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审视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和平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67 次 更新时间:2005-01-26 14: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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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这个成就是像新加坡和南韩这样的小国经济所无法比拟的,也是像日本这样的大型经济无法比拟的。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但这个奇迹是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近百年的准备分不开的。中国奇迹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人口大国在国民准备还较低的前提下实现了飞越性的增长。这足以令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骄傲。

    

  然而,在巨大的成就下面也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核心是社会的空前分化。尽管计划经济时代城乡鸿沟已经很深,但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分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撞击着中国人的视觉和情感。收入差距和权利的不平等已经不仅局限于城乡之间,而是广泛存在于乡村和城镇之中。尽管几乎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提高了,但相当一部分人却无奈地发现自己处在被相对剥夺的境地:当周围的人的境况飞速改善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境况却止步不前。市场化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是也将它的另一面,即结果的不平等性完完全全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如果这种状况产生于个人因素,它或许能够为人所接受;但是,现实是,这种状况更多地产生于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久为人所诟病地城乡隔离自不当言 — 正是这种长期隔离以及不同的城乡社会福利政策造成了今天巨大的城乡差距,其它方面的不平等也无不与政府的政策相勾连。在农村内部,尽管非农产业是导致其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政府税收的累退性质也难逃其咎。在城市,19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私有化导致大量的下岗和失业人群,使他们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更有甚者,一小批人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而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他们的发迹冲毁了人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关于“应得之物”的信心,是造成人们的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

    

  所有这些已经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普遍的相对剥夺感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但是,仅仅注意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当代中国最大的危机不是社会动乱,而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认知体系来容纳社会分化所导致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来指导政府的政策。一个社会认知体系不仅仅具有消解矛盾的工具性意义,更为重要的,它为一个国家设定一组价值目标 — 我们在本书里将称为社会公正的东西,并由此指导她的长远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共产主义是这样的一个认知体系。但是,二十多年的改革,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确立,已经使得这样的一个体系不合时宜了。我们迫切需要一个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个体分散决策模式的新的认知体系。

    

  然而,一谈及市场,许多人马上会认为,市场经济无须考虑社会公正问题。在这里,哈耶克的观点最极端。他认为,市场交换无所谓公正与否,市场结果的不平等是我们接受市场秩序的代价。在他看来,社会公正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在另一些人看来,市场竞争可以消弭关于社会公正的讨论,因为一切社会不正都可以通过竞争 — 市场内和市场外的竞争(如政治市场中的竞争)— 所化解。他们要求人们只关注道德意义上的正义问题,而无需考虑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公正问题。然而,道德上的正义行为并不一定导致道德意义上的满足感。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甚至区分了正义和道德。他认为,正义是一个人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他的行为是合意的,而道德是他将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意的。正义是自我肯定,道德是同情。如果斯密的论述更多地是在个人层次上进行的话,我们今天来观察市场就更会发现,个体的正义行为 — 如市场中的交换 — 可能导致极不道德的后果。在这方面,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最具有说服力。在《饥荒与贫困》一书中,森令人信服地证明,市场中的自由交换可以导致下层人民食物索取权的丧失(表现为他们的工资降低到无法维持其生存的水平),从而产生大规模的饥荒。这样的结果大概是任何人都不会认为是道德的。哈耶克认为市场交换无正义可言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排除我们对市场交换的结果做出道德评判的可能性。人是群居的动物,社会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无论社会、经济制度如何,我们都需要一个超乎于程序化规则之上的政治认同,以使我们能够和睦而有尊严地相处,并分享社会合作所带来的剩余。

    

  建立这样的政治认同需要公开的讨论。本书就是这种公开讨论的一部分。全书收录了二十五篇文章,其中多数是于2002年7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转型时期平等和社会公正国际研讨会”的提交论文,剩下的文章大部分是专门为本书而作的。论文作者中有长期从事收入差距和医疗、教育研究的专家,也有长期关注发展和社会公正问题的学者。本书虽然致力于创建中国的社会公正理论的讨论,但并不排斥多样性;相反,本书作者的观点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代表了中国知识界对于社会公正问题的认识现状,将它们集中起来更有利于读者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全面了解。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创立一个统一的社会公正理论,而在于抛砖引玉,以期带动知识界和政府部门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理性讨论。

    

  书中收集的二十四篇文章,除森的文章单列外,其它二十三篇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五个专题。上篇《现实篇》包括三个专题,分别讨论收入不平等、卫生、教育和就业不平等以及社会转型和社会公正;下篇《理论篇》包括两个专题,分别讨论平等、公正和自由的涵义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的问题。在本导言里,我将分别介绍森和五个专题的文章,并对它们做必要的评论和引申。

    

  一、能力和相对剥夺

    

  森的《能力、贫困和不平等: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2年“严复年度经济学纪念讲座”所做的演讲,同时也是本次会议的主题发言。“严复年度经济学纪念讲座”是2001年设立的,每年邀请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来演讲。森是第二位被邀请者。他为此次演讲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查阅了严复的生平,了解了他的著述,特别是他所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森积极评价了严复关于西方的强盛源自其制度优势而非其技术优势的论述,认为严复“强调思想和分析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的拓展,既适合于这次演讲的主题,也适合于这次会议的主题 — 不平等、贫困和社会公正。”

    

