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十八大与中国的改革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0 次 更新时间:2012-11-11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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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每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表大会来临之际,中国国内各方都会给予高度的关注。但今年尤其特别,从很多方面来看,人们对十八大的关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常态。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重要因素。首先,在中国,党代表大会年是政治年。不过,今年的政治年有其特殊性。每次换届自然产生不确定性,但今年在重庆薄熙来事件之后,不确定性似乎增加了许多。其次,人们尽管也关心最高领导层的组成,但更关心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年来改革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感到失望。也可以理解,人们对今天的失望越大,对明天的期望也会更大。再次,在个人层面,无论在党政官员还是社会群体,人们总觉得这个社会的很多方面已经出了问题,并且问题很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改革的紧迫性,感觉到了不改革的危险性。如果不改革,一定会出事情,而且肯定是大事情。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有一种强烈的“改革难”的感觉。谁都想改,但就是改革不动。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这是人们普遍的感受。各种其它的感觉,例如无奈和焦虑都源于此。

为什么会出现“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的局面?说得简单一些,这种局面是中国政治体制两个核心的方面出现了问题,一是思想意识问题,二是权力结构问题。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任何政治制度下,改革避免不了涉及到三步,即先要有改革的思想意识或者改革共识,然后再根据思想意识来制定政策,然后再进行政策的执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进程也是这样。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凡是成功的改革都由这三步组成。反之,如果这三个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改革就会遇到麻烦,甚至失败。

从思想意识层面看,今天的中国,改革话语极其分化,也就是没有任何共识。不仅民间和政府之间呈现高度分化,各个社会群体之间、政府内部不同机构、不同利益之间也如此。社会层面,不同力量努力寻找各种思想资源,来论证自身的改革话语——有向中国传统寻找思想资源的,一些人诉诸于毛泽东时代的“新民主主义”,另一些人诉诸于传统的“儒家宪政主义”;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的群体更多,包括民主派、经济自由主义者、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总体而言,民间各社会群体的改革话语,明显呈现出“乌托邦”的倾向性,所有这些充满价值观的思想流派所强调的,都是中国的改革应当向哪个方向进行。也就是说,各群体所讨论的是规范性问题。相比之下,政府内部的分歧则主要表现在利益之争上,政府官员对实际利益的关注,甚于对任何主义的关注。他们可以诉诸于民间所提倡的各种主义,接受哪种主义或者拒绝哪种主义,取决于哪种主义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民间社会对改革的方向没有任何共识,更加剧了政府内部受利益驱动的“改革”。这和1980年代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改革之初,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有改革的强烈要求,并且社会各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改革就是要脱离毛泽东体制。社会的改革共识,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党内改革派官员往往能够和社会力量结成隐性的“改革同盟”,艰难地把改革往前推进。

利益集团意志强大

但现在局面则不一样了。社会没有改革共识,而体制内既得利益则根据自身的利益而进行各种“改革”。社会越没有改革共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意志就越强大。结果怎样呢?强势社会群体越来越强,而弱势群体则越来越弱。很多年来,尽管执政党高层也在主张改革,但实际上很多改革都是官僚阶层主导。官僚本来是执行者,现在则成为了政策制定者。如果考察一下产业、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等领域所进行的“改革”,人们不难发现这一点。很多美其名为“改革”的政策,都是各个官僚阶层或者既得利益,为了追求私利而形成的特殊政策,而绝非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的真正的改革。

中国面临的官僚绑架政府改革的情形和日本有点类同。多年来,日本改革难以进行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执政党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大权落到了本来仅仅是政策执行者的官僚手中。因此,日本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决策权和政策实施权的分离。当然,中国的情况比日本的更甚,因为中国各级政府和各种经济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国有企业为一体。政经一体化更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在改革不动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整体社会利益就愈遭损害。也同样重要的是,从历史上看,既得利益只会追求眼前短期利益,很难看得到自己长远利益。很显然,无论是社会整体利益的获得,还是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追求,都需要经过改革。

如何推进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的改革难题。要回到1980年代的社会共识已经很难。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高度分化。各阶层除了追求自己狭隘和短期利益之外,很难超越自身的利益,看到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同时,除非再次发生革命,中国也很难再次出现类似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民粹主义式的政治人物会不时出现,但绝非政治强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进行改革,近年来各方所讨论的“顶层设计”变得非常重要。

顶层设计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讨论,但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顶顶层设计”问题,也就是顶层的权力结构问题。和其他政治制度比较,中国政治制度有其自身的优势(另文论述),但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简单地说,中国政治体制表现出过多的内部多元主义,过少的外部多元主义。也就是说,在体制内部权力过于分散,而对体制外,权力则过于集中。

体制内权力过于分散

任何政治体制,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主义,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确立政治责任制。要达到这个目标,内部权力要相对集中,而外部权力则要相对分散。内部权力的集中有利于政治责任制的确立,外部权力分散则是这份政治责任的落实,也就是权力担当者(内部)对社会(外部)的责任。

如果在政治强人时代,中国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现在的体制则是相反,即内部权力过于分散,权力内部有太多的相互制衡。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规模问题。在强人政治时代,常委的规模不是问题,因为不管多大或者多小,权力总是落在主要领导身上。但在强人政治后,情况也不同了。政治局常委从1980年代的五人,发展到后来的七人,再发展到现在的九人。这种扩张尽管有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客观要求所需,但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端。常委过大,很难运作;常委之间有分工,但少有协调。有人说,中国是“集体总统制”。不过,集体总统制在实际操作层面的最后结局,必然就是没有总统,执政党党内的集体负责,也往往演变成实际上的集体不负责任的局面。权力过于分散,体制运作的效率就成为大问题,政治责任也就无从确立,国家的整体利益也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

人们也可以再举一个内部权力过于分散的例子,那就是反腐败机构。从机构设置来说,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是最强有力的。党、政府、人大等几套班子都有各种各样的反腐败机构,但腐败继续横行。为什么?就是没有机构承担反腐败的责任。反腐败的任务分散在多个机构中,谁来承担责任?这是中国经典故事“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实反映。在新加坡和香港,一个规模不大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出一个清廉政府来,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反腐败机构却反腐败不力呢?就是因为没有机构负责任。各个机构互相矛盾、互相扯皮、互相推卸责任的局面,反而为腐败提供了很多机会。

内部权力要集中。改革和做事情是要权力的,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中国现存体制意在从内部制衡权力,结果什么样的改革都成为不可能。但是,也要看到,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权力的腐败也是可以预见的。这就要求在集中内部权力的同时,要向体制外和社会分权。要保证内部权力不腐败,保证内部权力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向社会分权。内部权力相对集中,有助于顶层改革意志的确立、改革力量的动员和政策的落实,而外部分权则可以防止强势社会群体对顶层施加过度的影响,有助于顶层决策更能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从世界政治发展历史看,少些内部多元主义,多些外部多元主义,必然要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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