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邓小平与中国的20世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07 次 更新时间:2005-01-26 14: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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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当代改革再起高潮且明确方向的决定性动力,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背景、过程、内容和意义已经由千千万万的人说了千言万语。简要地说,讲话的主题一是在改革可能停滞的关键时刻重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要管一百年”;二是把改革的内涵具体地确定为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三是鲜明地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①虽然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但那篇讲话直到1994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出版时才公布于世,所以,只是在1992年之后,“市场经济”才正式成为改革的规范性话语并进入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事后看来,从计划转向市场不但是当代改革合乎逻辑的延伸和结论,也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转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消灭私有制作为社会理想。1949年除旧布新,毛泽东提出“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策,由此建立了一套以党为核心的政治集权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尽管1956年毛泽东就对权力过分集中屡屡不满,并作了一些探索性调整,直至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方式顽强地走自己的路,但其结果,是强化而不是削弱了这套源自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合理性正在于这套体制的千疮百孔和严重弊端,但直到改革进行了十多年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被明确为改革的方向,可见“计划经济”与中国社会主义是多么的难舍难分、唇齿相依。

  

  本文拟从探索中国现代性的角度简要讨论当代改革、特别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过程和意义。

  

  一、“两个西方”的中国认知

  

  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判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的。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学者在以《新青年》为案例,利用数据库方法,探讨重大事件与观念演变之间的互动时,发现在《新青年》杂志提及的重大事件中,“频度最高、变化最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我们认为它是《新青年》杂志观念史图像中最重要的事件。”而在“十月革命发生的1917年,它被提及的频度颇低,这表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它并不特别关心。对十月革命的注重发生在1919年以后甚至20年代初,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认同了社会革命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十月革命对中国现代观念系统转化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它作为社会革命成功的样板,促使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形成中国式的马列意识形态体系。”②这就是说,至少就《新青年》群体而言,实际的思想过程首先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抛弃西方资本主义,然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后才决定“以俄为师”。

  

  遥远的战事所以能如此强烈地左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是因为大战所反映和强化的“西方的分裂”实际上呈现为“两个西方”,这就为既学习西方又反感西方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对抗资本主义“西方”的社会主义“西方”。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现代化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为主导内容,在自由、理性、科学等现代价值观支配下,西方社会日益进步和繁荣,自信和乐观不但伴随着西方世界数百年,也感染着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族和地区。但同样文明、同样现代的西方国家之间的自相残杀,却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矛盾和严重危机,它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质疑和批判。1918年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以《西方的没落》一书集中表达了这种幻灭情绪;1919年德国作家赫尔曼·海塞在以“欧洲的没落”为主题评论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时又补充说:“如果我们观览一下最近的文学作品,便处处可发现它们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接近,尽管这些作品常常只是一种模仿而且多少显得稚气。”③虽然战后的发展表明,作为文明概念的“西方”并未“没落”,但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制度确实是“没落”了。此后的历史,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和更新,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左翼的共产主义、右翼的纳粹主义)思想和制度大规模实验。掐头去尾的20世纪(1914—1990)以“西方”的一分为二始(其高峰是两大阵营的“冷战”)而以“西方”的合二为一终(1990年苏东“回归西方”)。

  

  学习西方是近代中国屡遭打击之后的痛苦选择,毛泽东指出的“先生打学生”已令学生对先生怀有相当的戒备,而先生之间的斗殴更令学生无所适从。严复和梁启超,这两位晚清时期引进西方文化最力的思想家,都因大战而失望于西方并回归本土传统。针对一次大战,严复有诗云:“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并自注说:“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大路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④实地考察过战后欧洲废墟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甚至主张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文化。严、梁当然是极端,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大战及战后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会却帮助了中国学习西方的选择性。罗志田指出:“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以前的‘西方’基本是个整体,主张或反对学习西方者大致均如此认知(他们均关注中与西的对立或对应关系);试图将西方分而学之的取向初中上虽不断在做,但理论上却一直未能成功确立。‘西方’分裂之后,即使是尊西趋新的士人也开始意识到‘西方’是个复合体,即西方模式有好有坏,至少有不适合于中国者;不同的源自西方的‘主义’此时开始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中国人学西方的选择性明显加强。”⑤再联系到引自西方的共和政体的无能和袁世凯、张勋的复辟事件,中国人对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失望相当深创,这就为中国接受马克思及其倡导的社会主义挪出了空间。美国研究毛泽东专家迈斯纳指出:“由于摈弃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政治价值观念,因而知识分子依然面向西方寻找指导,但是,他们现在开始把目光主要投向那些其本身就是批判西方社会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上,而不是投向那些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传统自由观念上。”“随着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信仰的破灭,随着国内的政治觉醒为在中国舞台上采取有效直接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希望,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不仅被看作是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而且还被看作是对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西方世界及其与中国的帝国主义关系的否定。”⑥这一解释,与上述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结论是符合的。

