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薇洲:当代欧美三大社会主义流派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5 次 更新时间:2012-07-25 17: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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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薇洲  

  

  作为当代欧美最具影响力的三大社会主义流派,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苏东剧变的冲击,但亦在调整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总的看来,苏东剧变后欧美三大社会主义流派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即它们均对苏东社会主义模式遭受挫折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从两大社会制度长期共存的现实出发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道路进行了重新思考。

  

  一、苏东剧变后欧美三大社会主义流派发展的新动向

  

  (一)不断转型中的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统称,该流派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才最终确立了其基本理论体系。从1899年伯恩施坦提出用社会改良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合法的、改良的和阶级合作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迄今,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由“左”向右的不断自我修正,并在其发展演进中越来越偏离社会主义的既定目标,直至成为了今天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永恒的修正主义”思潮。

  众所周知,苏东剧变后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亦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地。为了积极适应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应对新自由主义的猛烈攻势,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结合现实世界的诸多新变化,认真反思其传统的价值观念,积极调整其既定的理论政策,明确提出了一套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改革方案,即“超越左与右”、介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新激进政治框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囊括了从微观公司改革到宏观福利改制等各个层面,涵盖了从公民社会到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等不同领域。[1](pp.12-19)这一被称为“新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在政治上以一种超越阶级、“超然左右”的“中左”身份自居;在经济上主张建立一种“新的混合经济”;在福利制度方面则主张建立“积极的福利制度”,力图通过“社会投资国家”达到有效消除旧福利制度所存在的消极作用。[2]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的推行,虽然曾一度使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欧洲出现了“粉红色欧洲”的盛况,但并未能使社会(民主)党彻底摆脱困境,实现其全面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初衷。不仅如此,“第三条道路”为应对全球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向提高效率、增强个人责任等方面倾斜等),还导致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其原有的特性,并因此遭到了其传统支持群体、特别是党内左翼人士的强烈反对。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泰勒所言:“以私有化和解除管制为特征的现代化将中左翼带进了死胡同。”[3]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频繁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示威活动,以表达对政府削减社会福利改革的不满,各国社会(民主)党亦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普遍遭遇了严重挫败。在此背景下,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对其政策纲领进行重新定位,在反思中,他们将民主社会主义的出路定格在了超越“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到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政策上。譬如,德国社民党工会领袖马德赫斯·马林强调,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要重新活跃,它就必须代替“第三条道路”重新确定左翼政治的新方向。[4]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和英国工党政治家乔恩·克鲁达斯也毫不掩饰地表明了他们旨在替代“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明确指出:“第三条道路”低估了全球化背景下缺乏调控的市场的破坏潜力,因此未能有效地阻止社会的两极分化,经过为期10年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之后,阶级不平等依然严重存在。[5]在改革的具体策略上,社会(民主)党提出了许多回归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1)明确提出重新举起“社会公正”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原有旗帜,以彰显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特色;(2)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一个公正而可持续的经济”;(3)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监管力度,加快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国际金融框架与规制,积极对资本在全球的流动进行调控;(4)主张左翼政治力量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在世界范围内加强社会民主党内部及其同其他左翼政党的团结合作等。[6]

  (二)进入“红绿交融”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西方兴起的生态运动。该流派针对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趋势,明确提出:“人们在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中,精神和生命正濒于崩溃和毁灭的边缘”,[7](p.329)并进而把这种全球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所谓‘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绿色社会主义’成了不可实现的梦想”。[8](pp.95-96)生态社会主义自产生之日始,就明确将其目标设定为革除现代工业社会的弊端,建立“保护生态的、自我管理的、解放的社会主义”,[7](p.184)即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

  苏东剧变后,面对欧美政治风向急剧右转、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全球生态危机更趋严重的态势,生态社会主义试图将生态运动引向社会主义,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现实中的生态问题,并由此发展到了其“红绿交融”阶段。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法国政治活动家乔治·拉比卡(GeorgesLabica)、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兹(AndreGorz)、美国学者詹姆逊·奥康纳(Jameso'Connor)、德国学者瑞尼尔·格仑德曼(ReimerGrundmann)以及英国学者戴维·佩珀(DavidPepper)等人。

