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污吏推动政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6 次 更新时间:2012-07-26 20:53:46

进入专题: 特赦   政治体制改革  

吴思 (进入专栏)  

  

  近年来,中国总理温家宝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上再次呼吁政改的紧迫性:“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3月26日,在中国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直言: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自1980年邓小平首次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来,迄今已32年。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改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什么?政改时机是否已经到来?如何切实有效推进政改?记者近日专访中国知名作家、《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吴思。

  

  政改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

  

  记者:中国政改已经呼吁了很多年,请您介绍下政改的背景?

  吴思: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简称“818讲话”,提出政改要求,但之后实际推行的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为此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当时提出“党政分开”作为政改的突破口。但是,1987年中共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体制改革主要作为原则和口号来提,“党政分开”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989年之后,政改基本不提,却提出“防和平演变,防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上没有往前推行,反而往权力更集中的方向走,意识形态方面全面左转。后来邓小平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受到了威胁,于是有了“南巡”讲话,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

  但政改依然举步维艰,政改的核心指标如扩大差额选举、公开政治竞争并由民众选择、权力受到制约的程度、公民权利得到落实和保护的程度等,均未取得明显进展。

  目前的现状是,政府向老百姓说要民主、要宪政、要法治、尊重人权,但实际上还是人治,一把手说了算,以“大包干”的方式层层维稳,只要能完成几项主要指标,即使手段有点出格,也不会丢掉“乌纱帽”,甚至还会得到提拔。控制上访之类的指标是实的,民主法治和人权是虚的。实际起作用的激励机制和公开宣称漂亮话不同。

  记者: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呼吁政改,为什么一直没有切实有效的推进,症结在哪?

  吴思:从高层来看,温家宝一直在呼吁政改,但没有看到其他人呼应和跟进,由此推测,权力中枢恐怕并未形成改革共识。如果不能达成共识,政府主导的政改就难以推行。

  为什么没有达成共识?如果大家都觉得政改收益高,风险低,利大于弊,就会形成共识。

  民间有个流行说法:“不反腐败就亡国,反腐败就亡党”。权力核心自然会考虑政改的成本和风险:政改对党有什么风险,对国家有什么风险,对个人来说有什么风险。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这个问题,民怨沸腾,骂官仇官现象很普遍,如果搞政改,让民众意愿充分表达,政府的命运将会如何?谁愿意处在这种受攻击的地位?看起来,政改的成本和风险不小,但收益在哪里?政改带来的好处归谁?再说,不搞政改是不是就崩溃了?看起来不至于,经济上还过得去。

  总之,不改革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改革对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肯定是不利的。政府的这笔“账”还没算通,利大于弊的共识尚未形成,改革自然就很难推行。现在就是一个改不起来的形势,处于一个说改革实际又不改的僵持局面。

  

  现代政治制度可解决历史上的“政息人亡”命题

  

  记者:您刚才说到,目前腐败现象严重,社会矛盾激烈,那么,政改时机到来了吗?如果不改革,未来的中国会怎样?

  吴思:政改是否有必要,这要看对谁来说,长期说还是短期说,需要算大账。

  从大局上讲肯定有必要,毛泽东讲“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政制的核心是郡县制,专制权力向下层层授权,下级只向上级负责,但每个朝代都免不了最后灭亡的命运。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的平均寿命是171年,如果算上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平均寿命不过66年,到岁数就会寿终正寝。古人有“气数已尽”的说法,“气数已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把老百姓逼急了,官逼民反,比例为40%;第二是官家内部失控解体,比例也为40%;第三是外敌入侵,比例为20%。当然,实际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

  现代政治制度完全有办法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但中国目前没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官员权力过大,不受制约,就会用权力捞取好处,掠夺率逐步提高,造成“官逼民反”的趋势;第二,“政令不出中南海”,各地独自行事,出现很多问题,从“王立军事件”和“陈光诚事件”就可以看出,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往往凌驾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之上。垄断行业更是独行其是捞取好处,形成条条块块各自为政的格局。这第一和第二点又相互作用,官民矛盾激化,可以导致官场内部矛盾激化。

  历代存在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而且还在加剧,同时,新的不稳定因素和力量又出现了,外部环境和观念体系也改变了,这一体制越来越难以维持各方面均衡的稳定态势,更容易陷入崩溃解体的境地。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推行政改很有必要,不改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政改牵一发而动全身,真正推行改革可能会面临失控的危险,还需要权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权衡既得利益和全民族利益,权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些问题都要摆平,改革的难度自然很大。

  

  可将经改成功经验引入政改

  

  记者:您刚才说,政改很有必要,但难度很大,如果要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吴思:刚才说政府的“账”没算通,如果算通了就能改革了。那么如何算通呢?

  

  第一,实行有条件的特赦,调动贪官污吏的积极性

  

  民间普遍认为贪官污吏太多,仇官情绪严重。反向思考,如果我们是贪官污吏,就会认为改革是自寻死路,老百姓会清算我们,后果很可怕。与虎谋皮,直线推行政改,“账”自然算不通。这就需要设计一种激励机制,把贪官污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主动去搞政改,一旦他们有了积极性,前景就比较乐观了。

  如何调动贪官污吏的积极性?对于已经发财的贪官污吏来说,最迫切的不是继续挣钱,而是既要保住自身安全,又要保住既得利益。把赃款洗白(洗白是指非法来的巨款合法化,即把钱放入正常的经济和金融活动中循环一回),就是其利益最大化的方向。

