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史上，除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没有什么人比苏格拉底之死更能如此深深震撼人类的心灵了。但与耶稣受难所不同的是，苏格拉底选择牺牲，尽管也总诉诸“神已经指明了道路”之类的话语，似乎颇有耶稣完成了神的使命的那种自觉与自信，但作为俗世的圣人，苏格拉底之死的价值选择，却有着自身独特的意蕴。
苏格拉底是被指控犯有亵渎神灵、败坏青年两大罪行而为雅典的陪审法庭判处死刑的。亵渎神灵的指控，是说苏格拉底不相信神或只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诸神。对于这样的指控，苏格拉底的申辩似乎含糊其辞，但其实颇有深意。苏格拉底追问指控者美勒托说，你所指控的目的究竟何在？是指我不像人类的一般信仰那样相信太阳和月亮是神吗？美勒托的回答是，苏格拉底肯定不相信神，因为他说太阳是一块石头，月亮是一团土。对于这样的回答，苏格拉底反问说那不也是对阿那克萨戈拉那些自然哲学家的控告么？因为在自然哲学家尤其是德谟克利特的眼里，世界万物的本原就是“原子”和“虚空”。这样看来，美勒托指控苏格拉底不相信神，其核心争执倒不在于相不相信，而在于相信的“神”究竟是什么？
早期的希腊文明与其他民族的文明起源一样，对于世界本原的解释往往总是诉诸超越自然世界的神圣力量，经历了从神话到多神崇拜的宗教这样的历史过程，几乎每一个城邦都为自己规定了一个有序崇拜的“神谱”。苏格拉底对那种停留在表象世界的自然神崇拜（如认为太阳是神），当然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对于自然神的顶礼膜拜，无异于取消了人类理性力量的根基。而对于超越简单的表象世界、以超越自然世界的神圣力量作为世界基础的宗教，苏格拉底也是与其分道扬镳的。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正是要确立人类理性认知的力量。所以，哲学能够达到并揭示的真理尽管与宗教有着很大的一致，是隐秘的，并且暗藏于不可见的世界中，“但是哲学将神秘的事物公开化。它不是将神秘之物当做不可言说的幻象，而是把它变为公开讨论的对象。通过自由探讨、争辩或教学，神秘的理论转变成一种旨在为所有人分享的知识。因此，哲学所强调的真正实在并非神话中的超自然物的继承者”〔1〕。苏格拉底正是努力寻找这一真正实在的冒险家，如果说他不相信神，那是对的，因为他的确不相信那些停留在表象世界的自然神，换句话说，他不崇拜偶像。
不仅如此，真正实在的自由探讨与理性争辩势必将真理开放出来，使其变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如果说作为世界本原的“神”真正存在，那也不属于神秘之物或不可讨论的对象，城邦硬性规定对某种“神”（譬如太阳神阿波罗）的信仰是不可靠的，也是不符合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勒托指控苏格拉底只相信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雅典城邦认可的神，也是对的，因为苏格拉底明显指出自己相信超自然的存在，而这些超自然的存在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诸神。但这种超自然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柏拉图没有在《申辩篇》中为自己的老师做出更为详尽的解释，但从苏格拉底一生的言行来看，肯定不是雅典这个城邦所指定的阿波罗神之类的东西，而是他内心深处所坚持的至高无上的理性，或是凭借理性而达到的善的顶点。
如何引领理性不断向上通往至高无上的善的顶点，苏格拉底的方法就是将关于真正实在的真理讨论开放出来，运用他所谓的“精神助产术”不断提出问题加以质疑或否定，从而一步步朝着真理的方向前进。出于这样的判断，苏格拉底总喜欢寻找那些自认为聪明而掌握了“真理”的人对话，通过不断的反诘或否定而发现了那些人的“无知”。这样，苏格拉底不仅经常在言论上为自己树敌，而且通过带领学生不断使自己的影响扩大，的确颇有“败坏青年”的嫌疑。不止如此，苏格拉底还将自己比喻成神派来的一只牛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城邦中的每一个人，以防止其昏昏入睡。真理讨论的公开性注定要为苏格拉底插上言论自由的羽翼，而不相信城邦认可的诸神所透露出来的宗教信仰自由，则更是苏格拉底言论自由中最为深层次的诉求。基于这样的认识，苏格拉底当然拒绝承认自己有罪。
然而，当陪审法庭以微弱的多数判决苏格拉底的死刑之后，苏格拉底却坦然接受，并且对克里托这些学生所安排的越狱计划断然加以拒绝。苏格拉底提醒学生们注意，人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挑衅都不可以对任何人作恶或伤害别人，因为以牙还牙、通过报复来保护自己，都绝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过去生活在雅典城邦法律的荫庇之下，那就是有约在先要做城邦的成员，服从城邦的法律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无论这一服从带来的是伤害还是好处。如果用可耻的方式逃跑，以错还错，以恶报恶，践踏自己与城邦订立的协议和合约，“那么你伤害了你最不应该伤害的，包括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2〕。苏格拉底坚定地认为，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法庭上，或是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必须做自己城邦或国家命令我们做的事，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做不对，就得按普遍的正义去加以说服，而不是使用暴力去反对自己的国家。
