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成就人所公认。现在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出口规模世界第一。“世界工厂”这个词过去说的是英国，现在是指中国。原来的中国商品让人联想到的是低质，现在则是“低价高质”。
中国从零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汽车产业，在这个市场上中国已经连续两年占据第一的位置，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每年生产大约1900万辆汽车。中国的科研人员的数量达到了150万，银河计算机是世界上运行最快的计算机。中国人已经试运行了第五代歼击机，还送人上太空。
中国创纪录的黄金储备外汇已经达到了3万亿美元。改革的这些年中，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8倍。平均寿命达到73岁，京沪两地更高。危机最严重时，中国政府投入了大约6000亿美元刺激经济，中国的GDP增长了8%。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
要清楚地解释三十多年的改革进程、定义这个国家的制度，还不太容易。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成就属于“新版的新经济政策”。还有一些人说这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第三类人，包括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和中共领导人在内，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教授Э.П. 皮沃瓦罗娃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特殊看法。
新经济政策还是非新经济政策
从书中可以看到，俄罗斯新经济政策与中国改革的相似性是不用怀疑的。但是中国的改革还是与新经济政策不同的。
在时间上。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而且预计要“几十代人的时间”。
在阶级角度上。中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广泛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但是他们放弃了人剥削人这个推论，发展生产力和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成了改革效率的主要标准。Э.皮沃瓦罗娃说，“中共十六大正式宣布可以接受企业家入党，因为企业家与其他劳动者一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61页)。今天这已经是寻常现象，100多位亿万富翁中已经有五分之一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中国，个体的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解的明显偏离。
然而，许多西方和俄罗斯的分析家有另一种看法。他们相信，中国的成就是因为从社会主义转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从计划到市场”。Э.П. 皮沃瓦罗娃对许多资料进行了仔细和长期的研究，在版权页的简评中得出的结论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偏离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规范，为了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不仅允许个体经济，也允许私营经济，不仅是按劳分配，还可以按资金分配，建立了宏观经济层面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中国形成了‘混合经济’，因为这个经济既不是古典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新经济政策类的社会主义，但是‘社会化生产’思想仍然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
经济奇迹的原因
Э.皮沃瓦罗娃说明了中国改革的思想根源。毛泽东时代的几位中共高层领导人就说必须“保留一些资本主义的尾巴”(22页)。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说法。结果他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各种经济形式共生。皮沃瓦罗娃认为，取得这个成就的原因是：
中国没有把力气浪费在批判历史上，而是集中力量创造新的历史;
改革主要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在开始阶段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中共领导人没有按照别国的模式进行改革，而是根据本国的特点，考虑到了有限的资源和巨大的人口;
中国没有实行全面的自由化，而是逐步进行，实验性地推进改革;
中国不是通过破坏现有的国家机构来建立市场主体的，而是利用国内储备和外国资本填补空隙;
中国领导人在刺激宏观层面的经营积极性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宏观调控，时不时根据需要加大调控;
改革实践表明，实行市场的最自然途径是各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相结合;这更好地修正了投资结构和生产结构，使其更接近人民的实际需求(11页)。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人解决了最难的问题。邓小平去世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概括邓的一生，他说：“很少有邓小平这样可以实现其所有目标的政治家”。邓小平的改革不是匆忙进行的。他不是从打破旧有制度开始，而是从提高经济效率开始。他似乎明确懂得，要保持正确的航向不仅需要私营经济这个帆，还需要国家调控这个舵轮。邓小平到生命的最后也没有想过复活资本主义制度。他没有任最高职位，但却权威地领导了中国的改革，他显然把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忠诚和定期权力更替传给了自己的接班人。现在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2年替换了前任江泽民，在2012年他也会把位置留给下一位领导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书中强调，中国学者在改革年代把马克思主义从学说和规范逐渐当做了经验性分析。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视察之后认为，市场充分作用的地方，经济更有活力、发展得更好。中国的理论家们得出结论说，发展生产力是主要任务，但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把满足人民利益作为发展目标是必要前提。
Э.П. 皮沃瓦罗娃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画卷是一个复杂的拼图画，由共存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构成。1978年中国城镇就业的9514.9万人中78.4%在国有部门中就业，21.6%在集体经济中就业，0.16%在个体经济。到2009年情况变化了，城镇就业的3.112亿中20.6%在国有企业中就业，2%在集体经济中就业，11.6%在个体经济、16.5%在私营经济。近些年中大约17%的城镇劳动者在其他经济中(股份制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就业(166页)。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内，国有财产的股份制改革是重要方向。书中列举了对这个问题的有趣争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股息和红利是否是这个制度在去国有化。作者认为“股份制这种财产制度，有助于调节社会主义社会中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关系——国家、企业、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关系”(177页)。
上一个十年的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提出了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并指出必须全力发展国家、集体和非公有制资本参加的合资企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实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革，并保证全面发展混合经济，逐步使股份制成为实现公有制的主要形式(197页)。
