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宗:权利思维的另一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2 次 更新时间:2012-07-25 17: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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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 (进入专栏)  

  我们常常认为,权利的授予和保护,就是为了塑造独立、自治与自我负责的公民,民主政治的意蕴也在于此,而凡是与此目的相背离的思想与制度设计也就当然地被认为是对公民人格和对民主政治的伤害。美国的福利权利与福利计划招致大量批评也大体上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人们担心福利性权利和福利计划鼓励了人们对于集体或者说政府的依赖,这对公民人格和民主制度都是具有腐蚀性的。但霍姆斯和孙斯坦却认为这种看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是很妥当,或者说都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单凭自己就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创造出所有的前提条件,一个自由的国家不能把个人和从属团体对国家的依赖一笔勾销,因为某种类型的依赖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恰恰是具有促进作用的而不是起弱化作用的。[2](P204)就权利保护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推动个人权利的不是其对法律和政府的不依赖,而恰恰是某种形式的依赖,这种依赖在鼓励着个人的主动、社会的合作以及自我的改善。所以,福利权利和福利计划“不是为了排除依赖(这是没有用的),而是为了创造出那种促进自我帮助并使绝大多数人们都有可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的依赖类型”,而“美国人所珍视的‘独立’实际上是对某一种(自由的)制度设置的依赖”。[2](P205)

  他们认为,在美国,社会契约能够得到维持,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是可能的,即“所有的有影响的经济、种族、宗教团体相信,他们在被尊重和大体公正地被对待,或者至少,他们也因为他们的合作、协作与自我克制而获得明显的回报。因此,如果一个强有力的派别控制了政府并排他性地为了部分人的或者宗派主义的目的而利用政府,那么,在一个多派别的国家中的其他人就将正确地推断说基本的社会契约已经被违背了。而如果奢华者与穷困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破坏了所有的公民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感觉———恰如在今天的美国他们威胁要做的那样,那么,政府为其政策而谋取必要的社会合作的努力就将失败”。而福利权利,即“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为所有的孩子提供教育,保证穷人获得食物、居所、得体的健康照顾以及雇佣机会”等,大体上能够改变“那种‘所有的美国人的’可靠的权利都排他性地属于富人的腐蚀性的印象”,因此,虽然有过分简单化的危险,但“财产所有者的私人权利的公共保护能够被理解为如下类型的交易:政府首先设立(laydown)、解释和强制执行那些分配财产给一些特殊的个人的规则,然后它提供给所有者占有财产的保障以换取政治支持和稳定的税收收入。福利权利的赋予(被广泛地理解为包括了远比现金交易更多的内容)是一种补助性的交换的一部分,通过这种补助性交换,政府以及缴纳税收的公民们报偿了穷人,或者至少给了他们对其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合作行为以象征性的确认”。[2](P207—208)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福利权利“这类权利代表了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包容性的政治,只是轻微地减少而不是废除对于一种自由的经济来说偶然致富的不平等。人们甚至可以说,社会福利计划创造了古代‘混合政体’的一种现代版本,这种制度既给予了穷人也给予了富人一种相关的利害关系。然而,当代的混合政体所记载的不是权力的组织———就像它在古代罗马那样(上院或参议院代表贵族而护民官代表平民),而是记载了得到了扩展的基本权利的清单。现代的阶级之间的妥协不仅仅在美国而且也在所有自由民主政体作为其如今的基本特征的财产权利与福利权利的结合中得到了反映。这些权利是否得到了在宪法上的保护———恰如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或者被留给了公共政策———恰如在美国那样,对于为获得福利授权而进行的财产权利的现代交换的稳定效果与得到确认的价值来说并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2](P209)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人所珍视的那些基本权利就来源于确保很不相同的社会团体在全国范围内的富有成效的协作的那些社会交易,福利权利本身从社会合作来看乃是一种为了整个社会的集体目的的长期投资,同时也是对包括人们的基本权利在内的所有权利进行充分保护的一个条件,因为它们能够减少社会紧张并促进社会合作。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福利权利是具有包容性的,但这种包容基本上不是一种纯粹的慈善性给予而是也同样会为社会财富的增加做出贡献的。所以,霍姆斯和孙斯坦主张,“只要可能,福利受惠者应该被作为潜在的生产者来对待而不是作为慈善事件来对待。”[2](P214)他们甚至认为,从所有的权利都具有成本———即都需要花费大量的公共资源———来看,那些“非”福利的权利比如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也都是福利权利。[2](P219)

