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殊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三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7 次 更新时间:2012-07-31 22: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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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殊凡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和推进,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般来说,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1943年5月,在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对“相结合”问题做过这样的表述:“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从这段论述看,“中国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

  然而,现实的研究状况却与此相左。笔者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在“期刊年期不限”、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的最宽泛的时空范围内,以“篇名”为检索条件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文章篇名中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词组)检索共有记录404条(篇,下同),以“主题”为检索条件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检索则共有记录1021条。鉴于此,我国研究和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似乎很丰硕。但是,对检索主题缩小外延同样以“主题”为检索条件,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检索只有记录12条,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检索只有记录6条。这个数据相比前面同样检索条件下的1021条可谓天壤之别。尽管尚有不少著作类成果在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不能记录和表现出来,但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考虑到文化作为社会存在或社会结构的三大重要部分(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一的重要地位,这样的研究现状使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十年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基本是忽略而不重视的。然而,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研究和哲学基础来看,还是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研究来看,探索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毛泽东写出的《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形态的结晶和代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起到关键作用。它带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繁荣新发展,也带来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开启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几次文化热或文化大讨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密切关注当代世界和中国实践的发展,针对中国的现实提出并讨论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新问题,其中不少都是关涉到中国文化发展与变迁的大问题。这表明,研究者在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正是出于无产阶级文化自觉重要性的深刻觉悟,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以及通过宣传教育增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而使无产阶级达到文化自觉,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以及人类的解放。所以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但是,我们对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已广泛深入中国社会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自觉的影响力,却关注不够。这是当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哲学特别是传统中国哲学的相互贯通、有机结合直接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加强共产党员“修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经济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倡导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等,都深刻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内涵,表现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作用。具体到个人也是如此。正因为毛泽东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涵养与素质,特别是深厚的传统哲学造诣,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巨大贡献。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或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某些涵义深邃的词语和思想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原理和原则,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和总结中国思想史上长期争论的某些重大理论问题、哲学问题和历史问题,澄清和提升了人们对许多中国文化问题的认识。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能忽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

  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来看,200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目的之一就内含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哲学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包括和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本土化、文化化。我们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视域,多学科多向度地参与和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都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黄枬森先生在讲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创新时说要“有新颖的科学内容”,而“新颖的科学内容要到各方面去寻找”:一是“从时代的研究中去探寻”,“如何准确把握时代精神”;二是“从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探寻”;三是“从外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去探寻”。[4]黄先生这里说的可概括为时代精神、科学和哲学三个方面,它们都是文化内涵中最核心的内容。因此,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来看,必须充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已举办了十余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创新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方兴未艾的热点话题”,这些论坛主要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4]当然,具体而言,前六届“主要以马克思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经典思想阐释、关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为四个基本坐标点,展开了相对合理与完整的阐释”。[5]而从第八届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讨,研究者“能够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各种思潮中找到会通点、结合点来予以关注和回应”。[6]由此开启了明显有别于往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内容,不再简单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问题,而开始着力在文化等新视野中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道路。这是可喜的转变。

  从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来看,笔者认为文化层次问题和文化理论问题,不仅是两个最具有文化特性和内涵的问题,也是我们不能回避和绕过的问题,通常还是让人忽略并容易引起理论混乱和认识模糊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尚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问题,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中的传统文化问题(如民族性、儒家文化、本土化等)就是如此。限于篇幅,此不专述。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文化层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必须注意文化层次,这不仅是文化内涵研究的问题,更是由文化发展与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所决定的。

  从文化的层次结构来说,学界有这样的共识:在人们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等活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其分布呈现着由核心到外围、由深层到浅层的状况。迄今为止的文化发展与文化研究的历史状况,使得人们一般从文化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认识文化层次。广义文化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浅层的“物质文化”,指人们改造自然界以满足自身物质需要而形成的文化成果,是文化在经济建设中的体现;二是中层的“制度行为文化”,指人类处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文化产物,包括个人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方式、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作为这些方式的固定化、程序化的集中反映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状况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三是深层的“精神文化”,即作为文化精髓与核心的人类文化心态和精神活动的对象化,它包括民族精神、教育科学、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深层“精神文化”就是人们所指的狭义文化。有研究者从文化内涵出发进一步把“现代文化的层次结构”细分为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与模式)、社会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与管理形式)、科学与教育(文化传授与智慧创造)、技艺与建筑(技巧、工艺、制造)、宗教与艺术(宗教意识与审美、欣赏)、思维方式(思维的逻辑表现与类型)、心理结构(个体心理特征与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与习俗(衣食住行及其情趣)、行为规范与模式(道德行为与方式)、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等10个层次。[7]尽管如此,实质上并没有超出前述广义和狭义文化概念范围。它只是又一次说明和强调了分析和认识文化内涵时必须注意文化层次。

  文化内涵研究的文化层次问题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研究者就把上述这种广义文化内涵与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三维结构对应起来,即物质文明缘起于物质文化、政治文明缘起于制度行为文化、精神文明缘起于精神文化,并给出充分的现实理由:“弘扬先进文化,即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但可以促进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促进制度创新,同时还可以促进精神文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际上就是要推动和促进社会文明系统三维结构(即‘三个文明’)的有机协调、健康发展。”[8]我们需要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文化。为了使人们能够自觉地为建设这种文化而努力,必须正确理解该文化不同层次的有机构成。有研究者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结构层次分为五层:理想层(构筑全社会人民的共同理想)、道德层(形成全社会人民广泛认同并自觉遵守的共同道德观念)、规范层(建设法制化、有序、规范的社会秩序)、时尚层(在全社会树立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时尚的典型)和智力层(提高全社会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9]不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分几个层次,这些层次分布存在着依次由核心到外围、由深层到浅层的关系是确定无疑的。按结构层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相应地在涉及建设某个层次的文化内容时就必须有针对性,因为该文化的来源、出发点都会与其他文化有所不同。

  尽管上述关于文化层次的分析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却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从理论和现实来看文化的存在都是一种结构层次的存在,或说文化存在是可分层次的。因此,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内涵,文化层次问题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笔者强调两点。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必须注意与文化层次相结合。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开放而暂时稳定的多层次结构系统。只有清晰地认识文化的层次结构系统,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具体实际相结合。当代文化作为一个多层次结构系统,其内部文化层次的划分只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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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动态》(京)201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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