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37 次 更新时间:2012-08-18 0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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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今日的体制毋宁是有史以来最坏的夷狄,哪里还有什么权利来主张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呢?这是很可笑的。所以,三代之治是一种古典的封建制的旧传统,不能说它跟我们毫不相关,它不像古希腊、罗马政制,古希腊、罗马已经消逝于历史之中,但我们的旧传统却是生命尚未断绪,而且还有待重兴。

  第二个历史传统实际上就是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在西方有从古典政治到封建主义的转变,但西方的封建包含了很多非常好的内容。它的古典专制也是一种王治。封建制在西方有封建法,那是一种自由的法律,封建法最大的问题是自由而不平等。中国的三代之治就是一个封建制,那种封建制里的很多东西都有待挖掘。中国的皇权专制的确有很多的问题,皇权专制主义荼毒中国不浅,遗留下诸多祸害,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满清的专制王朝却是构建出一个大的帝国,这个帝国最后和平转让给中华民国、我们也不能说它一无是处。例如,帝国的文治武功,礼仪制度,边疆治理,这些东西也应该认真对待。所以,我认为,古典传统至少有两个:封建制(三代之制)与君主制(皇权专制)。

  第三个传统就是现代的政治新传统,就是两个党制国家遗留给我们的东西。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做出了一些成就,但是还构不成一种新传统,至多是我前边所说的三个半中国的这个“半”传统。邓开创的改革只是一个转折阶段,从大的历史视野看,还是三个至上的党与国统一的传统。现在历史还没走完,今后怎样演进还不好说,但就如何对待传统这个问题,此前的自由主义基本上都是批判性的。在他们眼里传统一无是处。对此,我认为:一、不符合历史真实;二、大部分中国人很难接受。中国存在了五千年,中国现代历史从鸦片战争以来也有170多年了。这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难道都一无是处吗?这些人难道都是禽兽?他们就没有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吗?当然不是。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休戚与共,这里面也并不都是非常丑恶的东西。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如果对于无论是旧传统还是新传统都一概打倒,未免就太激进了,不符合自由主义的中正、宽和、从容与保守的原则。这个激进还不如左派呢!相比之下,左派对传统的否定就极端彻底。这个自由主义和左派的否定有共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自由主义缺乏历史感,缺乏一种历史叙事,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这种做法使这个理论本身也成为一种虚无主义,因为它本身不是神学。如果它是神学倒还可以理解,但它不是,而是一门人学。作为人学,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意味着自己也是虚无,除非它是一种新神学,只有神学才有这样的否定历史的力量。

  但是我们的自由主义不讲究历史,对神学也进行了否定。我们不时看到有些自由主义者转向基督教,这个有它内在的逻辑合理性,要不是这样的话,它理论上就走不通,再向前走,就不通了。自由主义把历史否定掉了,它又不能成为一个神学,还是一套有关人的理论,那它自己凭什么就比传统的理论高明呢?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就比所谓的仁义礼智信更高明吗?我看未必。我们看到的这个自由主义不能认真对待中国传统文明,从胡适以降,一直到前几天袁伟时先生在北大的讲座,对传统都是采取这么一个决绝的态度,这使人困惑。胡适先生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老蒋给他的评价是非常地道的:“新文化运动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个悼词非常到位。胡适的主张是比较激进的,但远没有左派激进,像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他们更激进。在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上,自由主义与左派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我认为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自由主义对待历史传统,至少应该是同情的理解,当然同情还是外在的,我们还要积极地寻找自由主义这一套制度和观念在历史中的生成。这是一种政治技艺,英国人称之为“政治拟制”,英国与美国的法政人均是擅长此道的老手,我们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也得具备这种能力,否则就是不称职的。

  

  四、自由主义的公民主体性及其政治领导权

  

  第三个问题,就是自由主义的主体性建设,或者说自由政治的公民主体议题。中国的自由主义既缺乏对历史传统的一个正面认识,对现代政治最核心的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催生的国家创制问题,也缺乏深刻的认识,致使它对如何真正地改造社会,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政治主体性、以及道德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也缺乏历史性的广阔视野。

  经济自由主义谈经济和道德两个事情,在狭小的商业领域是对的,就市场经济来说,经济与道德无涉,经济学可以不讲道德。但是,经济问题要是上升到一个大的政体与国家层面,作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肯定是和道德相关联的,这样就涉及到公共利益问题。人们在一起进行所谓商品交换和财富创造,到底是为什么?这其中要是没有制约,那欲望的资本主义,绝对自私自利的个人的绝对主体性,个人的无节制的自我膨胀,无疑是灾难性的,它会摧毁社会,摧毁政治。