  森高度赞扬了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所取得的成就,指出这是世界所绝无仅有的。中国不仅在经济增长方面成绩瞩目,而且在减少贫困方面为世界做出了贡献,世界贫困指数的下降与中国贫困率的下降密切相关。但是,中国在另一些方面,如收入分配方面,却出现了倒退现象。根据不同的测算,中国在2000年左右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3至0.45之间。但收入不平等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内容,我们有必要采用更为一般的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不平等和贫困水平。由此引出了森对能力的讨论。

    

  “能力”是森的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人们可以凭借其实现有意义的目标的功能组合。能力是比收入或财富更宽泛的概念。一个人拥有了财富,未必就有了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比如,对于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而言,财富对他的意义是很小的。能力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做有价值的事情,较多的收入可以帮助他实现他的目标,但收入不是唯一的因素,他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身处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政治环境都对他的选择构成约束。能力恰恰是为了描述这些综合因素而创建的概念。这个概念不同于实质自由(或称主动自由),而是既包含实质自由,也包含程序自由,因为两者都对个人的选择构成约束。森用能力这个概念来概括人的全面自由,并将发展的终极目标定位为对人的全面自由的追求。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对他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

    

  以“能力”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情况比我们想像的要差。在1979年,中国的预期寿命是68岁,而印度仅仅有52岁。但是,中国的预期寿命在二十年间只提高了3岁,达到71岁,而印度却提高了12岁,达到了64岁。虽然这里有较高水平上难以再提高预期寿命的问题,但这可能并不是主要问题。比如,印度的喀拉拉邦在过去也比中国差,但由于实行了较好的医疗保障体系,目前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4岁,高于中国的水平;同时,喀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只有中国的一半。森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如果我能够对当代中国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提出我的一个愿望的话,那么我将建议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贫富差距和人民基本能力的丧失。…….建立一个基于能力的对当代中国的成就和挫折进行综合评估的模型,将会是非常有用的。”

    

  森进而指出,能力的比较是相对的。在外人看来,一个人可以是富足的,但他自己却可能认为自己是被剥夺的,因为和他的同胞相比,他的境遇要差得多。在1970年代,拥有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这三大件是富足的标志,但到了现在,仅仅拥有这些物品就只能是贫困的标志。关注相对剥夺的意义在于,以自由(能力)为目标的发展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事情,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的事情,因为那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相对剥夺。这对中国尤其有意义:尽管我们的人均收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增长了四倍,但贫富差距的扩大说明我们国家相对剥夺的程度加深了。虽然几乎所有人的境况都得到了改善,但相对收入差距的拉大加重了低收入人群的被剥夺感。

    

  根据对相对剥夺的讨论,森对目前的不平等指标的分解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目前在这方面追求数学的完美性的倾向是有害的,因为这会使这方面的研究进入死胡同。他建议采用更有意义的分解方式,以体现相对剥夺。这就要求我们在分解时加入社会经济纬度的考量,而不是关心数学上的任意分解。所谓社会经济考量,就是把人按他们的社会经济关系分成不同的组别。比如,我们可以按省进行分类,而不是按个人的姓氏笔划进行分类。“相对剥夺的学术取向的精髓,如斯密已经强调过的(在另一个不同的环境里),在于我们怎样根据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一个人会把别人的着装和消费模式与自己的进行比较)对他们进行分类。要抓住相对剥夺理论的精髓,我们只需要可分解性对某些基于交往社会的划分成立即可,而对别的划分则不必成立。”

    

  森的演讲虽然是围绕着对不平等的测量展开的,但这些讨论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却具有广泛的意义。这个思想的主体是森的能力学说,围绕着这一学说所展开的讨论是本书的主要线索。《现实篇》里所收录的文章,提供了中国在收入、医疗卫生、教育、就业以及经济和社会变革等诸方面所体现的不平等的证据,这是对森呼吁我们关注人的基本能力的倡议的响应。

    

  《理论篇》里所收录的文章尽管不全部赞同森的观点,但也可以看作是围绕森的学说展开讨论的。在这些文章里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实质自由和程序自由之间的关系。对于许多作者来说,程序自由是目前中国应该首先、甚至唯一追求的目标。中国有太多的对基本权利的侵害,许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源自对公民权利的制度性漠视、甚至践踏。从这个意义说,这些作者对程序自由和权利保护的重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另一些作者来说,实质自由至少是和程序自由一样重要的追求目标。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实质自由的追求是否会导致对程序自由的侵犯?对于森来说,实质自由和程序自由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他的能力学说化解了人们的争论。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将人的基本权利和实施这些权利的能力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积极地为人类迄今为止所积累优良价值辩护和声张。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同时又怀抱一种开放的心态,并不强求一致。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待一种统一的公正观的可能性上。他自己没有提出一个统一的公正观,而是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公民的公开讨论,并相信,通过这种公开讨论,一种被公民所接受的公正观是可能产生的。

    

  二、收入不平等

    

  本专题收录了五篇文章,它们讨论了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成因以及影响收入分配的政府政策。李实长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的研究工作,是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他的文章《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和展望》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过去二十年来收入分配的趋势,并分析了产生这些趋势的原因。

    

  李实首先讨论了收入的测量问题,因为使用不同的收入概念将直接导致对收入差距的不同估计。他着重讨论了国家统计局对农村和城镇收入的低估问题。在农村,这种低估主要来自于对农民的自产收入和房屋价值的估计;在城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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