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权力焦虑的基本原则是告别过去，回归历史真实；面对现实，不回避现实；可持续政治发展原则；走向宪政民主，走向未来。原则终归是原则，只有对原则进行阐述，才能明确地把握原则及其应用范围和限制范围。
一、回归历史真实原则。权力的焦虑部分来自于对过去的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实的还原会导致不确性的结果，或好或坏或不好不坏，或稳定或不稳定或稳定与不稳定共存，或合法性丧失或合法性获得或者合法性既没失去也没获得。多种可想象的可能性与可想象的恐惧性应有尽有，从而导致权力进退两难，难以定夺。权力因在还原真实的历史想象与恐惧的多种可能性中患得患失。
告别过去，就是告别不真实的历史，让历史的真实取代历史的意识形态、历史谎言。不可否认，正视历史，有的时候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丧失，合法性一旦丧失，权力就会失去稳定性，而权力一旦失去稳定性，不但政治无序，社会也会陷入混乱状态，政治和社会都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但是，正视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更大，那就是不断地增加合法性。这个方面有很多例子可资证明。原来苏联解体之后的苏联各个国家，都对苏联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对列宁、斯大林及其后来者的错误进行了根本性的反思，得出了完全不同于苏联教科书的结论，才使人们认识到苏联历史教科书的欺骗性，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过去的路不可能再走，从而提供了国家向前走，向民主法治道路走，向自由道路走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通过对历史真实性的复原，人们对过去历史的忠诚转化为对民主制度的向往。台湾国民党对蒋家父子那段历史的评估，使台湾人对蒋家父子的功与过有了理性的判断，对于国民党给予的理解性支持，国民党也在对历史的反思当中由革命党变成了现代民主政党。历史是权力的重负，尤其是历史中的权力有着肮脏、谎言、欺骗的时候更是如此。卸载历史的重负需要时机，需要政治智慧，但更需要政治良心、政治美德。
化解权力的历史焦虑，一个历史人物是必须面对，必须要解决的，这个历史人物就是毛泽东，如何认识毛泽东，尤其是如何重新认识毛泽东，如何重新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人物创造的历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方面，有民间和官方两种意识形态表述，之所以把民间的看法定为意识形态，因为民间的研究并不是客观的，而是有着基本的价值偏好，比如民粹主义把毛泽东奉为神，民族主义把毛泽东视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左派把毛泽东视为平等的大救星，而自由主义把毛泽东视为专制者，不同的民间价值共同体对毛泽东有不同的解释，这里面有真相、有谎言、有自我塑造。而官方意识形态对毛泽东的评价基本停留在1981年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和邓小平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上，即所谓的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可是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来看，三七开是夸大了毛泽东的政绩，掩盖了毛泽东的错误或回避了毛泽东的错误和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据说现在的做法是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而只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但回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会给后来带来更大的历史难题。
按着邓小平的思路进行推进，也许会给我们以重要启发。邓小平说我们的体制是从苏联照抄照搬过来的，苏联的体制也不是成功的。按着邓小平这一观点进行逻辑推理，合理的结论应该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成功，苏联的解体与转型就证明了苏联体制的破产，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将来的某一时刻的破产就是邓小平观点的逻辑结果和现实证明。而这一体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从苏联搬过来的，政治体制的逻辑错误推延到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也是错误的，苏联在告别了过去历史的同时也同时告别了列宁和斯大林，中国如果不回到过去，告别过去的历史就必然告别毛泽东，就必然要反思毛泽东时代政治体制的性质，而这一体制也如邓小平在引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斯大林破坏法制，这在英美法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实际上也就是说毛泽东破坏法制，这在英美法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也就等于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告别毛泽东的专制。只有告别毛泽东的专制思想、专制思维、专制措施，才能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才能建立完全不同于专制的宪政民主。
二、不回避现实原则。权力的焦虑也体现在现实中。面对现实是化解权力焦虑的基本方法。权力焦虑基本是当今现实造成的，而且又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现实可以从多种角度去划分，每一种划分都是矛盾的体现，也是权力焦虑的现实根源。以下的角度仅是例举性的，但又是现实中表现极为突出的。
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举世公认的，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但是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政治的必然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遇到了挑战，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必然带来政治民主。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及时跟进，市场经济变成了权贵垄断经济，市场经济的天然开放性被权力的封闭性所阻割，经济利益集团变相成为权贵利益集团，公有制经济变成了官有制经济实体。权贵经济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权贵经济是最坏的经济，这种经济是对普通民众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掠夺。