  自由主义把个人主义作为方法论,但个人主义并不是不讲道德。我在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是法律上、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在法治下不讲道德,不讲公共利益,那不是个人主义的真正含义。个人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在法律与政治上构建一个法权的主体,是一个自主的权利主体,而这个权利主体是具有同情心的,是应该有公民责任的,应该有美德的。这是人性,你秉有权利,但你更有美德和公民责任,我认为这才是个人主义的核心。

  然而,现在我们时下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只是把它建立在一个低层次上,表现出来就是经济与道德无关,与公益无关,只与经济社会的经济利益有关,法律上也是与道德无关。关于什么是一个可欲的现代社会,什么是一个美好社会,过去的自由主义思考肤浅,经济学的、法学的自由主义虽然成主流了,但他们对真正的公民主体是什么,并没有做出应有的回应。这种纯粹的经济人的主体,或者说只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不可能解决建国创制问题和重叙历史问题的。时下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主义很是风行,对此,伯林在西方社会有他高明的理由,但在中国恐怕未必就完全恰切,消极自由针对那些以国家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之名来侵害个人权利的专制行径,固然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只是依靠消极自由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自由的现代政治的。

  伯林是自由主义的经典思想家,但他未必是一个致力于构建自由制度的思想家,因为自由制度的思想家大多强调的是一种公民主体的积极自由。我们看早期现代的自由主义,都是非常——用我们中国话来说——经世致用的,不仅强调公民美德,而且强调自由实践,甚至公民革命。无论是英国式的革命,还是法国式的革命,或者美国联邦党人式的革命,公民诉求的都是要创制一种宪政体制,要塑造一个自由政治。像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他们讲究美德,讲究同情心,就是说自由的法律、自由的经济、自由的政治是应该有公共利益、同情心这样的一种社会责任,这些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这些年来显然是过于强调消极自由了。积极自由未必就必然导致极权主义,极权主义那已经不是积极自由了,相反,它们完全是非自由、反自由,就是专制极权了。这就是说要赋予积极自由一个正当性的正名,积极自由与极权专制,与以国家名义去剥夺个人权利或者斯大林的政治清洗那一套是大相径庭的,同时与伯林的消极自由观也是不一样的。积极自由是什么,就是我曾经说过的人民起来,参与制宪建国,践履公民美德,担当公民责任,为权利而斗争,等等内容,还有道德、文化等功能。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美国建国与内战时期发扬的非常政治或立宪政治,就克服了消极自由的弊端,破除了韦伯所谓的“铁笼”。在此,中国的自由主义不但要唤醒人民的公民觉悟,还要呼唤与培育真正的政治家,由他们来行使构建自由政体的政治领导权。

  此外,还有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文化的政治性现在谈得人很多,他们强调文化主体性。比如张旭东,还有韩毓海写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也谈到了文化主体问题。但他们的文化主体是反政治、反法治、反自由的文化主体。我认为,这种主体性实际上是一个虚幻的主体性,没有自由的人格怎么可能有主体性呢?这个主体性就是人文吗?那只是他们所想象的主体性。现在新左派好谈主体性,也谈政治成熟,但他们从来不谈公民,不关注公民主体,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说到底他们旨在维护执政党的统治,那不是自由,而是权力统治的政治成熟。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讨论政治与法律的政治成熟呢?因为一谈这些问题就必然扩展到公民自由问题上来了。他们不谈自由,只谈道德,这是唱高调;但是道德是和自由相关联的,没有自由的道德是很可怕的。我认为现代政治的自由主义首先就要强调自由的道德。假如不谈自由这个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要有一个自由的政体、一个共和国的构建,再有就是一个民族追求自由的历史演进——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公民主体性。

  在这个演进的历史中,自由的主体又是谁?可以说,关于自由的主体,欧美社会并不是只还原到每个个人,它们还有乡镇自治,然后通过自由宪章。他们的宪章更主要的是一个关于政治共同体,一个城市,一个州的宪章,然后在此之上才建立了所谓的联邦国家,如此多元的公民主体就这样被逐渐培育出来。但是,前苏联却沿袭欧陆社会,搞出了一套新的现代国家的主体,那就是党、先锋队、领袖,他们发动群众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一种现代政治的主体机制。这个主体机制导致的结果就是全体人民都“被代表”了。

