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 彭新林:我国死刑适用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讨

——以李昌奎案及其争议为主要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3 次 更新时间:2012-07-30 17: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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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 (进入专栏)   彭新林  

  

  【摘要】李昌奎案是我国当代刑事法治深度演绎的一个鲜活范本,该案引发的理论问题涉及刑事法的多千方面。死刑观念的变革只能是一种渐进式的变革,而不可能是急速的突变。死刑适用不应当迁就民意,但应当通过制度途径引导民意在死刑适用中理性发挥作用。要准确理解我国的死刑政策,“少杀、慎杀”主要是指不可多杀、滥杀和误杀,但不等于不杀。最高人民法院宜尽快出台相关死刑适用的指导意见,对司法实践中典型死罪“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常见情形予以规范。量刑情节对刑罚轻重的影响力受到整个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制约,不能片面强调乃至夸大某一个或某些从宽情节因素的作用。

  【关键词】李昌奎案;死刑观念;死刑民意;死刑政策;死刑适用标准

  

  前言前段震动全国的西安药家鑫案刚刚尘埃落定,云南的李昌奎案又随之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和社会热议,被媒体称之为“赛家鑫案”(赛过药家鑫)。因涉嫌强奸和故意杀害两人,李昌奎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甫一披露,先是舆论哗然,社会上质疑之声鹊起;后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为回应质疑先后发表“冤冤相报论”、“公众狂欢论”、“标杆论”等“激情”言论。始料未及的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回应非但没能平息媒体、网络的质疑和非议,反而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媒体和网络上的持续发酵,使得围绕李昌奎案死刑适用的各种纷争最终形成舆论焦点,李昌奎案也由一个普通死刑个案上升成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网络空间热议的公共事件,其意义显然已超越了个案本身,成为我国当下刑事法治深度演绎的一个鲜活的范本。这一典型个案深深烙上了我国刑事法治的时代印记,其所展示出的复杂场域及对于刑事法治的意义,引入深思,发人深省。毋庸置疑,在我国当代刑事法治尤其是死刑改革进程中,该案注定会被反复提及。

  李昌奎案的基本案情是:2009年5月14日,李昌奎之兄李昌国与王家飞之母陈礼金因琐事发生纠纷,李昌奎得知后从其打工所在的四川省西昌市赶回云南省巧家县家乡。5月16日13时许,李昌奎在途经王家飞伯父王廷金家门口时遇见王家飞、王家红(3岁)姐弟二人,李与王家飞发生争吵并致扭打。李昌奎在王廷金家院子内将王家飞掐晕后实施强奸,在王家飞醒后跑开时,李又用锄头猛击王家飞的头部致王倒地。随后,李昌奎又提起王家红的手脚将其头部猛撞门方,并用绳子勒住二被害人颈部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王家飞、王家红均系颅脑损伤伴机械性窒息死亡。5月20日即其潜逃四天后,李昌奎到四川省普格县城关派出所投案。

  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15日作出(2010)昭中刑一初字第5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昌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立即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判决由被告人李昌奎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庭礼、陈礼金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0000元(其家属已赔偿的除外)。判决宣告后,李昌奎不服,提出上诉。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云高刑终字第1314号刑事判决,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对被告人李昌奎量刑失重,遂改判李昌奎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廷礼、陈礼金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提出申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也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认为二审判决对原审被告人李昌奎的量刑偏轻,应当予以再审纠正。2011年7月1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云高刑监字第68号再审决定,决定对该案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2011年8月2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云南省昭通市开庭审理该案后当庭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裁定核准了对李昌奎的死刑判决。2011年9月29日,李昌奎在云南省昭通市被依法执行了死刑。至此,李昌奎案件划上了句号,围绕李昌奎案死刑适用的争论基本告一个段落。

  虽然本案法院对李昌奎犯罪事实的认定基本没有异议,争议的焦点乃在量刑上,但由该案引发的问题却早已超越了量刑的层面,而涉及刑事程序与实体的多个方面。我们相信,由李昌奎案引发的对死刑适用标准、死刑存废、死刑观念、死刑民意、审判独立和司法公信力等问题的关注与纷争,会在法学界、法律界渐次展开。从刑事法治建设的视角以观,李昌奎案的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标本意义,其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现就该案引发出的几个重大的现实死刑法理问题,从刑法学的视角加以探讨。

  

  一、死刑观念的渐进变革李昌奎案一波三折,从一审死刑到二审死缓再到再审死刑,到底“杀”还是“不杀”,“应杀”还是“应不杀”,该案引发的舆论热议和争议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也涉及到死刑观念的问题。据有关媒体报道,李昌奎案二审改判为死缓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成有就该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不能再冷漠了,不能像曾经那样,草率判处死刑,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要改改了”、“理解网民对判决提出的异议,但这都是观念的问题,是杀人偿命的传统意识与现代司法理念、国家刑事政策的差异,这些都是可以公开来探讨”、“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1]该院另一位副院长赵建生也说,“‘你杀了他,他的家人又来杀你,冤冤相报何时了?!’目前整个社会还是有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同态复仇’意识,而我们的司法理念要求少杀、慎杀”、“我们要引领、改造‘冤冤相报’、‘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不‘杀头’不是放纵,死缓也是一种严厉的刑罚。”[2]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不愿署名的法官在《南方周末》上也发专文指出,李昌奎案“杀”与“不杀”两种对立的意见,没有谁对谁错之分,有的只是观念上的差异、理解的不同,它显现出传统“杀人偿命”的观念与现代司法“少杀、慎杀”的理念发生了断裂或碰撞。死刑改死缓的争议,实质是触动了国人传统观念中“杀人必须偿命”的死刑观念。[3]可见,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及有的法官看来,对于李昌奎案,“杀”与“不杀”似乎是传统“杀人偿命”的死刑观念与“少杀、慎杀”的现代司法理念之间的冲突。

