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利群:游戏的猜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 次 更新时间:2012-07-26 20: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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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利群  

  

  每个人都有童年的游戏。游戏不仅仅使童年拥有快乐的时光,也成为成年后不可或缺的回忆。院子里那些游戏的嬉闹场面,无猜无忌的日子,曾经让我们不想读书不愿长大。今天的小孩子不再玩旧日的游戏,也不喜欢和同伴在一起,宁可一个人面对虚拟空间的电脑游戏痴迷。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尼尔?波兹曼讲了一个有趣的事,他引用J.H普拉姆的考证,描画了一个在中世纪的欧洲,大人跟小孩一起玩的场面:“小孩和大人一起生活,没有单独的童年游戏,儿童和成年人做同样的游戏,玩一样的玩具,一起听童话故事。”这种事情在我们这个长幼尊卑秩序森严的国度里非常少见。我有一个朋友回忆说,儿时偶然看到邻居的爸爸和他的孩子一块玩,那个场景一直让他羡慕不已。

  乐趣之外,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给了我另外一个思考游戏的维度,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游戏与制度的关系。他以打弹子游戏为例,指出“儿童的游戏构成了一种最好的社会制度”。因为游戏里有非常复杂的规则系统,一套自成规矩的法则和裁判程序。由此可以了解儿童的道德,而一切道德的实质就在于个人学会去遵守这些规则。小时候的一些游戏里,男孩子玩的“弹球儿”属于规则严格的那种,无论哪种玩法,规则都明确、公平,赢得最后的胜利靠你高超的技术,不能耍赖或者犯规。那样的话你只好出局。原来游戏也是成人世界的戏仿,让小孩子从小懂得守规则。然而也正是这个复杂的规则系统和裁判程序,诡秘地呈现了某种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制度,它仿佛是阴影编制的大网,甚至笼罩了人类的整个童年。于是连儿童都有了所谓的“道德”!当童蒙未启之时,我们沉湎于个别游戏中的输赢和快意。而当年幼的时代远去,游戏的景观模糊地连缀成片时,这些“戏仿”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时代的秘密与“天机”,也让我对童言无忌的游戏有了别样的猜想。

  

  查证件

  

  文学理论家夏志清之兄夏济安早年翻译过一本《莫斯科的寒夜》(BlundenGodfrey,白伦敦著,也译布隆敦),其中记录了苏联大清洗时期,儿童们所玩的特殊的游戏。丽莎和沙夏两个孩子,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一起做游戏,玩法叫作“查身份证”。丽莎和沙夏事先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别的孩子走过的时候,突然冲出来,大叫“护照”“证件”,拦住他们查看通行证一类的证件。显然这是现实生活的模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团也有查路条的,他们手拿红缨枪,盘查过往的人。当他们把不认识的“自己人”也当作特务抓起来的时候,那种场面倒有些戏谑。有一个歌曲记载了“查路条”的过程。歌词是这样的:“同志我问你,你到哪里去,通行证你可带着呢。拿过来看看,拿过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因为情况关系马虎不得。”可见当时边区查路的事很普遍。与苏联的情况不同的是,这毕竟是生活而非游戏。

  查证件虽说是儿戏,然而隐在游戏后面的大清洗时代的恐怖确实是闻所未闻。1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开篇就展示了毛骨悚然的“搜查学”“逮捕学”。因为是欲加之罪,无论你有没有证件也会逮捕你。在剧场里,车厢里,工厂门口,家里,或者大庭广众之下,有假熟人上来跟你套近乎,在你用通行证确认了身份之后再把你抓走。哪怕你发烧,或是在医院的手术台上也照抓不误。索尔仁尼琴感慨地写道,有的时候逮捕就像是游戏,抓你的人有抄表工、出租汽车司机、火车上的乘务员、储蓄所职员、电影院里的管理员,甚至还有故意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骑自行车的人。虚虚实实,形形色色。直到抓了你之后,他们才会出示藏得很严密的深红色证件(见《古拉格群岛》第8—10页)。显然,这种查证、搜查、抓人的场面或多或少让孩子们看见或者知道,也许他们的父母就这样被抓走,也许他们的父母是被派来抓人的。不消说,孩子们的游戏一定是从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模仿的,只是他们没有契卡和克格勃那么多翻新的花样儿罢了。社会学的考量在这里取代了心理学的分析,皮亚杰从关于“儿童的游戏构成了一种最好的社会制度”的结论,在铁幕之下被修正,集权统治下的“查证件”游戏恰恰让人们看到时代的残酷与狰狞。很长一段时间,苏联当局用各种手段企图抹杀那段罪恶的历史,制造假象,销毁证据,限制出版,唯恐泄露历史的真相。人们三缄其口,远害避祸,没有想到却让游戏泄露了天机。

