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把脉当下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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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今年初始,中国经济已放慢前进的脚步,出口的下滑、产能的过剩,再加之消费的疲软让原本动力十足的“三驾马车”开始举步维艰。从年初的通货膨胀压力,到年中所谓的“CPI下行”,货币政策的每一次调动都刺激着市场的神经。再加之房地产市场调控、证劵市场制度改革、国际板上市等争论,在此宏观背景下,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面对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什么才是最适宜的宏观政策?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货币流动性、楼市、股市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近期为东方财富网做了一个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访谈;经韦森教授授权,FT中文网发表由他自己审定的这一长篇访谈的部分原稿,以飨读者。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个必然趋势

  

  纵观中国今年上半年宏观数据,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其中二季度增长7.6%,增速3年来首次跌破8%。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8398.4亿美元,同比增长8%。其中出口9543.8亿美元,增长9.2%;进口8854.6亿美元,增长6.7%;贸易顺差689.2亿美元,扩大56.4%。

  记者: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开始显现,投资、消费、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在此宏观经济的格局下,您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经济是否存在“硬着陆”的风险?

  韦森:我素来不怎么用“硬着陆”、“软着陆”这种带有情感的隐喻性词汇,总觉得这种说法的背后的潜台词是假定一国的宏观经济像架大飞机,总有一个航班“驾驶员”和“机长”似的政府操控和调控在其中。今年5月初,《东方早报》记者曾给我做了一个访谈,在那篇《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的访谈中,我就指出,中国经济逐渐下行,将是一种自然趋势,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必然趋势。这个观点随后也影响到了较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包括国外的一些经济观察家。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年的黄金增长时期。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开始逐渐下行,应该认为是自然和必然的。近期,有一些财经媒体乐观地表示,中国经济将在7月份“见底回升”。我觉得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经济的表面现象。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长期趋势看,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速的逐渐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之所以说中国经济下行将是一个必然和自然趋势,可以从三个层面讲。其一是表层的,即人们所常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举步维艰;其二才是根本的,即各类企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三则是从历史的观察看,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看来已过巅峰期,慢慢进入了长期增速下行的趋势中。

  记者: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今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中国企业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孟加拉、菲律宾、印尼、巴西、越南等国家,而较多外资企业也纷纷外迁他国。加之西方国家经济低迷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您具体怎样解读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的形势?

  韦森:整体而言,大规模的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的确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动着中国经济增长。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基本格局是,大规模投资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外贸出口也已差不多达到顶峰。在国民收入三部分中,政府财政收入在过去近20年里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开始增长也比较快(但最近几年开始有些下降),但劳动收入部分占GDP的份额过去十多年一直在下滑。这种情况下,消费也很难启动。这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整体格局。

  具体说来,在过去近10年中,投资占中国GDP比重连续超过40%,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无此先例。但是,要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在前几年时间由各级和各地政府所启动和推动的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的高峰期即将过去,而民间投资也在逐渐减少。如今的 “铁、公、基”等兴建投资项目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巨大的地方政府负债和企业负债。在外贸出口方面,2011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20.3%,应该说仍然是相当高的速率,但全年对GDP的贡献却为-5.8%。目前看来,欧美、日本经济要从目前的萧条中走出来,可能复苏需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由此判断,我们的外贸出口基本上已臻顶峰,即不会再怎么增长了,至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了。在此情况下,外贸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会是负的,且今年中国外贸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值为负的成分可能更大。

  依靠内需消费保增长目前看来也较为困难。多年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下滑趋势,特别是在2002年之后,下降非常明显。税收的增加、企业利润的下滑,尤其是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关停,将会导致中国普通百姓收入的继续下滑。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来就增长不多,而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或到国外去消费去了。在这样的格局中,又如何期望通过增加消费、启动内需而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

  在目前的经济社会格局中,即使我们政府的基本国策有一个大转变,即政府推出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这首先和必定要减少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舍其似无他法),似乎也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增速缓步下行的趋势。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正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大规模投资的热潮正在过去,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在下降,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降,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转型。目前,中国家庭消费只占GDP比重的34%左右,最终消费也仅为GDP比重的47%。中国经济正处在投资拉动型与消费驱动型的转折点上。从主要靠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本身正说明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将是一种自然和必然趋势。换句话说,靠消费拉动经济,本身就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正在过去。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经济发展的自然法则,在人为启动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会像一个老长跑运动员靠服大量兴奋剂来维持自己过去的速度一样,那会大伤身体的,甚至会导致没跑到终点就突然倒下,那就是大的经济衰退。一会我还会从理论上再回头细谈这一点。

