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抽象的目标很重要

——城乡中国系列评论之十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1 次 更新时间:2012-08-09 17: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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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还要圈点一番的是,“允许农民进城落户”似乎并没有具体的政策目标。比较而言,当时的其他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很明确,所以政策目标也具体。譬如,“允许包产到户”为了激发农民产粮的积极性;“允许多种经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轻工业原料的供给;“开放长途运输”为了克服农产品流通的瓶颈;“允许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为了增加就业。唯独“允许农民进城落户”,要解决的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

  是的,产业活动很具体,所以发展产业的政策目标从来很明确。如果“以农业为基础”太原则,那么后来的“以粮为纲”就具体了。更具体的是1955年定下全国农业发展的“纲要”,国家规定,到1967年粮食平均亩产在黄河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这也就是那个年代人人皆知的“过黄河、过长江”。我下乡已经是1968年,但直到十年之后恢复高考回城,黑龙江还在为上纲要而奋斗。

  亩产总还算着眼于产出的结果。更具体的政策目标还可以转向生产过程的环节。“大跃进”之前的几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农业的投入与耕作细节关怀备至,“农业八字宪法”对深耕耕几尺、每米植多少株庄稼(“密植”)都有指示。偌大一个中国,最高层目标细而具体,外加上一个公社体制,层层放大强行落实,那还不闹得人仰马翻?我看到过的一幅照片,社员排队“深耕”,差不多挖出壕沟来了,生土上翻,怎么还能长庄稼?

  工业产品五花八门,活动分工细,因此发展工业的目标,想要具体也有困难。可是化繁为简,来一个“工业以钢为纲”。结果,“钢铁元帅升帐”,其他只好统统服从。大学毕业后我们分到社科院所工作,当时一位副所长叫王耕今,是待年轻人非常好的一位前辈,曾经任国家计委的委员。讲到计划经济时代如何编制计划,他说,就是主席的专列里加挂两车厢计划人员,单等前面定下一个钢产量的计划数,后面就算出一套国民经济平衡指标。过一会儿,前面传回来的钢铁数变了,后面所有的“因变量”再跟着一起变。结果,“元帅”头脑过热,所有国民经济部门都受影响。事后,刘少奇用湖南农民的话批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看来是祸起高度极权的体制当是无疑,但是高层目标过细,也是惹祸的一个因由。目标太具体,容易“指标化”。一旦脱离实际定下高指标,再层层强力放大贯彻,就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埋下祸根。

  比较而言,“国民生产总值(GDP)”就抽象一些了。首先它不是产值,而是附加价值的概念,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转来转去的那部分不计算在内。更重要的是,GDP不限产业和部门,也不拘泥于某个产品,只要新创造出来的附加价值,哪一行、哪一项、哪一款都算。这样看,1980年邓小平定下的“本世纪翻两番”,比更早期的“全党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或者“农业上纲要、过黄河、越长江”,高明了不少。

  何以见得?我的看法是:GDP目标总比粮产、钢产来得抽象,而高层的目标略为抽象一点,底层的经济自由通常就扩大一点。不是吗?以钢为纲,全国动员大炼钢铁,谁不参加都不行,其他都要放一放,否则就被“拔白旗”!GDP翻两番呢?搞啥都可以的:粮食是GDP,经济作物是GDP,钢铁是GDP,衬衫、袜子、家电、汽车、玩具、服装都是GDP,连搓澡、擦鞋、送货、唱戏、办差都是GDP。从选择生产活动的自由着眼,当然以“翻两番”为纲,远比“以粮、钢为纲”的自由空间来得大。

  这样来衡量,“允许农民进城落户”比GDP还要抽象。“落户”固然也是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但没有直接的产出。以今天的认识,农民进城改变了生产、消费活动的区位,利用了经济过程要素积聚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从而间接地增加了收入和所得。譬如,积聚的工业比“村村冒烟”,更节省基础设施投资,也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技术进步;集中人口的交易,市场人气更旺,“纯商业费用”(张培刚的独立发现)也更低。因此从包产到户里解放出来的农村生产力,自发进城镇,尝到甜头的就进而要求在城镇落户。

  “允许”政策应运而生。说它更抽象,还不是从“粮食到GDP”那样,把经济产出做了更一般化的处理。“允许落户”不是产出的抽象,而是进入另外一个层面,即上周本栏讨论过的“权利”层面。“农民进城落户”之诉求,不再是“生产甲产品还是乙产品”,而是“能不能像城镇居民一样,在城镇落户,最后成为城里人”?政策说“允许”,开放的是更为抽象的权利,对应的自然是更大的自由。

  当然,抽象之权从具体来,也可以回到具体去。比如两个翻两番之后,GDP似乎又重新具体化也指标化了。我曾去过一个地方,“五年再造一个××”成为喊得响当当的口号。还不是喊喊就拉倒,实际上是靠“乌纱帽”机制层层加压,“不换思想就换人”——其实就是换顶乌纱帽。此强度比不过当年的“全国大办”,一般不可能把全部老百姓都卷进来。但是,还是可以把官场搞得个地动山摇的,而“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又把这股力量,“杠杆”到经济全局去。

  “农民进城落户”也有类似的遭遇。时至今日,城市化——也就是允许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搞服务,进而落户——与GDP即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得明明白白。于是,城市化也从权利的抽象层面,退到比较具体、甚至可以高度指标化的状态。一些地方下达农民转市民的年度计划,我们的同学实地访问,真的见到一辈子住在农村、现在仍然住在农村、但户籍却改为城镇居民的“市民”。这也算不得为天下之先,早有别的地方十年前就“宣布”一晚上完成了百分之百的城市化。

  于是引发批评。“GDP至上”,批评只顾经济不及其他的倾向;“伪城镇化”,剑指虚夸的为政之风。舆论几乎一致呼吁改变考核体系。发展目标方面,有建议以“产品服务的质量和生活品质”来约束GDP;有建议把环境代价算进去,搞“绿色GDP”;也有建议用国民“幸福感”代替冷冰冰“客观的GDP”;更复杂的建议是用“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取代GDP。城市化方面,不少人建议降温以防止“大跃进”,特别是呼吁稳健推行户籍改革。这些批评建议各有道理,不过也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要把政策目标定得更精准、更具体。

  问题的重点可能另有所在。经验说,考核指标的改善当然会影响行为,例如本文提到的从粮食、钢铁转向GDP,层层政府和官员的行为逻辑的确发生了变化,个人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也大大增加。不过,假以时日,人们也发现,转向GDP考核的经济运行,也泛出“钢铁大跃进”的某种味道。变化的还只是考核的中心指标,却还并不是考核机制。如果还是当期对上级负责压倒了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体制占主导,那么考核指标的变更顶多只是治标。

  要解决考核体制机制的问题,不消说又需要新的(改革)政策。那么,是抽象的政策目标重要,还是具体的、可指标化的政策目标重要?请读者先想一想吧。来源: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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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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