  

  大官说,小官打

  

  这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游戏,男女不限。玩法很简单。四个人抓阄,每个小纸团儿里面分别写着“大官说”“小官打”“张三跑”“李四追”。抓到“大官说”或者“小官打”就会暗自高兴,因为他们是惩罚人的。大官规定惩罚的方式,可以随便说打哪里,打轻重,他在这个游戏里是至高无上的。小官只负责执行,却不受责罚。抓到“张三跑”“李四追”就倒霉了。张三是犯人,必须迅速逃跑,李四作为衙役要追上他“缉拿归案”,交由“大官说,小官打”。

  这个游戏只用了四个人就把中国古代的人群高度划分了:大官是说了算的人,小官是照章办事的,李四是听喝儿的,而张三则是犯了事儿的平头百姓。要紧之处在于一个“官”字。先来看一出戏曲,从中可以看出官阶大小的玄机。京剧《盗御马》中有这样一段戏:马匹被盗后,差役先发现,报告了小官,逐级上报一直传到梁九公的耳朵里。梁九公大怒,骂了彭大人一顿拂袖而去;彭大人回头大骂差官,差官恭送大人之后,一转身,一排差役就都跪下来。自然又是一顿臭骂。差役是这个循环中地位最低的人,往下再也找不到可以出气的人,两手一摊,叹息而去。黄裳先生《旧戏新谈》里说,由此形象地看出中国官场的那一套,如此简单,如此深刻。依照历史学家吴思的“淘汰良民定律”,在人人热衷官场的时代,良民只有三种出路:或者挤入官吏队伍,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沦为盗贼。可见想办法当官是百姓出路的首选,大官当不成也要当个小官。“大官说,小官打”的游戏恰恰是社会中权力高低和权力有无的戏仿,大官—小官—张三—李四的排列,一级压一级,“官大一级压死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等级观念非常清楚。孩子们玩的时候都盼着自己抓的阄是“大官说”或是“小官打”,就是因为有权力处罚张三李四。平日里也会说到谁的爸爸官大之类的话,可以见出官本位思想在民间影响有多大。

  那么当官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官员职位相对稳定,进入官场等于拿到一个铁饭碗,天底下最牢靠的职业。古代官员一般都有很高的收入,工资里包括正俸、职钱、服装等实实在在的钱物。免费开销里,烟酒茶糖,粮米薪炭一应俱全。如果担任实职,还能免费使用官衙,入住豪华府邸,幕僚随从以及免费劳力随意差使。各级官府都开有官办的医馆或者配有医生,官员可以免费获得医疗和药物。官员退休时还能从朝廷得到一笔退休费等等。其他如通畅的升迁机制和解决子孙就业问题都属于官员的特权。你升迁的时候,“朝里有人好做官”,你犯了事,“官官相护有牵连”。就算贪污受贿被发现,官位也未必就保不住。要坐牢,也大有刑期长短、实坐多久的商量可打。一句话,做官不仅代表一种人上人的荣耀,更有着人上人的实际利益。

  于是乎读书做官成了世人竞相追逐的人生终极目标。王毅先生在《为什么“官”胜过神明》一文中指出,官本位体制到了明朝已经成了整个社会形态的“母本”。他举了一个周作人讲过的小例子: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放到西方文化中就显得怪诞可笑。比如我们习惯用官衔称呼他人以示尊崇,所以杜甫所受“工部员外郎”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但后人为表示敬仰,必定要称杜甫为“杜工部”。(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为了讨好领导,人们只称李处、王局而不喊名字。)反观西方,文学艺术和思想建树的成就本身才是莫大的荣誉,他们从来没有过“歌德丞相”、“培根工部”之类滑稽名号。到了清朝,一个县官管辖的范围包括法律、经济、教化、治安、科举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伦理等“靡所不综”;这都说明官权势能努力要达到无所不包和无远不届的程度。

  

  审犯人

  