  与早期生态社会主义相比,苏东剧变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有了很大不同:(1)在社会变革的途径上,生态社会主义既坚持其最初的“非暴力”原则,同时又重视发挥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他们明确指出,如果把“非暴力”变成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就会使人们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遭受不必要的牺牲。为此,要把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如罢工等)作为其政治斗争方式(包括议会斗争、宣传、教育等)的有益补充。(2)在经济理论上,生态社会主义开始放弃“稳态经济”和“小即美”的舒马赫主义,主张经济的适度增长(以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利润为目的)和工业社会的生态重建(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南北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小规模的、分散化的经济是不现实的。(3)在价值取向上,生态社会主义开始抛弃其原有的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这一时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倡导者认为,生态问题并不是因人对自然的支配造成的,而是由对待自然的资本主义方式引起的,因此,人类在检查自己对自然界的态度时,不应抛弃人类尺度,而应建立一种“以人为尺度”来分析人和自然关系的现代自然观。

  奉行生态社会主义的绿党也已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继1972年新西兰成立了第一个绿党(新价值党)后,在联邦德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等国都创建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绿党。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直接与绿色运动结成联盟,甚至还有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员积极加入绿色组织,从而使“红色绿化”现象在当代西方国家相当普遍,使绿色组织中的左翼革命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使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也得以不断扩大,使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显得比之前更加成熟。诚如有学者明确指出的:“由于冷战的结束为绿色生态运动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形成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苏东剧变后重新探讨社会主义命运的西方社会主义左派纷纷把目光投向绿色生态运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的结合,并形成了绿色政治中的‘红色绿党’一翼。”[9](pp.20-21)

  (三)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的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其第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式——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诞生至今,市场社会主义经历了早期和当代两大时期以及初创—发展—突破—最新发展四个阶段的发展演进。[10]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社会主义逐步走出了将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把计划当作社会主义唯一经济运行机制的误区,提出了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必须利用市场的基本主张。

  苏东剧变后,针对原苏东国家全面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不良后果,欧美发达国家左翼人士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有力反驳,并掀起了“重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浪潮,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探讨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受到了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日本学者伊藤诚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形象描述:目前在左翼中广泛存在着“认为应该以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为前提,加进政治的社会的管理,从中来寻找社会主义理念,……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方案,使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又重新活跃起来”。[11](pp.208-209)

  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倡导者普遍主张全面系统、辩证客观地总结苏东模式的历史教训,强调按照“效率与平等相结合”的原则,重新构建社会主义的崭新蓝图。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们提出并详细论证了多种与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约翰·罗默(JohnE.Roemer)介绍了“以工人管理企业为基础”、“以利润最大化的经理经营为基础”以及“很少明确强调财产关系而是更多强调其他机制”等三大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其中第一种类型包括德雷泽(J.Dreze)、弗勒贝(M.Flevbacy)以及韦斯科夫(ThomasWeisskopf)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第二种类型除罗默本人提出的“银行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外,还有巴德汉(PranabBardhan)提出的“公司相互控股促使贯彻利润最大化原则”方案;第三种类型主要包括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弗累德·布洛克(FredBlock)提出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以及科亨(JoshuaCohen)和罗杰斯(JoelRogers)提出的“联合民主的体制”等模式。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于1993年发起讨论“社会主义新模式”问题,并在第14期刊载了5篇论证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文章,它们代表了5种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包括约翰·罗默提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弗累德·布洛克提出的“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社会主义模式”、戴维·施韦卡特(DavidSchweikart)倡导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迪安·艾尔逊(DianeElson)设计的“市场社会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托·安德烈阿尼和马克·费雷提出的“企业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一时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还包括:戴维·米勒(DavidMiller)倡导的“合作式的社会主义模式”、詹姆斯·容克(JamesA.Yunker)提出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保尔·博卡拉提出的“混合型公有经济的社会主义”、罗宾·阿彻(RobinArcher)提出的“以经济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这些模式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种种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截然不同的、用以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方案,充分体现了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多样性特点。

  总体上看,在苏东剧变后关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讨中,涌现出了种类繁多的理论模式和方案,虽然这些方案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有的强调经济效率,有的偏重社会公平,还有的提倡更多地关注劳动者的经济自主,但是这些模式的一个共有特征是:它们都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要求把市场作为经济运行中主要的交换机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手段,并极力主张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才应该启用非市场机制,即运用一些指导性计划对市场机制进行有益的补充,有的甚至还主张复制一个资本主义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正如有学者所言:“同中央指令和行政分配相比,运用市场手段执行计划可能更有效。”[12](p.7)在他们看来,如果将市场作为主导机制,计划可以在必要之时和必要之处加以运用;而如果将计划作为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则市场势必因受到压制而渐渐失去其积极的作用。

  

  二、欧美三大社会主义流派评析

  

  毋庸置疑,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它们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主流。但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也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都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其理论政策与科学社会主义也有着本质区别,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过一定的消极负面影响。但必须同时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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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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