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无隅:自由,我们过了头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4 次 更新时间:2012-08-14 20: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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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无隅  

  

  前些天,我的手机忽然收到一篇腾讯阅读推荐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鲜明地带有红色印记,并且措辞强硬的文章,如今见的并不多。资产阶级与自由化的搭配,在几十年的历史语境中,早已成为一重原罪。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咦,发生什么事了?”一看作者,居然是邓某人,文章写于一九八六年。哦,虚惊一场。然而真的是一场虚惊?一篇二十六年的文章,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被网络自动推荐,是红色警示?还是有某种更深的意味?

  二十六年后的今天,当自由化跟资产阶级的原罪仍未洗去时,当其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仍然成为禁忌时,我只想以我亲身的经历,谈谈我们的自由,过头了吗?

  

  

  

  看看如今的大学,四年的专修,思政课像个幽灵一般,贯穿始终。以致自初小至硕博,所有的升学考试,政治都是必修课。以我所读的新闻学来说,专业要求的第一条即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这让我觉得惊奇,马克思怎么什么都懂?几乎所有学科都要在其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然而,我穷究半天也只能发现,马克思一生与新闻业唯一的交集就是曾经办过几期“新莱茵报”。在德意志的民主革命中曾作为其主张的宣传工具。恐怕连马克思本人也绝对想不到他这样的经历就能被形成一整套理论体系,去作为后世新闻从业者的标杆。在理性范围内,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形式上否认这一点呢?

  思想和政治认同,已经作为人们获得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条件存在了,这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胁迫。以至于无政治,则无学术。政治正确成为一切事由的标准。这是典型的泛政治主义。一切学术思想都变成政治工具。政治教条成为学术思想之“先天的前题”,政治纲领成为学术思想之不可逾越的纲领。

  在我所有的专业课里,不过每周四个课时,那是我新闻全部的主业。然而思政课,单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来说,每周就有六个课时。我并不知道除了进行所谓的思想教育,把一代人铸造成合于他们主观需要的类型之外,是否还有任何其他价值。这让我不得不想起殷海光曾口诛笔伐的党化教育。以一党所具有的政治优势,“控制学校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

  我一度认为思政课的教师是最易混日子的。他们会言之凿凿,告诉你类似“必须怎么样”的真理,却并不必要说明原因。因为在这些课程中,你只要选择相信。甚或你也并不能自由地对相关学说进行批评和质疑,而是必须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教科书上的思想和观点。就像我曾经的中学生涯一直在做的一样。

  在我上学期的“毛概”课上,我的那位平头圆脸,性憨,偶尔拙于言的老师,总使我有种复杂的感触。他是教授,执着于自己深信的主义之中,也试图使我们相信。他能毫无纰漏地讲述教科书上的内容,却并不知道更多的历史细节,也缺乏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当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他痛陈之下积极组织我们讨论,希望我们畅所欲言。但当有个别学生的发言触及了他意识中的敏感区时,他又会嘟着嘴,摇摇头,连眼神中都带着一份否定,继而上前剥夺那人的发言权。我也曾被从讲台上赶下来,一次被选为课堂展示代表,我只准备了一页与所谓课有关的内容,之后长达十数页的内容是我对大学思政教育的质疑,以及言论自由与社会控制的看法。结果可想而知,我才讲了一半时间不到,我的老师就急匆匆要让我住口。我表示了抗议,“老师,你可以不同意我所说的,但请尊重我发言的权利。”“现在是我站在讲台上,让我讲完。”我看到了他突变的脸色,都气得绿了,一把夺了我的话筒。他平稳了一下情绪,说“这个同学太不老实了,只有一页内容与本课有关,还是个幌子。你有做煽动家的潜质。”我却笑了,这究竟是褒还是贬呢?

  这让我想起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所说,“自由讨论的确实,不仅使意见的依据被人遗忘,就连意见本身的意思也常常被人抛诸脑后。”我不知道的是,如我的那位毛概老师一样的人,他们是否还知道他们所信奉的那些理念,其本身的意思。

  华东师大的张雪忠先生曾经致信教育部长取消思政课。这确实是一件极为理想主义的事情。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件形式重于价值本身的事情。毕竟一个教育部长对是否厉行党化教育并没有决定权。但我仍然钦敬张先生的勇毅,正如他所说“如果对最重大的问题及最高层次的原则,人们不能进行自由的思考和充分的探讨,那么一个民族不管人口有多少,都不大可能产生真正杰出的思想,整个民族的理智水平也不可能到达令人尊敬的高度。”这种思考或许我们都明白,在一个连上帝的存在都可以任人质疑的时代,我们还要不得不将一个德国人的学说视为不可质疑的神谕。这只可能矮化理性,导致蒙昧。钱学森去世前曾经发出那个著名的世纪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想答案就在这其中。

  

  

  

  多个月以前,一篇某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先生的离职演说,在公共舆论中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见到一位体制内的高校教师言之拳拳,面对高校日益行政化、权力化,甚至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陈词痛切却又无可奈何,最末他选择道家所抱定的无为与不争。于是无道则隐,他以退的方式去正道,这多少也有些消极自由的意思。即使看客如你我,恐怕扼腕之余都得凝眉唏嘘。

  其实我去年就已经读到这篇文章,因为我恰好是这所大学人文学院的学生。在当时的人人网上,我们同校的一些学生中间已经在转载这篇文章。但流布仅限于人人网,并没有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今年四月不知何故,又有人重新翻出这篇业已消沉的文章,并被转载到了微博上,借助媒介强大的传播力,没想到一夜之间成了一篇网络红文。记得我们几个朋友初读这篇文章时,对这位先生的道德文章以及身上那种士人风骨表示深深地钦敬。我当时还有一番复杂的况味,不知这究竟该是与有荣焉?抑或耻焉?