从维权的角度来看，尽管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官员智商下降与民众智商上升、官员道德下降与民众道德水平提高的矛盾，但这种调侃的道理在于，这种矛盾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带动着其它矛盾的解决，如果这一矛盾不解决，就会阻碍经济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这个矛盾是解决其它矛盾的基本线索，离开了这一矛盾的解决，经济发展会被财产转移所代替，政治发展会被政治动荡所代替，文化发展会被道德滑坡所代替，社会发展会被社会仇恨所代替，民主政治会被暴民政治所代替，改革会被革命所代替，宪法会被说法所代替，规则会被潜规则所代替，整个社会被不安、恐怖所笼罩。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突出表现在维权事件，每年十几万起的突发的维权事件使得官员防不胜防、疲于奔命。而解决手段单一又利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更加紧张，维稳如果不建立在维权基础上，维稳最终的结果是社会动乱，维稳把自己送上维稳的断头台。这是单一维稳的宿命。
从中国现实政治与网络政治来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现实政治与网络政治并重的政治。按着正常的理解，网络政治是现实政治的反应，网络政治是现实政治的微缩版、浓缩版，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具有一致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网络政治与与现实政治呈现的是两个世界，至少是在表面看来如此。现实世界是和谐的，稳定的，网络政治世界是充满冲突和动荡的政治。网络政治把现实政治虚幻的和谐与稳定撕得粉碎。几乎所有的现实政治都被网络政治解构，几乎所有的现实政治都被网络政治重新解读，几乎所有的现实政治都在网络政治中得到重新审视，几乎所有的现实政治都被网络政治嘲讽，几乎所有的现实政治都被网络政治夷为平地。网络政治以其特有的方式重创了现实政治，使得现实政治疲于应付，现实政治几乎成了救火队，消防员。
从价值多元化的角度来看，利益多元化、社会地位多元化必然导致价值多元化，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等价值观群雄并起，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利益需求、精神追求、信仰要求在多种主义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既是改革开放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更是人们内在的精神追求。传统的一元的价值灌输、道德说教因其教条性、封闭性、唯我独尊性、唯我独正确性的原教旨主义被无情地打破，权力主导的价值观不但被市场无情解构，也被价值的多样性选择而失去了主导能力，尤其是政治世界的贪污腐败、机会主义、官本位使得主导价值受到了严重侵蚀，而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考公务员大军所追求的实利、实用、保险、特权使得主导性价值受到无情践踏。
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扭曲使得权力难以回归公共权力，维稳使维稳本身失去合性、合理性、正当性，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的权力使公权受到严重挑战，价值的多样化使权力的主导性价值失去主导作用。权力在现实中左冲右杀，以利维坦的方式步阵终究还是难以摆脱权力的困境，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权力越陷越深并难以自拔，权力的焦虑也因此日益加剧。
三、政治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政治发展更是硬道理，经济发展需要可持续，政治发展更需要可持续。政治发展的可持续比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要复杂得多，经济发发展的可持续并不能被政治可持续发展所复制，政治可持续发展需要有政治的独立观点、制度架构和公民的忠诚感和尊严感。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与政治的不可持续有原则的界限。与政治可持续发展相对应，维稳的政治措施是不可持续的，与当代普世价值观不相适应的是不可持续的，人治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专制政治就是不可持续的，没有秩序的政治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政治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表现是现在社会普遍没有安全感，都处在莫名的说不清楚的恐惧与焦虑中，生命、财产、安全、自由没有基本的保障。宪法不受权力尊重，官员的一句话胜过十部宪法，而官员的话总是变来变去，公民总是处在被潜在或明在的恐吓状态。这是权力滥用的结果，在权力滥用的同时，权力自身也处在焦灼与惶恐不安状态。
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是化解权力焦虑的重要途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权力和平有序的更迭，权力运作的成本低廉，不会因上台而狂妄，不会因下台而恐惧。政治可持续发展表现在权力制约、司法公正、政治纠错、社会制约机制、政党纠错机制健全等诸方面。
四、宪政原则。中国未来的政治，是建立宪政民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具体时间表，都要围绕宪政这一核心来进行和展开。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社会管理创新，都应该是宪政民主的具体操作步骤。离开了宪政民主的核心，权力就会滥用，公民权利就破受到破坏。权力滥用就会导致权力的焦虑，任何腐败都不会心安理得，任何腐败都会受到有理性有道德人的内在自我压力和外在谴责与道德约束。离开了宪政民主，顶层设计会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设计和自我保护，社会创新就会被社会管理所代替。
宪政民主是走向未来、走向文明的核心的实质性步骤，这是一个永久性合法性的问题的解决，是化解权力焦虑的永久性解决。邓小平说正确处理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就是要在将来建立法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将来建立民主，民主要法制化制度化，就是只有民主法治才能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才能给社会带来繁荣，才能走向一个自由而繁荣的国度。邓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是初步的，要想保持初步的思想正确性，就需要不断对其思想进行诠释，并不断注入现代政治文明、普世价值、公平正义的理念，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思想指导。
总之，回归历史真实，面对现实，不断推动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是化解权力焦虑的四项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