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加怡: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中国理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9 次 更新时间:2005-02-02 14: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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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加怡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目标。中国是否能向国际社会充分、准确、系统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能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有效建立起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良性互动关系。一个发展的中国不仅应当向世界贡献自己的物质成就,还应当贡献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发展理念。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中国理念应当包括:共存、共享、共赢的哲学观;自主、开放、人本、可持续的发展观;鼓励生产要素全面、充分、合理流动的全球化经济观;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全球治理观;历史、动态、实践的方法论。

  

  [关键词]国际经济关系;中国;价值理念

  

  新世纪之初,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但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肯定中国的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交替出现,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在赞扬中夹杂着疑虑,少数人甚至怀有敌意。应当看到,决定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地位的固然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但中国是否能向国际社会充分、准确、系统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能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有效建立起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良性互动关系。一个发展的中国不仅应当向世界贡献自己的物质成就,还应当贡献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发展理念。

  

  一、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即确认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承认这点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是割裂和对立的。事实上,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代表一定的利益。一定的利益也需要通过一定的意识形态来表达。只是当特定的意识形态不能有效地支持特定的利益时,才需要对意识形态作调整和更新。美国之所以要在全世界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和“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不仅是为了找个幌子掩盖其谋求自身利益的实质,而且因为这些理念与价值观也确确实实地代表了美国的利益。相反,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意识形态的缺失往往反映了它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不够清晰。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势主导是十分明显的。源于欧美的西方经济学及哲学观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仍然是英美新古典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和功利主义的哲学观,辅之以“民主”、“人权”等超越纯粹经济范畴的价值观。这套意识形态体系能够较为有效地表达发达国家的利益指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即主张经济自由化、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以消灭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为标志的宏观经济稳定等等。“华盛顿共识”的背后,是支撑传统资本主义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功利哲学,其政策主张的利益导向是保护强者的利益,构筑对强者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

  

  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后华盛顿共识”和“欧洲价值观”。“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以人为本”,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由于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近年来,随着“华盛顿共识”的片面性越来越为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所证实,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列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批判[1]。“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后华盛顿共识”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出发指出“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切中要害,因而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同。

  

  尽管“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作了合乎情理的批判,但它毕竟是站在西方学者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能等同于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发展问题的思考。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整体上似乎是陷于意识形态的缺失。这种意识形态的缺失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界追随“华盛顿共识”,很少有新的原创思想;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反全球化”思潮在理论上不成熟,批判有余,建树不足;三是在学术界出现否定发展经济学的思潮,一些西方学者明确提出:不存在什么发展经济学,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完全可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的缺失反映了它们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存在困惑。例如:应当如何对待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挑战这一秩序,还是承认现实并从中尽可能获益?如何看待发展的自主性和开放性,是坚持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还是接受某种程度上的主权让渡?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利弊究竟在哪里?应当不应当接受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治理的概念?如何认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等等。应当承认,在这些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认识是不一致和不清晰的。

  

  在各类国际经济论坛上,发展中国家在重大问题上认识的不一致、不清晰,与发达国家总体上鲜明一致的立场形成了巨大的不对称。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状态固然根源于它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利益分化和实践基础的薄弱,但这种情况又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协调与政策对话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自身利益和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缺乏逻辑一致的理论表达,同时缺少理论创新又反过来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创新。因此,建设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指向的价值理念以回答重大的现实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迫切性。

  

  二、构建符合中国利益定位的价值理念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意识形态缺失的问题。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有条件、有能力率先走出这种缺失,构建符合中国利益的价值理念;同时也为表达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丰富世界发展思想作出自己的贡献。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迫切需要让国际社会了解自己的发展目标与利益追求,以便与之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其二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独特成功经验为形成中国价值理念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其三是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政策对话,在不同的多边经济论坛上就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表达了一系列的看法和主张,为系统地构建中国价值理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

  

  构建中国价值理念的基础是明确中国的利益定位。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就决定了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能充分体现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对于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有批判的倾向和改革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开放经济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这就决定了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不是对抗的关系,中国的发展不是撇开国际经济体系另起炉灶,而是在参与、合作的过程中推动其改革。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不是被动、无奈地接受,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本身就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因素,因此,中国必将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推动创新的力量,但同时,现存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对中国的疑虑乃至敌视也将伴随中国成长与崛起的整个历史过程。

  

  构建中国的价值理念应当围绕以下几个基本目标:1、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我国内发展目标和对外战略目标相一致,能够准确有力地支持和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2、协调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关系,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发展目标及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3、回答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表达中国对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看法和诉求;4、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与国际社会共享中国的哲学观、价值观和发展经验,丰富世界发展思想与实践。

  

  中国价值理念应当同时具备兼容性、批判性和建设性。所谓兼容性就是并不全盘否定国际主流价值理念,能够与主流价值理念对话与衔接,可以用国际社会通行的语言来表述。所谓批判性就是要旗帜鲜明地批判主流价值理念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种批判不仅针对具体结论,更着眼于方法论。所谓建设性就是不以批判为最终目的,“破”是为了“立”,要实现价值理念与方法论的创新,为中国自身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工具。

  

  中国价值理念可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继承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观;其二是学习和吸收近现代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思想,包括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接纳当代西方市场经济思想;其三是总结和提炼当代中国的发展经验。

  

  三、国际经济关系中中国理念的基本要素

  

  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了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了APEC、10+3、20国集团、亚欧会议、马尼拉框架、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多边经济论坛。在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和论坛上,世界越来越多地听到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发展经验日益得国际社会的肯定,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我们认为中国的经验、立场和主张已经包含了中国价值理念的基本要素,应当加以总结与系统化。

  

  根据我们对中国利益定位的认识,并基于中国近年来在多种国际场合表达的基本立场,笔者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中国理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

  

  (一)共存、共享、共赢的哲学观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应当以中国文化中共存、共享、共赢的哲学理念为支撑,批判“零和游戏”的霸权主义逻辑。“零和游戏”是“中国威胁论”的逻辑基础。美国一些人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将会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利益格局,中国将会像二次大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那样要求重新分配利益,从而威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典型的以已之心,度人之腹。毋庸讳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当然会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利益格局,但这并不说明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必然导致他国利益的损失,更不能推断中国将威胁他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只有“零和游戏”的霸权主义哲学才会得出如此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国几代领导人都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称霸;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近年来我领导人在不同国际场合倡导的“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2]、“充分尊重各国文明发展的多样性”[3]、“以邻为善,与邻为伴”[4]等主张,表达了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强大的同时,愿意尊重他国利益,与他国和平共处、共享繁荣的良好愿望。中国的立场并不是权宜性和策略性的,它不仅基于中国对自身现实利益的认识,更出自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哲学理念。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曾与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但并未侵略扩张谋求世界霸权;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人民最反对以强凌弱,最厌恶霸权主义,最珍惜世界和平,因为中国人信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

  

  中国传统哲学一向崇尚共存、共享、共赢。共存就是尊重多样性,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乃至不同利益的人也可以和谐相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他深刻地阐述了“和”不必一定要“同”,而“同”者也可能“不和”的道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体现了中国人尊重多样性的宽广胸怀。共享就是主张人们应当平等地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与机会。中国古代素有“均贫富”的主张,孔子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剔除其“平均主义”色彩,“患不均”正确地指出了“不均”的不可持续性,而这种“不均”并不仅指财富分配数量上的不均等,更是指社会运行规则的不公平、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今天我们倡导共享,并不是否认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正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性,落后国家才有可能后来居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反对的是贫富差距的固定化和扩大化,我们倡导的共享既包括关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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