可见，苏格拉底探究真正实在的哲学路线需要永无止境的对话，需要没有限制的言论自由。在他那里，言论自由是人类作为理性生物必须具备而且也不可剥夺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如果一个城邦中的公民没有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的自由，那么这个城邦就不是一个好的城邦或好的社会。但人类必须在城邦中生活，作为城邦的公民，服从城邦或国家的法律也是每一公民至高无上的义务，因为一个城邦如果没有法律，就没有谁会真正在乎它。即使一个公民所在的城邦错误地对待了自己，也只能诉诸言论自由“按普遍的正义”去说服城邦，而不是直接推翻或颠覆城邦的法律以使自己得以开脱。正是言论自由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利与服从法律这一至高无上的义务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紧张，才使得苏格拉底之死颇具悲壮色彩，并且成为后世思考自由与法律问题最值得回顾的历史篇章。无论是对于言论自由的执著，还是对于服从法律的坚信，苏格拉底都诉诸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公民的自由意志，言论自由与服从法律之间的冲突，终于在这里握手言欢。可以说，苏格拉底是西方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伟大实践者。
对于这样的结论，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的新闻出版人I·F·斯东是不大乐意接受的。他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中详细搜罗了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轶闻趣事，认为是苏格拉底在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上与其所在的雅典这一城邦的多数同胞有着深刻的分歧。正是这些分歧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死亡。他认为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分歧在于，雅典人乃至希腊人皆认为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是一个所谓的polis，即自由城邦，而苏格拉底则认为是由一个“知道的人”进行统治的一伙人群。他说苏格拉底主张由“那个知道的人”进行统治，这倒是事实，也是苏格拉底及其学生柏拉图一直坚持的政治理想。但说苏格拉底通过这一理想就否定了雅典当时作为一个自由城邦的性质，却是对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的一种误读。斯东引用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名言，指出polis是自己治理自己的，在这里被统治者就是统治者。简单而言，自由城邦就是民主自治的政治。对于这样的论点，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事实上并无反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关心的，不是公民们在城邦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究竟是否行使着选举与被选举之类的自治权利，而是他们是否真正具有行使这些权利的自由意识或意志。当公民们无法从内心做出自己的自由判断，即使其现实中参与了城邦的政治发言或投票，那也并不意味着城邦的政治就建立在自由或自治的基础上。自由或自治不是一张选票就能完全表现出来的，而是体现为公民们是否具备有这样的能力。而要真正获得自由或自治的能力，那么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努力做到“认识你自己”，这就是一个知识展开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明确主张让“那个知道的人”进行统治，而柏拉图则干脆直接提出“哲学王”的政治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绕开自由或民主政治而简单回复到个人统治的王政，恰恰相反，由于知识展开的过程是个永无穷尽的过程，其间所贯穿的言论自由这一诉求才能真正奠定一个自由或自治政治的根基。
斯东所指出的第二个基本分歧是，苏格拉底将美德等同于知识，而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而要达到绝对定义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德和知识都是不能得到的，也是不可教的，这与当时雅典人的流行观念明显深有龃龉。斯东的感觉当然是对的，但认为美德和知识不能得到也不可教，从而动摇了雅典作为自由城邦的自治根基，则显然有些主观上的臆想与揣测。苏格拉底的确认为包括正义在内的一切美德都是知识或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3〕。然而人类的认识都是从具体的现象世界开始的，随之成长起来的知识注定也是具体的、有限的，而要突破具体而有限的知识，苏格拉底的办法就是努力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的绝对定义，柏拉图则是超越现象世界而进入到理念世界中去。无论怎样前进，都需要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公民自己的努力。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肯定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是不可教也不需要教的，因为没有人“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4〕。但是每个人都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里，有如被绑架在“洞穴中的囚徒”，灵魂中的知识能力总是囿于前见或偏见而不能改变方向，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这就需要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5〕。从这个方面来看，知识又是可以教并且也需要教的，只是被教的人并不是一个消极而被动接受知识而被视为接受教育的对象，而是一个自我灵魂时刻觉醒并反思着的成长主体，即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因此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判断不仅没有削弱公民的自治能力，相反还由于其知识的展开最终必将取决于自由意志的成长，故而巩固了民主政治的自由或自治基石。
