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晖:中国“调解外交”试水叙利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 次 更新时间:2012-08-08 13: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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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  

  

  中国积极介入叙利亚危机,被看成与俄罗斯站在同一阵线,不少评论认为这是中俄重新结盟抗衡西方的征兆。然而,以上述冷战思维解释中国对叙利亚危机的态度,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叙利亚危机上,北京由昔日惯于在联合国安理会被动投弃权票的次要角色,变成“主动投反对票、派外交官调解冲突”的大国,说明中国日后会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自2011年3月中旬叙利亚民众上街抗议政府逮捕15名在学校墙上涂鸦的德拉市少年起,叙利亚危机已持续逾16个月。一方面对立双方的镇压和恐怖袭击的循环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各大国在日内瓦和会勉强同意的“联合国过渡计划”又不为叙利亚交战各方(特别是反对派)接受,而一年来中国的角色,颇为独特。有人甚至问,中国外交官员既然反复强调在叙利亚“没有特殊利益”、是解决问题的“积极力量”,何以三度联同在叙利亚有大量特殊利益的俄罗斯,否决了谴责或威胁制裁叙利亚政府的联合国安理会草案,并在此后谈判中,成为西方、乃至阿拉伯联盟的对手?西方当然难以理解中国所要的“公道”,而就宏观而言,中国介入叙利亚并非一无所得,所得为何,与普遍认知不尽相同而已。

  

  “老朋友”迷思

  

  不少人认为叙利亚是中国传统盟友,因为它是第一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之一。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经常以“支持中东朋友”之名进行,1958年的金门炮战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顺带也“支持中东兄弟”。当时已经与埃及合并、但继续视黎巴嫩为未统一领土的叙利亚,正是对美国最不满的主角。在密集宣传下,不少中国人认定了叙利亚是“老朋友”。

  然而当时中苏已公开分裂,叙利亚要反美,就只能逐渐一边倒向苏联争取援助;倒向苏联,自然意味着和北京保持距离。纵然有华人学者认为昔日个别叙利亚政客曾有亲华倾向,但总的来说,在冷战期间,中叙关系毫不亲密,官方交往也有限。反而叙利亚总统小阿萨德的父亲阿萨德上台前有个插曲,事源1969年,时为叙利亚国防部长的阿萨德酝酿发动政变,要推翻走“教条式亲苏路线”的领袖贾迪德(SalahJadid),贾迪德企图借苏联力量撑腰,阿萨德就派头号亲信、后来成为其国防部长的塔拉斯访问中国,更拍下挥动《毛主席语录》的造型照。此举被认为是阿萨德向中国示好,故意刺激刚与中国爆发珍宝岛冲突的苏联。

  不久阿萨德政变成功,改行相对温和务实路线。苏联继续供应武器予阿萨德,阿萨德则进一步深化对苏关系,甚至在1971年决定租借军港与莫斯科,这就是今天俄罗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在地中海的境外军港:塔尔图斯(Tartus)海军基地。阿萨德与美国也进行了有限对话。到了两伊战争时期,叙利亚因支持伊朗被阿拉伯世界孤立,愈发依赖苏联。世事变迁,那个时候叙利亚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老朋友”。

  

  中国在叙经济利益

  

  叙利亚真正与北京发展密切关系是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阿萨德死后。小阿萨德继位于2000年,当时大势所趋,他也要搞改革开放,但对英美政治经济模式深具戒心,于是开始参考他相信能保持社会稳定的“中国实验”,说仰慕邓小平,开始派执政复兴党高层到中国上“国情班”学习,自己也终于在2004年访问北京—此前叙利亚元首从未踏足中国。

  自此,两国出现了具实质价值的合作项目,特别是在小布什把叙利亚列为“邪恶轴心外围”的情况下,中石油在2003年与叙利亚签订《戈贝比油田开发生产合同》,成了中石油高回报的海外投资之一。其后中石油又于2005年与印度公司联手,从加拿大公司手上,购入控制叙利亚最大油田的幼发拉底石油公司38%股份。自此,两国其它石油和基建合作逐渐频繁。