  尽管笔者并不认同上述看法,但不可否认,死刑观念尤其是民众的死刑观念确实现实地影响到死刑立法和司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死刑改革乃至死刑废止的进程。如何正确对待民众的死刑观念,是政治决策层、学者以及立法、司法机关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因为制度要变革,观念是先导。在有着悠久死刑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来说,崇尚死刑的观念在民众中还普遍存在,“杀人偿命”的死刑报应观念也广有市场,并在许多死刑案件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正是如此,我国死刑改革不能仅限于制度层面,还需要在社会观念的层面上深入地展开。应立足于保障人权、以人为本的立场,倡导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切实减少死刑适用,并逐步废止死刑的基本理念。同时,有必要采取措施,引导民众死刑观念向着理性的方向发展,使之逐步走出崇尚死刑乃至迷信死刑的认识误区,减少死刑观念滞后对死刑制度变革的负面影响。

  具体来说,为促进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改革,应着力培育以下三种死刑观念:一是少杀、慎杀观念。死刑并非治理犯罪的灵丹妙药,我们应当消除对死刑的迷信和崇拜,正确看待死刑的功效,牢固树立少杀、慎杀观念,为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做到有理由不杀的尽量不杀,“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杜绝死刑滥用的现象。二是宽容观念。除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非杀不可的犯罪分子外,其他犯罪分子大都具有一定的可宽恕性,不判处他们死刑立即执行,既是刑法宽容的体现,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于具有可宽恕性的犯罪分子,在对其进行必要的依法严厉刑罚惩罚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有宽容的情怀,能够以人性度人,给他们后悔自新、重作新民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从肉体上消灭其生命。三是人道观念。人道观念的基本要求乃是尊重人的人格,以人为中心和目的,把人当人来对待。人道以关爱人的生命为根本内容。生命权是人的一切权利之本,是基本人权,其他权利均依附于人的生命而存在。对他人的关爱,首要的就是要尊重和关爱他人的生命。

  推动崇尚死刑、“杀人偿命”等传统死刑观念的变革,培育少杀慎杀、宽容和人道等现代司法理念,需要全社会共同给力。司法机关以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方式推动民众死刑观念的变革,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全面废止死刑可能还不太现实的情况下,通过司法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从而推动民众死刑观念的变革,应当说是一种合于理性的现实选择。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死刑观念的内在性和主观性及其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我国死刑观念的变革注定要经历一个缓慢而又艰难的过程,而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4]正是如此,我国死刑观念尤其是民众死刑观念的变革只能是一种渐进式的变革,而不可能是一种急速的突变。这种不考虑中国国情与司法现实而意欲强行推动民众死刑观念急速变革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有害的,反而有可能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弹,阻滞死刑改革和死刑废止的进程。在笔者看来,这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李昌奎为死缓,试图以李昌奎案“引领”、“改造”民众死刑观念,虽然勇气可嘉,但却并不值得赞赏。被告人李昌奎强奸并杀害一名女青年,特别是还残杀一名3岁幼童,其犯罪性质极其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实属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理当依法而合理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选择这样一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无可置疑的恶性暴力犯罪死刑案件“试水”,二审将被告人李昌奎改判为死缓,强行“引领”和“改造”民众死刑观念,推动民众死刑观念急速变革,意图树立所谓“十年后的标杆”,这不仅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观和法治观,突破了社会大众的心理底线,而且也经不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付出的社会成本也必定会是昂贵的。正如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李昌奎案件作为个别案件,二审改判死缓不当,严重背离了公众对公正的评价。”[5]知名学者阮齐林教授也很有见地地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李昌奎案判处死缓是不恰当的,缩小死刑适用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操之过急会导致“死刑”反弹,会引发大家对《刑法修正案(八)》精神的质疑。[6]另有学者也精辟地指出:“就目前的社会现实而言,法院要指望通过判决实现引领、改造公众法律观念的目的,应当选择社会公众较易于接受或易于根据判决的宗旨形成多数共识的事宜作为突破口,循序渐进地实现司法公信力与社会法治观念协调发展和相辅相成,而不是从专业精英意识出发,过分依赖公权力的优势,强推自己认为正确的思想观念,不充分考虑公众被动接受的社会成本。”[7]不难理解,一个与民众普遍的道德观念、集体良知背道而驰,与民众对法律的理解和正义的认知太脱节的裁判,注定不会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事实也证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李昌奎死缓后,又不得不启动了再审程序,而再审又戏剧性地改判李昌奎为死刑立即执行,结局最终还是回归所谓的“传统死刑观念”。这其中遭受伤害最深的,其实远不止是我们的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更是饱经沧桑的死刑制度改革乃至中国法治改革的进程!

  

  二、死刑民意的理性对待死刑民意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民意与死刑的关系主要涉及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立法层面上死刑存废与民意的关系;二是司法层面上的民意对死刑适用的影响。在前一个层面上,我国主流民意是反对废止死刑的,这也是我国国家决策层主张现阶段保留死刑的重要理由。对于现阶段反对废止死刑的主流民意以及民众颇高的死刑支持率,笔者认为应当理性看待。首先,支持死刑的民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观念的日益弘扬,人们对死刑的价值以及弊端的认识也在加深,社会各界关于死刑制度的思想观念和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其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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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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