  

  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意味经济增速进入下行轨道

  

  凯恩斯在其《货币论》中曾指出,“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作系由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变量,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凯恩斯本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兴衰,与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紧密相关。倘若企业都能够盈利,国家就进入繁荣期;而当全部企业利润下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为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已沦入衰退期。

  记者:您在最近的重读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文章中指出,凯恩斯曾提出“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是经济进入衰退期的征兆”这一重要发现,您这样看待这个观点?

  韦森:在1931年出版的《货币论》第二卷第30章,凯恩斯强调说:“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之前,他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凯恩斯的一个伟大发现。在今天当今中国的格局中,重读思凯恩斯的这一提醒,更感有现实意义。

  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时期,几乎中国所有经济部门,包括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润率都有一个快速上升时期,大家都在赚钱,还有很多人赚了大钱,这正是发生在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现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数据都表明,中国各类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用凯恩斯经济学话来说,当今中国经济“资本的边际效率”正在下滑。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动力不足最根本的风向标。吴敬琏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一个观点:“各行各业赚大钱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记者:中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您曾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将是历史观察中的必然结果,那么您认为我们会复制日本经济当年的走势吗?

  韦森: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每一个国家都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期都不是很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年,切恰好都是赶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纵观历史,英国真正崛起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发生工业革命时期,有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直到1873年,就来了一个大衰退。德国在1871统一后,也经历一个2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后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从1955年开始,到1973年出现石油危机后就结束了。随后,日本经济从1975年开始恢复,在1975~1985年的十年时间中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稳定增长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来的20世纪50~60年代的8%~10%下滑到5%~6%。到1985年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了,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

  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才真正开始腾飞,至今也正好经历了20年了。2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10%上下。把中国经济放在当代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现今所面临的状况,很像日本在1973年时面临的情景。对比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们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实体部分的投资所推动的增长,尤其是在制造业与重化工业的投资,也主要依靠外贸出口来快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现在正处于实体部门、重化工部门、制造业部门尤其是与外贸出口有关的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末期,这与日本经济当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但是,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也有许多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于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上变动上。在过去的差不多20年,中国的GDP与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增长,企业利润和资本的回报率也很高,一大批富人的财富迅速崛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却一直在下降,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现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占有上差别均迅速拉大。这就与当年的日本截然不同。按照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史学家赖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率几户与GDP增长速率同步,在“国强”时,“民富”了,并且社会收入分配差别一直不是太大。我们现在则完全不同,国富了,却民不怎么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现在看来,目前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常像1973年日本的情形。当时,日本的经济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人均GDP才3000美元。之后经过之后有十七八年“稳定增长时期”,到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进入萧条期时,人均收入已快到2.5万美元了,比当时美国人均GDP还高1658美元。目前,我们人均收入目前仅为5000美元,如果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在5~8%增速再增长一段时间,那对未来中国而言,可能是很不错甚至最好的选择了。但是,如果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时,如果政府决策层再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期望靠高投资率而强行维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在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大致10,000元就出现大的经济衰退了,那可就陷入了人们所常说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了。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状况。

  基于上述判断,我最近在那篇“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和这篇访谈中,呼吁要对中国经济渐进下行要有“思想准备”和“合理预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决策层和企业家乃至普通投资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经济运行自然法则和这一大趋势的决策和对策。否则,如果再逆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而靠大规模地释放银行贷款来强行维持短期高速增长,再来一波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会把经济推向突然崩溃和大萧条,这也是我最近读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经济周期发生原因的早期的经济学著作所悟出来的一点。当然,我们不能尽信纯经济学理论。然而,正是依照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反观当今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我才有这样一个判断。当然,经济学人任何预期未来都是危险的。但是,没有危机意识,盲目扩张,盲目投资,可能危险更大。因为,反观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有思想准备和预警,各国经济才会摔得如此惨烈。有预警,有思想准备,可能更有益于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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