  男孩子玩的游戏,也叫砸牌。游戏规则是:准备五块砖头,按十字形状排好立着,划一根线,人站在线大约5米远的地方,用一块扁圆的石头抛向那些砖头。要求既要准确又有力量。砸中最后的那块是皇帝,中间和两边的是用刑的人(打屁股和拉耳朵是常见的“刑罚”),前面的是犯人。经过一番角逐,决出谁是皇帝、行刑的人和犯人。打屁股的人边打边喊:“青辣椒,红辣椒,皇帝问你招不招。”招认自然是“犯人”的最佳选择,不然打痛了皮肉吃苦。这一点小孩子自然也是知道的。然后轮到做皇帝的人发指令,继续还是停止刑罚全在他一句话。游戏中的“皇帝”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利,他可以发号施令让“行刑的人”去实施刑罚。犯人只有招认一条路。而现实社会中,只要法律不健全,不招也会屈打成招。

  在我们周围,“审犯人”显然不仅仅是游戏,而是残酷的生活中现实。刑罚是法律的极端手段,属于不得已而为之,问题在于受审的是否是犯人,由谁来决定或者甄别?这个制度化程序化的问题不解决,冤假错案、屈打成招的事情就会屡屡发生。建国以来历次运动中的非法审讯的案例不少,这里只说一个身边的事情。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我父亲所在的北京市供销合作社自然也在清理之中。那时他刚刚从私营企业转来,在业务部门做个职卑位低的小职员,应该说是离运动的中心远而又远。但即使是这样麻烦还是躲不了。据母亲后来回忆说,一天晚上,一位同事带信儿回来说,父亲让单位“扣下了”,今天晚上不能回来。母亲一下子懵了,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接连几天的晚上父亲都没有回来,单位没给任何说法。什么事情被扣,怎么发落,结果如何,一概不知。终于有人来家里质询母亲。无非是问父亲每个月给老家捎多少钱。母亲一五一十说了。来人说不对啊,交代里说每个月有好几万斤小米啊(那个时候的工资是按小米计算的)。母亲脱口而出,这不是胡说八道嘛,你们可以查啊。数日后,父亲经过“甄别”回到家,母亲上前询问,他无奈地说,好几个人围着你审问,白天审了晚上接着审,每天不间断,你不胡说不让你睡觉啊。为了过关,父亲的很多同事都信口雌黄。合作社主任王纯的秘书也编造谎话,为此扇挨了主任好几个耳光:没有影子的事怎么可以信口开河!后来才知道,这是“三反”“五反”运动的第二阶段“打老虎”。可是究竟有多少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贪官,王康年那样的奸商?打掉多少老虎?父亲那样一个基层的小科员都无端遭到非法扣押审讯,其他层面的非法审讯、非程序化手段的花样翻新可想而知。运动过后,针对斗争的过激,杀伤面过大,处置过程的不当,上面只一句“过火”,“扩大化”之类的结论,就轻描淡写草草了之。

  父亲遭遇的“挑灯夜战”审讯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苏联刑事犯罪侦察机关就有五十多种刑讯逼供的卓越创意,其中剥夺睡眠与夜审是常用手段。一连一个多月不许睡觉,白天劳动,晚上生物钟最脆弱的时候展开车轮审讯。更恶劣的包括同时饿饭,并在嫌疑人半死不活的时候给他喝酒,不少人就在这种半昏迷状态中签下了株连甚广的供述书。延安整风的“抢救”风暴中明显借鉴了苏联人的经验。据李锐回忆,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他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合一下眼皮”,有人遭受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甚至还不给饱饭吃。(参见李锐:《直言:李锐60年的忧与思》,45、46页)

  这个游戏还有个颠覆性的意义,就是“犯人”受罚后还可以对“行刑的人”反过来“加罚”,这个时候,“犯人”和“行刑的人”等于互换了角色。“皇帝”喊出停止用刑之后,“犯人”可以反过来追那三个“用刑的人”,捉到谁谁就得背他。可见两种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的角色随时可以发生变化,当然其决定权在说了算的那个人手里。

  举一个苏联的例子。1937年春天,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被传到人们内务委员会总部报到,调查员赞切夫斯基劈头就问老肖和被捕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关系,是否知道有关暗杀斯大林的阴谋?老肖予以否认。调查员最后说,今天是星期六,你可以走了。但下周一是最后期限,到时候你一定会记起每一件事情的。作为反对斯大林阴谋的证人,你必须回忆起你们谈话的所有细节。这些威胁的口气等于是最后通牒,假如老肖下个周一仍然缄默,那么等待他的不是被捕就是枪决。到了下个星期一早上,老肖照样去了总部,他是做好了准备的。只是意外得到通知:调查员赞切夫斯基在周末作为间谍被捕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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