  如何洗白呢?可以实行有条件的特赦。假定我们在一个特区,比如海南或者深圳,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如政治人物公开竞争,差额选举,人大代表专职化,乡镇、县市等级别的直选,司法独立,媒体开放等等,由独立的第三方考察验收。一旦这些指标验收合格,我们就可以说政改阶段性地完成了。

  一旦完成,该地区就实行特赦。用古话说,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案未结案,皆免除之。以前官场的贪污腐败、民间的冤假错案,主要是不良制度造成的问题,制度改良以后,与民更始,咸与自新,种种罪过一概不予追究。此时贪官污吏的钱就洗白了。如此悬赏,他们就可能努力争取特赦早日实现,政改的阻力就会变成动力,在各个领域积极推动政改。特赦换来的是健康、透明的政治制度。如果有了这种激励机制,“账”就算通了,政改就有可能启动。

  对老百姓如何交代?我们不妨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写到,威权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改革,执政党主导改革;第二种是替代,民众推翻政权;第三是改替,中间状态,官民势均力敌,上下协商改革。第二种替代性转型伴随着清算,而第一种改革,政府主导的改革,目前还没有任何清算的先例。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上,政府主导的改革全部伴随着事实上的大赦。在这种类型的转型中,以前政府方面的种种罪过,事实上都成了呆账坏账,无法讨还,转型国家的民众也没有不顾一切地讨还。早知如此,何不废物利用,把这笔呆账坏账转化为政改的激励因素呢?这样做,吸取利用了世界历史上的转型经验,也算是一种后发优势吧。

  我们再看中国历史。历代之赦极其频繁,清代我还没有统计完,从秦朝建立至明朝灭亡,1865年,传统所谓的正统王朝约有1640赦,平均算下来,1.14年一赦。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宪法中有大赦和特赦条款,现行宪法取消了大赦,但保留了特赦。1959年9月,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赦免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一些战犯、反革命犯及普通刑事犯。从1959年至于1975年,中国总共实行了七次特赦,平均2.23年一赦。从1975年到现在,37年竟无一赦,自秦汉至今尚无先例,真所谓亘古未有。

  古人为什么要大赦特赦?至少有两个理由。

  一是行仁政,新皇帝登基,与民更始,荡涤污秽,给人一个自新的机会,同时还可以平反冤狱。天灾造成饥荒,民众不胜饥寒,冒险犯法,官家既不能赈济,便不忍心深究。如此仁政广施,可以笼络人心,换取众人的支持。

  二是国内矛盾太大,不得不赦。不赦就无法化解矛盾。所谓“国有大患,非赦不解”。例如许多王朝初建,大乱之后,往往赦免啸聚山林的土匪,换取社会安定。宋高宗在金国灭北宋之后即位,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不仅赦免群盗和溃兵,还宣布给金国当儿皇帝的张邦昌及应干供奉金国之人,一切不问。如果坚持追究呢?脆弱的政权内部不稳定因素增加,四面皆敌,巩固就更难了。赦是一种交易,可以“解天下之至结”,成就大业。

  大赦特赦的实质,就是统治者与各个方面的利益交换。中国民众如果有皇帝一样的主人心态,用呆账坏账换取民众真正当家作主的制度,以此“解天下之至结”,这笔交易不合算吗?坏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好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追究制度,显然比追究个人更重要。追究重点的转化,也包含了对人性弱点的承认和怜悯。

  

  第二,“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回顾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总结出堪称“顶层设计”的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允许看”,不逼着反对者去改革,你可以看我们的热闹,于是稳住了一批反对者;“大胆试”,总有一批人,如万里、胡耀邦等人在大胆尝试,邓小平担风险,干好了提拔上来,干不好也不上纲上线,于是调动了改革者的积极性;“不争论”,当时的舆论环境对改革不利,一争论就问姓“社”姓“资”,于是就搁置争论。两个不利因素摁住了,一个有利因素调动起来,经济体制改革大获成功。

  “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这一经验可以推广到政改上来。在政改中本来就有人受益,如果再加上大赦,就能调动更多积极性,内部就会形成很强的动力。再授权第一线的改革者见机行事,分散决策,然后以点带面,有序推进,改革不会失控,风险很小。

  第三,把民间力量引进舆论领域

  当年的舆论环境对改革不利,现在的舆论环境是,谁要反对政改,说民主的坏话,民众就群起而攻之,如果把民间的力量引进意识形态领域,把邓小平的“不争论”改成“可讨论”,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那么改革的环境就更好,反改革的压力就更大。

  如此算下来,无论对官对民,都是利大于弊,这就可能形成改革共识,政改的操作性其实很强。

  

  政改的方向是民主宪政

  

  记者:温家宝多年来一直在呼吁政改,那么,现在中国政改步伐迈出了多少?

  吴思:近年来,政改在国务院系统已有所推行,如压缩行政审批项目、规范行政行为、推行政务公开、压缩三公消费、加快财政预算公开等措施,温家宝的基本思路是“抑官扬民”,调整官民关系。

  此外,还有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搞的村级选举;最近广东放开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向公民社会发展;江苏和四川搞乡镇直选试点,是推进基层民主的第一步;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实行城乡“同票同权”……

  假如政改有100个台阶,目前可能走了不到10个,好像大部分是国务院系统走的。政改要一步一个台阶走,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政改的方向是民主宪政。民主的方向是扩大差额选举,公开政治竞争并由民众选择;宪政的方向是权力制约,彼此监督,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种权利。

  记者:政改何时才能能全面推行?

  吴思:如果政府愿意推动改革,现在就有条件推行,三五年就能见效。如果不愿意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吴思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特赦   政治体制改革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815.html

1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