法分则便没有存在的必要,只要适用总则犯罪的定义就行了!为了加重处罚规避最相符合的刑法条款而适用一般性条款,不仅违反刑法第三条的规定,而且也有违宪法保护人权的法律精神,适用刑法第115条涉嫌侵犯被告的生命权。

  第二,即使适用刑法第115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于交通肇事行为来说也只能适用第二款,不能适用第一款。因为第一款规定的是“故意”行为,第二款规定的是“过失”行为。[10]交通肇事后在逃逸过程中再次肇事那怕造成如孙伟铭案一样严重的后果,行为人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故意,那怕是间接故意。

  在这里,德国的权威理论是值得重视的。德国当代刑法学家克劳斯·罗克辛在总结关于区分故意和过失的各种理论后说,故意和过失“实质上的区别”在于“故意是‘计划的实现’,有意识过失仅仅是‘轻率’。”他举的例子恰恰是交通肇事。他说,“在驾驶员不顾同车人的警告,以危险的方式超车并因此造成了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这样的案件在通常情况下都不会是故意的,而仅仅是有意识的过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汽车驾驶员,虽然有风险的意识,但是通常都相信,凭借自己的驾驶技术能够避免这种结果,否则,在其他情况下,由于他本身会是自己行为的第一位被害人,这位驾驶员是会放弃自己的行为的。这种比软弱无力的希望要更多一些的对好结果的相信,不能导致反对受保护的法益的决定。人们虽然能够谴责行为人不管不顾的轻率行为并因此惩罚这个行为人,但是,因为这个行为人没有做出反对在行为构成上受保护的法律价值(在这里例如:生命、身体不受侵害、他人财产),所以,这种谴责是很轻微的并且仅仅是值得受过失的刑事惩罚的。”[11]将这一理论用来分析交通肇事后逃逸又交通肇事行为,我们就看到,如果“逃逸”时“撞伤、撞死人”,则逃逸者自己首先是“第一被害人”,这一后果不会在他的“计划”中,不可能是他“计划的实现”。与此相对照,“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行为的结果恰恰是在行为人的“计划”之中的。因此,交通肇事罪只能是过失行为。

  正确区分故意和过失后,我们将看到,成都孙伟铭案适用115条第一款混淆了主观心理活动及恶性程度完全不同的两类犯罪: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将过失犯罪当作故意犯罪来惩罚。那么,适用115第二款如何?该款规定的最高刑期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比133条规定的第三种情形(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的刑罚要轻(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正确适用115条不能达到严惩的目的。

  结论是,无论适用133条还是适用115条第二款,对成都孙伟铭案、南京张明保案那样的连续肇事者都不足以惩恶,无法还死者及其家属和社会一个公道。适用115条第一款则存在明显的违法性。症结只能在刑法规定欠合理。

  

  三、无能为力的刑法

  

  基于以上对交通肇事罪适用法律的分析,结合对刑法功能作整体的理解,我国刑法未能有效遏制交通肇事罪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如上所述,对交通肇事罪规定的刑罚太轻。

  第二,对于交通肇事罪重视事后惩罚,忽视了事前的预防。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将危险驾驶、特别是酒后驾驶行为入罪;二是在交通肇事罪的量刑上,又以结果量刑,危险驾驶没有列为加重情节,所以即使在因危险驾驶而构成交通肇事罪后,危险驾驶行为事实上仍然没有受到追究。我国酒后驾驶甚至严重的醉酒驾驶行为泛滥,与上述刑法上的“纵容”存在因果关系。统计表明,许多交通肇事行为源于危险驾驶行为,危险驾驶大量存在表明存在十分庞大的交通肇事罪“犯罪后备军”。

  第三,我国刑法的罪数形态制度和数罪并罚制度弱化了刑罚对交通肇事罪的惩罚功能。在我国的现制下,同种数罪只作一罪从重处罚,这在简化刑法的同时,带来一个严重的缺陷:对于反复犯多种罪的犯罪处罚不力。例如,前述成都孙伟铭案,就应当认定为数个交通肇事罪,而不是一个交通肇事罪。二是数罪并罚制度。我们采取的是“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有期徒刑20年封顶)决定执行刑期的制度,而不是数罪绝对相加的制度。这也弱化了刑罚的惩罚力度。以成都孙伟铭案为例,他应当是数个交通肇事罪量刑的绝对相加,他的总和刑期或许将超过20年,这就够瞧的了。[12]

  第四,刑罚的弹性太大。依据刑法133条,交通肇事后只要没有逃逸,通常的刑罚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本身弹性就不小。不过,如果至人“重伤、死亡”行为严格执行三年有期徒刑,也还在情理之上——虽然结果严重,但是毕竟是过失犯罪。但是,刑法实施过程中的不规范现象将刑法的弹性无限制“放大”。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可以适用缓刑的(72条)。在大多数国人眼中,不“蹲监狱”实在算不得判刑,算不得犯罪(特别是在农村),这意味着一旦适用缓刑,被告连社会道德上的否定也“辖免”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有钱和有权的人来说(交通肇事者大部分属于此类),司法实践中弄个缓刑实在是易如反掌。[13]

  既然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失控的主要原因是刑罚规定的惩罚不力,在现行刑罚体系内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选择只有修改刑法。

  

  四、立法建议

  

  考虑到现行的数罪形态和数罪并罚制度,为增加刑罚的威慑力,提高刑罚对交通肇事罪的一般预防能力,建议刑法作如下修改:

  第一,增设危险驾驶罪。

  汽车是高速运动物,驾驶汽车本身是一种对社会存在潜在危险的行为,所以,驾驶者必须预先对社会作出安全承诺,这就是必须符合社会规定的驾驶汽车的条件,否则构成危险驾驶罪。仅仅为自己享受(饮酒)而罔顾他人生命,这本身是严重不道德的;法律对此不加惩罚实在是将不特定的社会大众置于危险之中,也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上不为罪,《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的处罚简直微不足道,虽然与《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相比,2004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加重了对酒后驾驶的处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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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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