至于斯东指出苏格拉底是要退出城邦政治生活而只顾完善个人灵魂的幸福生活，而与雅典人和希腊人普遍认为公民是通过充分参与城邦生活和事务而得到教育和完善的这一观念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亦即第三个基本分歧，不仅是对苏格拉底观点的曲解，而且几乎是对民主参与政治的表层理解。苏格拉底一生孜孜以求张扬美德，并为美德设定了知识主义的认识路线，这本身就是高度强调公共生活的表现，脱离了城邦的公共生活而侈谈美德，那既无必要，也毫无可能。苏格拉底所关注的，不是要不要参与城邦的公共或政治生活，而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加以参与？如果参与就是如斯东所说的，在议会里发言或投票，或是发生政治斗争时坚定地站在民主派或寡头派一边之类的行为，苏格拉底的确总是远离这样的政治生活。倘若民主政治就是这样的参与，那么毫无疑问，那些觊觎、汲汲于权力的政客恐怕是最富公共精神的公民了。苏格拉底极其敏感到民主政治所鼓吹的这种狂热参与所带来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容易让民主政治陷入多数人暴政的泥潭。抵制或消除这一缺陷，尊重自由仍是衡量民主政治的圭臬。而对自由的尊重必然蕴含着反对的诉求。没有反对的、简单多数表决的民主，往往会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换句话说，民主的过程是个多数表决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以少数人的反对作为前提而达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民主精神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少数人的反对。以阉割或压制少数人反对作为前提或代价的民主，恰恰是对民主精神的背叛和伤害。这一点不要说在古希腊诸如雅典之类的城邦总是不可避免，即使在近现代风起云涌的民主实践中亦难以根除。二十世纪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简单多数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至今仍是这种简单民主政治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也许都看到了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的这一弊端，所以对民主政治总有一种“有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看上去确实很美”〔6〕之类的揶揄式赞美。如果能够消除民主政治简单多数这一毛病，他们这种揶揄的赞美肯定就会转为由衷的感叹。苏格拉底之所以声称自己是城邦的牛虻，到处叮人，正是为雅典简单多数的民主政治开出的药方。他要做一个雅典民主政治的反对者，不断挑战那种简单多数的民主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苏格拉底不仅不是斯东所言的远离城邦政治的孤零零的个人，相反相比于那些为他人所左右而盲目参与投票或表决的公民，苏格拉底更是真正触及到了民主精神的脉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参与者。
这样看来，苏格拉底与他雅典的同胞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分歧，但却并不是斯东所指明的那些问题。苏格拉底要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反对者，他所追求“灵异”的自由意志，确实与雅典那些公民们不可同日而语。而斯东对此似乎缺乏细致的推敲，反而还用言论自由为苏格拉底假设了一篇辩护词，认为苏格拉底本可以这样辩护而获得无罪开释。斯东认为，雅典作为一个民主的自由城邦，言论自由本就是雅典根深蒂固的传统，倘若苏格拉底诉诸言论自由这一精神而对指控加以还击，完全是个极为容易的办法。但是斯东错了，如果苏格拉底诉诸雅典多数人喜闻乐见的言论自由的表象而为自己辩护，那么无疑他就承认了简单多数人的民主，他所追求“灵异”的自由意志就被绑架了。不仅如此，一旦诉诸这个多数人都不能怀疑的言论自由，陪审法庭的判决其实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劫持了。苏格拉底不愿意那样做，并不是他真得快七十岁而“活得不耐烦”了，而是他始终坚持自由意志、生死不渝的承诺。斯东最终说：“苏格拉底需要鸩酒，就像耶稣需要十字架一样，来完成一项使命。这项使命却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仍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7〕其实，并不是苏格拉底这项使命在民主身上留下了一个污点，而是这项使命印证了民主政治简单多数所带有的毛病。至于说这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这一点，斯东倒是说对了。
注释：
〔1〕（法）让－皮埃尔·维尔南：《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3页。
〔2〕（古希腊）柏拉图：《克里托篇》，载《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3〕（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7页。
〔4〕〔5〕〔6〕（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7、278、332页。
〔7〕（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