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健:难以忘却的思念——追忆邓广铭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8 次 更新时间:2012-07-29 21: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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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健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97年7月7日,星期一。

  头一天晚上接到可蕴二姐打来的电话,说邓先生身体不适,已有三、四天吃不下东西了,并说先生坚持不去医院,经再三劝说,才同意第二天去校医院看看。我当时还有些不信,因为就在三、四天以前,我到先生家时,先生仍精神很好,侃侃而谈,并嘱咐我把《寿颂文集》再寄几本给一些老先生。

  第二天早上到先生家一看,我真的是大吃一惊,才三、四天未见,先生明显瘦了,而着实吓我一跳的,是他脸上、手上、胳膊上的皮肤都变成了黄色。我的心紧抽了一下,这种黄色我太熟悉了,1989年我患胰腺癌的老父亲去世前,皮肤一直是这种颜色。先生已穿戴好坐在沙发里,看到我进门,说:“你怎么来了?用不着惊动这么多人。”我说:“听说您不舒服,我来看看您。”我到另一个房间,对可蕴二姐说:“先生情况不好,别去校医院了,必须马上上友谊医院。”我和可蕴二姐再次劝说先生。以往先生做了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主意的。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他很不情愿地同意了。

  看病之不容易是每一个去过医院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先生不愿去医院既是因舍不得耽误宝贵的时间,也不愿麻烦别人,另外他一生都很相信自己身体的抗病能力。

  去友谊医院要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先生坐在司机旁,不时地和司机聊上几句,丝毫没有病态和倦容,我难以想象他是在以怎样的毅力坚持着。

  经过一上午量体温、测血压、化验、B超等多种检查后,医生给先生的解释是,胆囊有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尽管医生认为先生的病情应立即住院,但终因没有床位仍要返回北大。车子开到10公寓楼下,先生坚持不要人扶,自己走上三楼,一边走一边风趣地开玩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让我吓破了胆了。”一语道出,我们都笑了。九十岁老人对待疾病的乐观情绪缓解了大家的沉重心情。

  当天下午,友谊医院住院处通知第二天可以住院,先生才于就诊后的第二天住进了友谊医院高干病房。潘庆德去10公寓送他时,先生笑着和潘庆德握手,说:“没什么事,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先生正是以这种常人难以拥有的乐观与自信,面对疾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

  从我进入北大历史系读书,亲耳聆听先生授课,到调入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直接在先生领导下工作,前后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大概是与先生接触时间长的缘故,先生在我心中,既是著名学者、宋史大师;又是耿介刚直,严厉固执的长者;还是风趣幽默、循循善诱的和蔼老人。与先生接触的时间越长,越会强烈地感受到,无论充当何种角色,先生那种不易为常人所具有、不屈服于一切世俗与传统、独特的人格魅力。

  创办中古史研究中心,是先生晚年为弘扬学术、培养人才所做的一件大事。1982年中心一成立,我就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调来从事图书资料的管理工作。那时中心每年都以平均三、四千册的速度购进图书。1984年中心搬到文史楼三楼后,随着图书的大量增加,阅览环境也逐渐有所改善。先生常来中心看一看,或查阅图书,或看看是否有青年教师坐在这里读书。先生常说,当年傅斯年先生创办中研院史语所,就是创造一个好的读书、研究的环境,让年轻人安心做学问,从而培养出了一批学术骨干。言谈之中,表现出先生极望借鉴傅先生培养人才的经验,为多年荒废的史学领域多培养人才,快培养人才。而每次先生来,却常常是失望与无奈,因为他极少能看到有人坐在这里读书。多少次,先生长叹一声,坐下后,让我找来他所需要的书,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我看出先生的失望,常常解释道:“昨天,有人来查书了;前天,也有人来看书了。”先生开始还点点头,以后则不信。因为太巧的是,他一次也没有碰到过。我多次与中心的一些中青年学者讨论过,我说:“邓先生希望大家能每天像上班一样来这里看书,没人坐在这里,先生很失望。”但我也深深了解青年教师的苦衷,大部分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一切家务全要自己承担,在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同时,只能挤出时间来读书。先生希望让大家集中坐下读书的设想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但中心越来越丰富的藏书,为中心的中青年教师提供了查阅、检索资料的便利条件,确实为中青年的学术成长创造了一个极好的环境。先生的苦心与期待在10年以后得到了回报。

  先生创办中古史研究中心后,亲自主持了两项大工程。第一个项目是标点校勘《宋朝诸臣奏议》,第二个项目是编辑《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这两个项目我都亲自参与,并投入了7、8年的时间。   

  标点校勘《宋朝诸臣奏议》始于1984年。那时中心作为古籍整理单位刚刚成立两年。先生选定这一项目,既是国家古籍整理项目的需要,又是宋史研究的要求,同时作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基本功训练的基础,因此先生的要求是严格的。项目一开始,先进行考试,待通过后,再请吴小如教授为大家讲授点校的基本功与基本方法。在正式点校之前,先生的另一个严格要求是,每个人都必须将自己点校的部分一笔一划地认真抄写一遍,其目的一是练好字,因先生认为大部分人的字写得太难看,太无章法;二是为了让大家一字一句认真读懂文意。80年代从事点校工作的人很多,但像先生一般要求之严格,并将150万字原文一字一字抄下后再做点校的,恐怕再无第二例。从中可以体察出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之严谨与一丝不苟,以及培养青年学子严谨学风的良苦用心。先生自己正是从这样的训练开始走上治学道路的。尽管当时很多人对抄写的要求叫苦不迭,但待二、三年做完之后,特别是在以后的研究中,多数人都已深感点校训练的实惠,无论在版本、校勘、音韵等知识上,还是在对宋史资料的了解掌握上,都较前有了明显的进步,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编辑《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始于1986年。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先生就曾主持过此项工作,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中古史中心成立后,先生再次将这一项目列入规划。首先召集了一批从图书馆退休,但熟悉古籍的老先生组成编辑组,又从中华书局运回过去抄写的卡片(已很不完整),基本按照原来的分类,从传状部分开始,一部文集一部文集地做起。为了找到较好的版本,除了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之外,我和一些老先生多次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社科院图书馆、清华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以及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查找。几年下来,基本摸清了500多种宋人文集的版本情况及收藏地,抄写了共计10万余张卡片。此项工作将全部宋人文集中的资料归纳分类,编为索引,对于宋史研究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先生果断地决定不惜人力财力,一定要做好。先生充分了解这一项目工程之大,十分关注每一步的进展情况。尽管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此书的出版一再拖延,但先生主持之功不可没。   