  

  六、私人自由的公共特性

  

  在上述一系列的论证之后,霍姆斯和孙斯坦总结说,“一种更为恰当的对待权利的进路具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私人自由具有公共成本。这不仅仅对于那些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获得医疗照顾的权利以及获得食物券的权利是真实的,而且对于那些获得私人财产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免受警察滥用权力的豁免的权利、契约自由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以及当然还有那些具有美国传统特征的全部华丽外观的权利也是真实的。从公共财政的视角来看,所有的权利对于那些通过利用集体资产———这些集体资产包括了在社会的保护下积累起来的那些私人资产的一个份额———来寻求他们的联合的或者分离的目的的个人来说都是许可。”[2](P220)权利具有成本,意味着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始终伴随着公共资源的分配与实际使用。这是因为,所有的权利也都不仅仅是与个人的福利与利益直接相关,而且也在事实上通过社会合作而与公共的福利和利益直接相关,“像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一样,权利也是制度性的发明,利用这些发明,那些自由的社会就可以努力创造和维持个人的自我发展的那些前提条件并解决着一些共同性问题,包括解决冲突并智慧地促进对于共同面临的挑战、灾难与危机的协同反应。作为集体性自我组织的一种手段(方式)和个人性的自我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权利将是自然地有成本地得到强制执行与保护的。作为以强化个人的和集体的福利为目标的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所有的法律权利,包括宪法性权利,都预示着有关如何把那些给定的稀缺资源最有效率地输送给变化着的问题与在身边的机会的政治决定(可能有所不同)”。[2](P222)

  正因为权利具有成本,需要公共资源的投入,所以,权利的制度设计,就不能不考虑公共资源的实际状况,无论是通过立法的形式还是通过司法的形式进行的权利演进都必然要考虑或者要受到社会财富或者公共资源的总量的影响,而权利的行使或者强制执行更是必然要随着每一年都不相同的预算的限制。而在任何情况下,公共资源都是稀缺的,所以,分配到各种权利之中的和投入到权利保护中的公共资源不能是没有限制的,更何况,集体性资源的花费必须受到集体性的监督,而监督本身也要花费公共资源即也是有成本的。因此,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集体花费应该受到集体监督。因为基本权利的强制执行预示着稀缺的公共金钱的花费,公众有权利知悉这个游戏是否值得做,获得的好处是否大体上与已经发生的支出相当。在其由社会来负担的意义上,权利强制执行的特别模式必须在对少数人的团体成员具有适当的保障的情况下被证明为对社会而言是正当的。收益—成本比率必须不仅仅是实证的,它也必须被看作为是实证的。”[2](P225)