  中国的自由主义,从百年历史来看,所面临的并且一直没有完成的,无外乎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那就是“建国”与“新民”。新民,说到底就是建设一个公民社会,一个现代自由而平等的政治共同体。这个现代公民社会发端于公民个体,并且相互塑造于小的村镇与社区,从公民自治,到社区自治,到地方自治,创制宪章,构建更大的公民社会,直至自由建国。但自由的政治不是小政府,而是一个有边界的有限而又强有力的政府。就是说政府是有边界的,但在其界之内则是强有力的,既不是小政府也不是垄断性的大政府。现代中国的问题是没有社会了,政治国家把社会全给摧毁了。比如说像重庆,在重庆哪有社会?政治给政府包办了,连民生也都给政府包办了,替人民当家做主,替人民均贫富、搞民生,替人民分配公共资源。关键在于你有什么资格垄断权力?谁能保证你今天高兴了就给大家财富平均分配一下,明天不高兴了就来掠夺?

  所以,作为一个公民既要讲权利,更要讲责任,大家如果都在合法地谋私,都是在吃喝玩乐,人民也会腐化堕落的,这个社会也要崩溃。我们看罗马帝国的解体,这跟罗马人民的腐败有关。因此我们既不能容忍一个强权的政府把社会消灭掉,同时也不能放任社会把政治抽空,用官僚政治吸纳或化约立宪政治。当今西方社会的问题就是后者导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社会捆绑政府,但又没有一群真正的政治家致力于政治变革。当然,中国更没有政治家,而是权力官僚制与权力资本化。我认为自由主义虽然应该强调个人的自由生活,但与此同时还要呼唤公民美德,并诉求立宪政治。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中,政治成熟本该就是催生、呼吁甚至造就一批有政治担当的人。只有有政治担当的人才能把握政府与社会的平衡。所谓平衡在于把握时机,把握好了就是伟大的政治家,要不就只是政客。这不是理论做出来的,也许就是天命。或者突然这个时代在某个时期就“砰”的一下冒出一个林肯式的人物,但是自由主义应该给这样的一些人物提供深刻的自由主义理论证成。

  总之,我认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大问题上面。一是建国创制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问题,二是历史叙事问题,三是公民主体性以及政治领导权问题。二十年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虽然议题繁多,但在这三大问题上确实是乏善可陈,思想理论上没有什么推进,也少有人认真思考。我认为如果要想摆脱自由主义的“颓势”,变得真正富有力量,大可沿着这个思路去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可以延伸出内政、外交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存在张力,问题的确是很多的。关键是其中的政治成熟的逻辑。西方早期现代的自由主义大师们处理的都是我说的这些问题,他们那个时代也有贫富不均、阶级对垒、种族差别、男女平等等一系列问题,但这类问题的“问题化”处理却是19世纪之后才逐渐解决的。为什么早期思想家们对这些问题能够坚定地视而不见呢?因为他们政治成熟,一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无疑是很多的,甚至是无穷尽的,但他们在理论上所处理的都是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核心问题,这正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所必须面对的。

  中国的自由主义如果要走向政治成熟,同样要有分辨问题等级的能力,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至少目前我所看到的那些自由主义者,似乎并没有多少政治性的自觉。所以我一直呼吁,而且自己这些年所做的也主要是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一直认为,当今的中国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和西方早期现代300年左右的那一批大思想家们思考的问题具有同构性。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在建国创制、历史叙事、公民主体性以及政治领导权三个维度上作出成熟的政治思考,也就难以走向其政治的成熟,也就必然要继续表现出颓势,甚至成为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某种不相干的东西。

  当下有所谓资本的政治成熟,或者说财富的政治成熟,还有执政党的政治成熟。关于财富的政治成熟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资本家如何勾兑权力,获得金钱后想办法移民海外,在当今情势下这是他们天然的选择,这是他们最大的政治成熟,并不用教。执政党的政治成熟就是编制一套套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科技发展、和谐社会的祥和盛世图景,延续其赤裸裸的官僚制权力统治。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呢?我认为关键就是如何能够催生一个自由的政治共同体,领导人民进行和平的改良主义的立宪建国,这才是中国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使命和志业。

  

  本文已经发表于《思想》(台湾)杂志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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