  

  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表明,只有“两个西方”的出现,马克思及其倡导的社会主义才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现实选择,而实践此一革命的苏俄也才成为中国所欢迎的“好老师”。换言之,中国所接受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在历史文化和经济状况等多方面特殊因素的制约下,中国共产党更自觉、更坚决地以社会主义的“西方”取代资本主义“西方”,努力开创以反西方、反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中国现代性。

  

  历史没有辜负先驱者的抉择。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如马克思殷望的那样发生在那些已经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的先进工业国家,而是发生在那些缺乏马克思所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所必需的物质和社会前提的经济落后的国家。所以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称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而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就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之一,就是要论证何以在苏俄和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就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前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找到经典依据。马克思在构建东方社会理论、特别是在晚年研究俄国村社土地公有制时,曾设想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卡夫丁峡谷”,本意是指耻辱之谷,马克思用以指历史进程中的资本主义阶段,它既是人类史上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的阶段,又是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必经阶段。跳越“卡夫丁峡谷”,就是指一些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是马克思1881年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其的信。跳越“卡夫丁峡谷”的思路表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重大突破,此前他一直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视为历史发展的机制和动力,视为衡量和观察社会形态的基本尺度,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出发点是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和灾难,减少牺牲和代价,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当历史发展和人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为了人本身就应当跳越“卡夫丁峡谷”,在村社的基础上向共产主义跃进。这里他显然又复归于青年时期《手稿》的人本主义思想,把人道主义而不是生产力发展当做历史发展的尺度和契机。同时,此前马克思承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思路,从“世界历史”的思想出发认为世界是惟一的,历史的发展规律和道路也是惟一的,一切地区和民族都必将纳入统一的历史发展序列。而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则提供了多样化理解历史的思路,东西方世界历史和现状都有许多不同,向新社会过渡的根据和途径也不同,历史的发展因此不是一元的、单线的,而是多元的、复线的,这就根本上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使其思想真正具有世界性,客观上为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准备了理论前提。由于此一设想与此前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思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思想有根本性差异,因而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对正统理论的背离,在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未受到认真对待。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惊人成功,证明跳越“卡夫丁峡谷”不只是一种思想洞见也是一种历史实践,证明不只有西方资本主义一种现代性,也有东方社会主义的现代性。

  

  二、跳越“卡夫丁峡谷”之后

  

  然而,东方国家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壮举虽然一气呵成又都艰难曲折,社会主义长期步履艰难,直至苏东“回归西方”。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长期延滞的东方社会作为资本主义同时代的社会形态,虽然可以避开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却不可能省略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包括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以及民主政治、人的价值等等。历史证明,如果在政治上跨越之后不进行社会文化和物质经济的建设,如果以为新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可以省略或无视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而信步驰骋,这样的社会主义就必然会具有一种空想的、乌托邦的特质,而“古格拉群岛”和“文化大革命”又表明这种跳越所具有的血腥性质。

  

  其实,马克思在19世纪构思的社会主义,却不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对立的另一个“西方”,而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灾难、在资本主义之后更高的“西方”。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中,资本主义由于容纳不了它创造的生产力而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更新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必然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使人类社会更健全地发展。因此《共产党宣言》一方面尖锐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另一方面又热情赞扬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和价值。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两大产物,即高度发展的工业经济和强大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队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所以,虽然马克思事实上催生了另一个“西方”,但就他本人来说,只有一个西方,这就是经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西方,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论赋予社会主义的“西方”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因此,马克思对跳越“卡夫丁峡谷”是有限制的。他的最后设想是1882年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中说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⑦也就是说,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的俄国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爆发的情况下,才能将俄国的这种长处转变到社会主义目标上去。更具有决定论思想的恩格斯在讨论俄国问题时甚至说:“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的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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