  2006年,叙利亚仿效中国实行“5年计划”,急需引入外资,中叙经贸关系也成熟起来,中国更逐渐成为叙利亚的第一大进口国。前中国驻叙利亚大使李华新(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被中国外长委任为特使)曾自豪地说:“目前,中国商品已充分占据了叙利亚市场,小到家用百货、衣帽鞋袜,大到汽车电器、工程机械,高性价比的各类中国商品随处可见。”

  从利益考量角度,在今日的多极世界,无论谁掌权,都不可能离开北京,例如上台后的利比亚前反对派就多番向中国保证,其管治绝不会影响中国利益。即使叙利亚变天,新政权不但不会一边倒偏向西方,更唯恐北京不再投资。何况,叙利亚现有油田已被开采多年,产量持续下降,投资风险不小,对中国石油外交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中国企业近年在叙利亚有所发展,但并没有被给予大量政策优惠。小阿萨德政府自然认为,就是有优惠,也应该先照顾伊朗和俄罗斯;目前中国企业在叙利亚的竞争力,就明显不及伊朗对手。何况对叙利亚商人而言,中国也不见得提供了大量优待,例如不少叙利亚商人希望通过香港打入中国市场,但据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贝哲民访谈记述,只要叙利亚商人在香港手持叙利亚护照,基于叙利亚被美国金融机构制裁的惯例,就不能在相关银行开户。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却认定中国已从叙利亚得到不少甜头,于是有什么攻击时,无论在战场还是商场,都会对中国利益“一视同仁”加以招呼。例如以色列2006年空袭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大举破坏当地基建,当地中国企业也被刻意“误炸”,令华商大感无奈。可见从纯经济角度,目前中国企业在叙利亚的发展已遇到瓶颈,就算叙利亚变天,对中国企业也不一定有负面影响,反而可能有新机遇涌现。

  

  冷战思维不合时宜

  

  中国积极介入叙利亚危机,被看成与俄罗斯站在同一阵线,不少评论认为这是中俄重新结盟抗衡西方的征兆。甚至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对伊朗能源的依赖越来越重,“中俄伊叙”四国会结盟抗衡西方。早前有伊朗通讯社报道,四国将纠集9万大军,在叙利亚进行联合军事演习,“震慑敌人”,虽然立刻为各国否认,但还是引起了西方及阿拉伯各国一阵震动。

  然而,以上述冷战思维解释中国对叙利亚危机的态度,是经不起推敲的。中国当然不希望伊朗现政权倒下,但西方对伊朗的制裁,包括从7月1日起全面禁运伊朗原油,也并未对中国造成多大影响(美国借口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有所减少,在最后一刻将中国排除出连带金融制裁的对象名单);阿萨德政权自然是伊朗的重要盟友,但就算阿萨德垮台,似乎对伊朗的影响也没有想象中大。

  西方对伊朗的忌惮,除了其激进什叶派思潮、广大影响力、疑似核武技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朗辛苦经营的一系列游走于中东各国的附庸兵。一旦西方与伊朗开战,这些派系在各国声援,足以制造大乱。阿萨德政权来自叙利亚的少数阿拉维派,这派系由于以往有被多数派逊尼派逼害的情结,根本不相信会被未来的过渡政府容纳,所以就算阿萨德倒台,其支持者也很可能在伊朗支持下,变成一支像真主党那样的区域武装。

  那时候,这支阿拉维派武装没有了国家行为规范的掣肘,对伊朗的掩护和功能,反而可能更可观。也许因为伊朗处理叙利亚危机已有不少后招,它并没有全方位外交动员以声援阿萨德政权。中国若是要声援伊朗,也应有其它更有效、更直接的方式。