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中遵循的原则是生产的社会管理，中国共产党很注意让工人和企业的服务人员持股。大多数股份制都是封闭式的。这提高了劳动者的兴趣，也保证了他们的财产不会被外人抢走。股票是按照最低价格或优惠价卖给工人和管理者的，也常会根据他们的工作质量。股份制企业中保留了工会。工会为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起了特殊作用。党委也保留下来，党委的领导经常成为公司董事会的副主席。这在实践中有助于迅速协调冲突，不允许企业中损害工人和服务人员的权利。
理论探索和“突破”
改革初期出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方针，为中国的经济学家留下了不小的创作空间。一方面，他们的探索要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把明显非社会主义的现象归结为“中国特色”。本书的许多章节再现了这种政治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这是难得的资料，是Э.皮沃瓦罗娃研究的珍贵成果。
尽管中共的思想家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消除恐惧心理”，显然是不愿承认那个无疑的事实：国家依然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许多资本主义的价值和特征。但是，没有人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经不住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批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市场，当然是可能的，但是不是作为基本的调节工具和基本特征。当市场被抬高，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就要发展，就像现在的中国。
中国的理论家们间接地承认了这个事实，中国存在“不严重的剥削”和对立这不可怕，阶级是存在的，但不需要“把这个问题看的那么严重”。这当然已经是另外的角度，以后我们还会说到。
真相就是，中国模式中有两种矛盾的经济制度，按照完全不同的规则发展。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不是无可挑剔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不是指国家特点，而是各种层次的资本主义嫁接到社会主义上，带来对社会有益的成分。
分化但不是分级
财产分化的事实不等于说中国社会在分级。Э.皮沃瓦罗娃认为，在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时才发生分级。实际数据表明，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是的，财产差别在增加，但同时，社会各阶层的收入都在增长，虽然程度不同，改革期间穷人的数量减少了2.5—2.7亿”(208页)。
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所有国家中，中国最成功地解决了贫困问题。中国增加了对社会保险和医疗领域的投资。退休制度没有包括大部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但是包括了2.35亿城市居民。失业保险体系涵盖了1.27亿人(从被解雇的两年内可以拿到钱，虽然不多，但可以生活)，城市医疗保险涵盖了1.65亿人，生产事故保险涵盖了1.49亿人。农村也有各种“社会保险”：地方预算会给贫困家庭一些钱。总体上，中国的贫困在降低。
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也在增长。23%的人口，大约3亿人属于中产，年收入约为1.2万美元。早在2004年，还只有12%的人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增加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迅速、增加了国民经济的积累，结果出现了一批高收入的人群。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城市居民扩大也是原因。许多外国和中国的专家预测，20-30年后，中国的中产积极将达到60%，人数为8-9亿。中国中产阶级的绝对数字已经占世界第一位。
开放战略
中国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内容部分是“对外开放”。从改革之初，开放就不仅是扩大对外经济联系，而是利用新的合作方式让中国在世界市场竞争，把国家经济从封闭的、以本国资源满足需要的经济变成开放型的经济。这与不符合原来的“自力更生”的口号，尽管不是完全违背。
中国出口政策的制定是考虑到世界形势的：加大力度刺激成品出口的加速增长，逐步提高出口中资金含量和科技含量高的商品，大部分出口商品达到国际标准。“在建立出口生产基础时，国家会下指令要求一些企业完成出口订货，同时给很多投资”(274页)。
在吸引外资的时候也会提供一些优惠。“除了在引进高科技时的关税和税收优惠，中外合作企业最重要条件是面对外国市场这个主要方向”(274页)。同时严格控制外国资本，只准许进入中国允许的领域，并且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在有针对性地利用外资的那些领域。
开放政策引起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担忧。经济特区“除了五星红旗之外都是资本主义”的说法开始流传。邓小平承认那些说资本主义颠覆腐蚀国家的那些人的理由，安慰说“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成分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上海的外国投资并不意味着上海在搞资本主义。中国的基础依然是社会主义制度”(297页)。
Э.П. 皮沃瓦罗娃在研究外贸后得出结论，“中国在改革年代学会了在国际舞台上执行灵活的政策，而不损害本国的原则利益”(302页)，在20年的精心准备之后中国加入了WTO。
是社会主义还是融合
由此可见，我们讨论的这本书，它的名字与书后面得出的结论不符合，“从经济史发展的经验来定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可以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中大大演变，还在实际上接近逐渐演变而成长起来的融合理论、混合经济理论、各种制度主义思想，这些理论各不相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两种社会制度接近和必须进行‘生产的社会化管理’的思想”。
有分析表明，中国今天的社会经济体制，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上是“混合经济”，其中生产力发展水平各异、各种所有制形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物质分配关系、随着扩大了国家领导集体的“社会基础”的三个代表思想被接受，政治上层建筑也与这个“杂色的”基础相对应了……(325页)。
是否能因此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脱离现实或者没有意义呢?不是的，本书作者说，中国找到了能有助于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符和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经济形式。
但是，中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了。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生体。在这个混合的社会中没有大的矛盾，不同的规律和调节器——社会的和私人的、计划的和市场的、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在一个屋檐下起作用。说这个制度是社会主义也是正确的。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坚实的理论根基。
从原来的角度看，这样的社会可能不会长久，因为其中有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中国巧妙地保持了平衡，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最佳效果。根据中国的预测，还会持续上百年。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在探索最适合的制度形式，最终选择了这种形式。在他们之前，瑞士等许多成功国家都停泊在了这个港湾。
也许，新的、最先进的政治经济模式会代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会不会成为世界未来社会制度的先驱呢?这些都不能排除。也许早晚其他国家领导人也会想“能抓老鼠的”猫的颜色了。
(Г.查加洛夫：经济学博士、自然科学院通讯院士，莫斯科国际大学教授。本文选自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