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一现象被世人誉为“中国经济奇迹”。然而中国作为其他经济体很难比拟的特大市场，属于“巨国模型”，今后我们能不能继续维持这种高速增长，社会上存有不同的观点。中国如何才能再争取20年左右的平稳较快增长呢?

笔者认为，一方面，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将伴随着一些原来增长过程的“终结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人力资本制约。人口红利经过顶点之后，将面临向下的收敛趋势。与此同时，低成本劳动力相对优势将逐步消失。二是资源环境制约。特别是由于大宗原材料与能源定价力量的缺失，导致中国在资源博弈的国际市场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同时环境问题迅速上升，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此外，若干发达地区原来依靠土地批租方式取得大宗收入支持本地实施发展战略的模式，也随着“地皮”限制而难以为继。三是从生产力物质层面上升到人际关系、生产关系层面的一些制约因素的凸显。例如，分配关系、财产关系以及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社会问题的矛盾压力。这种制约往往把我们处理经济问题的可能边界与弹性空间大大压缩，使经济问题更容易“政治化”。四是原行政、政治体系中某些因素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适应程度明显上升。

诸如此类的各种因素交互影响、综合作用，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很大压力和制约。比如“潜在增长率”下降、“幸福感挑战”升级、社会矛盾继续凸显等。

但在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能够对冲下行因素的力量。

首先是城市化率的上升所带来的成长效应。虽然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这个标志性临界点，但根据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城市化率要一直上升到70%-80%的区间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一过程必然会带动物质产品加上金融资产的资本潜力进一步释放，以及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释放。特别是人力资本潜力，对经济的继续上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其次，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具体落实，将使新兴产业发展带有明显的高科技化、技术密集等特征，并促进传统产业也实现必要的升级换代。其中，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等三大生产力要素与科技之间，并非表现为简单的并列、加总关系，而是在三大要素之上施加一个科技的乘数，科技以乘数作用使生产力升级换代进一步解放，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体现的正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因而也正是维护和支撑我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希望所在。

第三，中国现实生活里的政治周期因素。今年秋冬即将召开党的十八大，将解决中国决策当局又一个十年的高层人事安排问题。这可为全面优化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正面效应将会维护发展局面，支持新一轮改革创新。

第四，在“顶层设计”下上下互动取得配套改革的红利。例如，新一轮“价税财连动”改革中的资源税改革，其效应决不能仅从财税视角来考虑。它将带来多重的正面效应，形成长期、可持续的节能降耗杠杆，建设“两型社会”合理的“内生性”制度安排，以及构建科学的发展机制，助益地方税体系建设和省以下分税制落实等等。同时，它还将引发行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配套改革，从而产生缓解矛盾、对冲经济制约因素的力量。诸如此类的配套改革红利，将在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大量出现。

第五，“社会管理红利”。在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中，决策主体、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更为有效的互动，通过不同利益集团在“共和”概念下的良性博弈，寻求最大公约数，这方面显然具有目前发掘远远不够的巨大空间。这是十分值得努力争取的一种“社会管理红利”。

总之，我国虽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矛盾，但如果实质性坚持改革创新，积极稳妥处理好各种矛盾，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与潜力，我国仍能再争取20年左右的“黄金发展”高速增长期。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