  在从事了近8年的古籍整理研究之后,90年代初,我逐渐转入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为了了解妇女史的研究史,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收集了14000多篇研究论文,并将其分门别类编为目录。但由于妇女史的概念并不为传统史学界所接受,加之经费困难,很难出版。1992年,经人介绍,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答应考虑,但要求有著名学者的推荐信。为此我找到先生,说明此事,希望先生能为我写一封推荐信。先生一口答应,并在第二天就将信写好交给了我。当时先生写字手已有些颤抖,但仍工工整整地写满了一整页。先生在信中写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所有有关妇女问题的论文、专著和各种各样的资料,全都十分散乱,迄今还没有人把它们编为目录,加以统摄,使之分门别类,各成体系。这经常使得研究此类课题的人感到极大的不便。……如能将这部《中国妇女研究论著目录》尽速印行,即可填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个极大的空白点。”拿着先生的信,我心里深受感动。90年代初,妇女史作为新兴学科,其研究刚刚起步,先生就不仅给予大力支持,还预见这将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领域,使我有了继续做下去的信心。此书作为第一部汇集中国妇女研究论著的参考工具书,终于在1995年9月正式出版,并在第二年获得北大优秀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1994年,当我写的关于妇女史的文章《南宋农村‘生子不举’现象之分析》一文在《中国史研究》发表后,先生专门打来电话鼓励我。每每想起这些事,都使我难以忘怀先生的关心与教诲。   

  先生九十大寿的前一天,1997年3月15日,是个星期六。虽已3月中旬,仍是春寒料峭,刮着西北风。我们全家去看望先生。虽然先生早在一、二周以前就宣称不作寿,而且说3月15、16两日他都要出门,但我仍认定这样寒冷的天气先生一定会在家。   

  果然可因大姐给我们开了门。先生见到我们进门,热情地让我们坐下,招呼可因大姐给我们切前一天历史系送来的大蛋糕,关切地询问我女儿的学习,又和潘庆德谈起学校最近的外事活动。闲聊中,先生时常用风趣幽默的语言穿插一些老北大的小故事,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早就知道先生喜爱照相,而且尤其喜欢他1987年5月在日本京都访问时照的那张全身照,他让可蕴二姐洗了很多张,亲自签名送给一些亲朋好友。我们在两天前托懂摄影的朋友将此照片放大,并制作成油画效果一样的画像,我对先生说:“我们想送给您一幅画。”先生连声说:“一幅画,好,好。”我说:“这是一幅名人肖像画,而且这位名人您很熟。”先生又是连连点头。当我把照片拿出放到先生面前时,先生恍然大悟地开心地笑了,“就是这位名人啊!”先生很喜欢这张像,近看远看,还用手摸摸照片的油画效果,一边称赞,一边张罗着让挂起来。   

  趁着先生兴致很好,我们提出请先生和可因大姐到附近的一家很不错的圆明园餐厅吃饭,并再三说明,第一,圆明园的这家餐厅环境很好,而且离学校很近;第二,这家餐厅是新开的,先生没有去过;第三,反正到该吃饭的时间了,大家都得吃饭。在我们左说右说之下,可因大姐也表示同意,先生仍坚决摇头,说请他吃饭可以,时间要在4月以后,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行。在3月的日子里,凡属有作寿嫌疑之活动,先生一概回绝,这就是先生的脾气。   

  而4月以后由于忙,一直未能实现我们请先生的承诺。先生住进医院以后,或许是太向往医院外面的生活,一次问我:“你说要请我吃饭,怎么也不请了?”听了这话,难过得我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我说:“等您好了,我们和小南一起去。”但我心里已有预感,这也许将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先生不是普通人,他在三十多岁时就晋升为教授,并以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宏富的学术著作,被人们尊为宋史泰斗。而先生又是一个普通人,他一生都只追求做个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中国的传统极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关系,搞关系,处关系,人人生活在庞大的关系网中,靠关系办事,亦为关系所累,有时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做不情愿做的事。而先生是我所遇见的从不为关系所累的人,他认为该说的话,无论对什么人,从不含糊躲闪;该做的事,无论谁反对,先生都要坚持。因此先生也难免会得罪人。而先生一生坦坦荡荡做人,直直爽爽讲话,却比任何人都活得轻松,活得年长。中国人评价一个人往往不仅仅看他的学问,更看重他的人品。先生正是以他坦荡的胸怀、敏锐的洞察力、善良的人品、耿直的个性,赢得人们的尊敬。

  尽管我到现在都难以相信,但先生确实是真的离去了,因为我再也接不到先生打来的电话,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山东口音,再也不能在下班的路上推着自行车,陪着先生在未名湖边漫步,更不能完成先生在一年前的嘱托:“等我到一百岁时,再出一本论文集,你还来帮我做。”以往的一切都成为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成为永远深藏在我心中的对先生的深深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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