  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自有主张,并非为了成全伊朗,更不是想讨好莫斯科。俄罗斯其实未必希望中国有实质角色扮演。中国在2月曾多次派出特使,到叙利亚“协调各方”,俄罗斯就反应冷淡,因为这功能原来被俄罗斯视为专利。俄方外交上的最新立场,也不见得就与北京保持高度默契,例如莫斯科对是否能以“也门模式”解决叙利亚危机,即让阿萨德把权力移交副总统、再让各派参与过渡政府,前后多次反复,令中国国内舆论常担心被俄“抛弃”。假如俄罗斯要借叙利亚危机深化和中国的关系,以上情节是不会出现的。

  由此可见,中国介入叙利亚并非是简单支持现政权,也不像有人分析的旨在向伊朗、俄罗斯拉关系那么简单。这些都是昔日的冷战思维,不能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强调僵化的非友即敌,也不符合今日的中国利益。如此行为,自然另有考虑。

  

  中国挺进国际调解舞台中心

  

  在叙利亚危机上,北京由昔日惯于在联合国安理会被动投弃权票的次要角色,变成“主动投反对票、派外交官调解冲突”的大国,不断强调“一只巴掌拍不响”,认为叙利亚出现人道危机,不单是阿萨德政府的责任,也必然有反对派武装分子的责任,因此危机应该以“调解”解决,而最有公信力的调解员,自然非“没有特殊利益”的中国莫属。

  中国的外交姿态,暗含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既然对利益关联有限的叙利亚要调解,理论上,中国日后也有责任调解一切重要国际冲突。第二,根据前述逻辑,只要日后国际冲突的其中一方犯下人道罪行,而另一方没有武装还击、没有犯人道罪的空间,中国是不一定反对国际社会军事干涉的。两者都说明,中国日后会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一贯强调尊重联合国,希望谈判在联合国授权的框架下进行,有趣的是,中国最终参加的“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外长会议”,虽然由联合国特使兼前秘书长安南主持,在联合国的日内瓦办公室召开,但它是否正式属于联合国框架的延伸,也不无疑问。起码它的成员组成,就没有规则可言,完全是大国妥协的结果:美国反对伊朗参加,俄罗斯相应反对沙特参加,最后获邀出席的,在安理会五大国以外,只有土耳其、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尔;伊朗就不断说这个会议没有代表性,也不能代表联合国。

  中国对这个“行动小组”的接受,同样暗示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只要安理会五大国认可的框架,就算是“属于联合国的框架”,这令五大国除了拥有否决权,也有了实质上的议题设定权,这对希望拓展外交能量的中国而言,尤为可贵。第二,由于中国坚持一切调解都要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有了上述对“联合国框架”的延伸定义,这就提供了中国调解其它冲突的理论基础,令北京日后“理所当然”地,要获邀参加国际调解事务,不会再像波斯尼亚内战后,没有大国想到邀请中国调解;也不会像上次利比亚内战那样,中国在安理会以弃权票默许了设立禁飞区,就被美英法取了那个“联合国框架延伸”去空袭利比亚。

  根据这些变革,中国要积极挺进国际调解舞台中心,这才是叙利亚危机对中国外交的最大影响。

  无论调解的结果和口碑如何,中国都能在具体的调解过程中逐渐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例如第一手了解叙利亚反对派的成分,又或在列强忽略的地区捐赠福利物资。这些社会资本,都是战后维护和扩大中国在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利益所急需的。

  说到以调解之名拓展利益的外交政策,不能不提到百年前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一生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扩张主义驰名,但他进入东北亚的中介,却不是出兵,而是当日俄战争的调解员,更因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美国当时的实力并不足以全面渗透东北亚,但当时没有其它国家适合当调停人(英日结盟、法俄结盟),老罗斯福当仁不让。他通过调解,除了直接影响了东北亚列强最高层人员,更对日俄和中国东北的虚实有了第一手观察,也建立了种种关系,保护了美国的“利益均沾”。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课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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