  权利具有成本,也使权利设计不能不考虑其在公共资源分配上的社会妥当性。正如霍姆斯和孙斯坦所说的,“权利的成本产生的不仅仅是在分配资源的过程中的民主责任与透明性的诸问题;它也把我们不经意地带进了道德理论的核心,带进了分配性的平等和分配性的正义的那些问题之中。把权利描述为公共投资就是鼓励权利理论家注意权利是否强制执行的问题不仅仅是有价值的和审慎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公平分配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正如现在被设计和实施的那样,权利保护的支出是否使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受益,或者至少使其成员的绝大多数、或者只是那些具有特殊的政治影响的团体受益。”[2](P226)在任何情况下,权利主体,无论其自然的先天条件是如何的优越或者聪明,假如没有作为社会整体的权威的体现的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即假如公共力量并不站在他的一边,假如没有公共资源的投入,他是绝对不可能真正保护自己的权利、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强制执行的。“除非社会集中其资源并以一种精明的方式使用这些资源来阻止和救济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个人的自由是不能够得到保护的。权利预示着有效的政府,因为惟有通过政府,一个复杂的社会才能够得到把纸面上的宣言转换成可以主张的自由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社会合作。的确,权利能够被描述为反对政府的以及建立起来反对国家的一堵堵墙,但这只有当公共权威对于这些墙的建造和维持的不可缺少的贡献没有被不正当地忽视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因为政府依然是最有效的可以利用的工具,利用这个工具,一个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能够追寻其共同的目的,包括那种对于所有的人而言确保法律权利的共享目的”。[2](P232)

  正是因为任何权利都毫无例外地具有预算成本,都必然需要作为社会整体集体性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公共资源的投入,而且,任何权利,无论是宪法性的权利还是福利性权利,也都是最终为了或者最终有利于作为社会整体的集体性目标的实现的,所以,权利和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或者都不仅仅是私人性的东西,而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公共物品。

  由此想到了列宁在谈到制定苏维埃民法的时候所说的“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的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3](P426)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按劳分配时也说过“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4](P22)或许《权利的成本》正是对这些论断的一种非常贴切的注解?

  

  结语

  

  《权利的成本》篇幅并不大,但其社会影响和学术意义却非同寻常。在其尚未正式出版之时即获如潮好评,正式出版之时其封面、扉页和封底也选载了部分书评。比如:

  《经济学家》杂志在其评论中说,《权利的成本》的“(作者)为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持续不断的争论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清晰说明……。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和头脑清醒的努力”。开放社会研究所的创建者和主席,《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的作者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认为,作为“对权利保护的必要条件的一种才华横溢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审视,《权利的成本》对于理解个人自由是如何在本质上依靠社会合作与政府行动来说是基本的。”

  耶鲁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终身教授布鲁斯·艾克曼(BruceAckerman)的评论是,这是“一种对自由至上主义的智识失败的令人信服的分析,也是一种对于一种更好的自由主义的深切呼唤。”牛津大学的阿兰·雷恩(AlanRyan)教授说,“‘为你的权利而斗争’,或者为别的什么人的权利而斗争,并不仅仅只是对一些原则的争论,而且也是对于预算的喋喋不休的争执。所有在法律上具有强制执行性质的权利都要花费金钱这样一种简单的认识提醒我们,自由并不只是受到既征税又花费(支出)的政府的违反,而且自由也需要政府———以及需要公民对于如何分配金钱保持警惕。作为‘对当今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更为政治化的争论的一种有益的矫正’(《经济学家》语),《权利的成本》是一本‘轻快的、明白易懂的和思想坚定并由在其领域最有学术才华的两位作者以一种愉快的特立独行(take—no—prisoners)的风格写就的著作。’”在本书中,“(作者们)呈现了大量的美国式的偏见,并通过摧毁它们而证实了那种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的丰富资源的存在,而这种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近来已经被认为要么已经死亡要么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权利的成本》的最大优点在于那种高度发展了的常识。”哥伦比亚大学的乔·埃尔斯特(JonElster)教授认为,“《权利的成本》对于许多人来说将是一本令其开阔眼界的著作。当你阅读霍姆斯与孙斯坦的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感到震撼、惊奇并为之而信服,而且你也将在一种新的亮光之中看到许多相似的事实。干脆利落,水晶般透明,其间点缀着一些生动的例证,《权利的成本》是那种稀少的、‘一经出现就成为经典’的著作。”《杰哈德对美国的世界》(Jihadvs.McWorld)的作者、拉特格斯大学的本雅明·R·巴伯(BenjaminR.Barber)教授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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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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