  我初入大学,第一堂专业导论课就是这位院长上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素朴,却有逸气。短发微白,面容清癯,一件暗灰且洗的有些发白的夹克,配一条褐色灯芯绒秋裤,以及脚上套一双百纳底的宽口黑布鞋。他讲课调低而稳,语速缓和,少有声情并茂。一整堂课,几乎没上过讲台,立于学生中间,偶尔来回走动,步子极轻。他平静地讲述着早年在文革期间做过钳工、车间干部,后来做了新华社的记者,七八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续读硕士研究生,专攻魏晋南北朝史。八五年进入省社科院从事历史学、社会学研究,再至大学为人师的由历。而座中我血气方刚,正做着以新闻为入世之媒的美梦。

  有一回我和一个同好,查到徐先生开了一门“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史”的选修课,便约好逃课一起去旁听。没想到一个百余座的大教室,已经没有虚席以待。兴致顿时怏怏,只好折回听自己的选课。而后一年阴差阳错,我也再没有见到徐老师。

  其后的日子,我已感慨“侯门一入深似海”,自己坚持读书写作,却对大学的积怨日深。在徐先生的离职演说红了之后,我很想谈谈对高校行政化以及教改的一些看法。之前一直在关注南方科技大学,对其从筹建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都有所了解,借着一次课业的机会,写了一篇类似深度报道的长文《南科大教改围城》,以我所能有的学力分析高校去行政化所面临的困境。然而这篇文章,即使在一份本系办的报纸上发表,也被认为敏感而几经波折。而后我亲历的一些事情则更使我对行政化,权力化有了直观的认识,也进而愈发感到至少在公共场域中言论的受限。

  仍是在一次毛概课上,要进行时事点评,我本来准备的是关于俄罗斯大选和香港特首选举的分析对比。上台之后却忽而想上网找到徐斌先生那篇演说,以此先花个几分钟讲讲高校行政化和教改的问题。当我搜索到这篇文章,正打开之时,我的那位性憨的毛概老师却急忙跟上来,要我关掉窗口。“这个不要讲,不好讲”,我很困惑他的话,总觉得有弦外之音。是否在学校内部有所要求,他们对此达成了某种默契。我困惑,却不知道。

  直到六月底,我放假前夕,陪远道而来的文友逛学校图书馆。我们无意中进了自己学校的文库,说来并非因为那里藏有怎样的好书,仅仅是那里的设施最优,能坐上最舒服的皮质沙发,供我们闲谈。为了找些可供谈论的话题,我想起这里有徐斌的书,朋友恰好也曾读过那篇演说,就去陈列的书柜上取阅。我知道徐先生写过两本人物传记,收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一本是《王充传》,一本是《马寅初传》。令我匪夷所思的是,我取下的《马寅初传》已经被人为地消去了作者的名讳。书封皮内侧的作者简介也被一块裁剪的白纸覆盖。后记中共有十二处被白色涂改液抹去。甚至书后出版社附录的一些新书出版信息,只要与此稍有关联的,都被灭了踪迹。我们捧着书翻了又翻,既觉得离奇,又觉得可笑。这是要封杀,还是抹杀?

  我联想起前时在毛概课上被要求禁止的那番对话,空穴来风?我恐怕不信。那几本被抹去痕迹的书,我不知道会保存多久,也不知道这样的掩饰是否确有实效。我总是想,一个敢于自己思考的人,就算所得的结果是错的,对比那些不敢自己思考,却只知持受正确意见的人,其对于增进真理的贡献还要更多些。

  但是由于徐先生那篇演说的走红,在我们正欣赏其卓然不凡的道德勇气之时,他却因此受到各种负面的压力。何以至此?他仅是说了一些他所眼见、所亲历的真话,却因一次媒介无意的放大,他本身却成了一个言论的禁区。或许也已经成为逆淘汰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季羡林生前那句“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会如此值得令人玩味。

  之后一次,我在学校食堂吃饭,恰好碰到徐先生和他的夫人。一左一右,互相搀扶着,拎个灰绿粗布包,走近。他们买了两碗素面,在一个较偏的桌上相对而坐。那个瞬间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们的年纪大致相仿,头发都已有些斑白,都是深色偏暗的衣着。就像是一对生活平淡普通的老夫妻,静静地吃着面,丝毫不显眼。周边人来人往,都是排队等着吃饭的人,恐怕很少有人认得他们吧!

  苏轼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是自思想受启蒙以来,读的最多的一句诗。我想起“寻找家园”的高尔泰,想起刘宾雁那个“不死的流亡者”,想起香草山上曾令我血脉喷张的少年余杰。他们的思想与际遇差别何止霄壤。自然这忧患并不在于识字与否,症结只是在于言论一直受限,自来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然而我们为什么不能享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呢?只要在不伤害别人的范围之内。

  我们的自由,过头了吗?不,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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