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必新:试论社会主义法治的几个新命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 次 更新时间:2012-07-25 00:36:53

进入专题: 社会主义法治   依法办事   法制统一   程序法治  

江必新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几点认识:(1)治国理政,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依法办事是第一要求;(2)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载体,从制度上、程序上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3)怎样科学地管理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继续回答的重大课题;(4)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是整体法律秩序下多元化的统一;(5)强化程序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依法办事/法制统一/程序法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攻坚阶段。作为一项全新事业,社会主义法治需要理论上的不断探索和认识上的持续深入。笔者就此谈几点认识。

  

  一、治国理政,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依法办事是第一要求

  

  依法办事[1]是治国理政第一要求,是基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依法行政基本准则的共识,基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制度供给与制度保障的匮乏以及由匮乏引发的需求,基于社会和公众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殷切期盼,基于党的执政地位巩固与执政使命实现提出的命题,它对理性认识并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发展为核心范畴的科学发展观和以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确立以后,得到中国社会普遍认同。如何实践科学发展观、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十分紧要的任务。为了防止空泛的口号和目标的异化,党中央领导集体又极富智慧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的命题,从观念上解决了“要不要发展”、“要不要稳定”这个重大问题。针对不利于发展的主张、不利于稳定的举措,一个“硬”字,充分表明发展的道理、稳定的任务不容置疑、不可动摇、不能克减。但这个“硬”字,被某些同志误解或滥用,有的不问条件、不计代价地谋求发展,有的以稳定为借口违法办事,发展的整体科学性,社会的内在和谐性,以及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提供保障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应该看到,我们追求的发展,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均衡发展,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有机统一的文明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我们期待的稳定,是顺民心、合民意、惠民生、人民当家作主前提下的稳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总要求下的稳定,是矛盾不断消解、合法权益始终得到保障、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动态修复状态下的稳定。单凭“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无法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稳定、怎样稳定”这两个基本问题。发展与稳定的合目的性(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与稳定)、合规律性(怎样发展与怎样稳定),需要通过法治得到确认、规范和保障,因此,依法办事必须成为治国理政的硬要求。

  “依法办事是第一要求”,与“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发展是最大的政治,稳定压倒一切,依法办事是实现发展和稳定的基本方式。凡是违反法治基本原则的发展不是科学发展,凡是没有法治作为基础的稳定不可能是持久的稳定。对于各级政府和党政干部来说,发展是政绩,稳定是政绩,依法办事是获取政绩不能触碰的底线,凡是触线和越线的政绩不是功绩而是违法和犯罪。依法办事的硬要求,在某个地区或部门,在某个时段,可能表面上与发展、稳定有些冲突、矛盾或不协调,但从总体上和整个阶段看,实则相反。试想,如果不遵守那些看似“影响效率”的法,我们或许会为某些个人的政绩工程而牺牲社会正义和公平;如果不遵守那些看似“制约发展”的法,我们或许会为非科学的发展支付惨重的环境资源代价;如果不遵守那些看似“碍手碍脚”的法,我们或许会为少数人的为所欲为付出极大的道德成本和执政成本;如果不遵守那些看似“损害政府权威”的法,我们或许会为知错不改的“执著”而丢掉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欲车船高速必先制其动,否则速高必险;欲强化管理必先制其权,否则权大必殃。这或许就是依法办事与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法,也是我们锲而不舍追求着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真谛所在。

  

  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载体,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需要一个现实和工具层面的载体。没有载体,“三者统一”只能存在于目标状态,恰如从此岸看彼岸,风景再好,苦于没有渡河的途径;没有载体,“三者统一”只能是一个观念或原则,好似隔靴搔痒,发挥不了实效;没有载体,“三者统一”可能沦为大而化之的口号,喊得响亮,却隐含着苍白无力。在当前条件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载体,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并切实落实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其一,无论执政党、人民还是法治视角中的国家,都是政体[2]中最基本的主体要素,其地位、身份、角色需要政体确认和保障。毛泽东同志指出,国体即国家性质,“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3]国体确立的国家性质以及各基本主体的地位需要通过政体来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包括工农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的主人地位,都要以具有至上性的宪法、法律的形式体现在政体中,也就是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

  其二,无论党权、民权还是整体意义上的国家权力,都要落实到政权组织形式中,并通过政权在治国理政中发挥作用。按照一般的观点,宪政领域最基本的问题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是连接国家和人民的桥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权力必须纳入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结构中,只有包含了国家权力、人民权力和执政党权力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才是完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在组织和排列国家权力、人民权力、执政党权力方面的功能是:(1)实现整体意义与具体意义上的国家权力的结合。整体意义上的国家权力是用整体的观点把国家权力的内在结构、外在联系和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用以指导国家权力功能的全面发挥。但整体意义上的国家权力需要以具体的形式体现出来并落实到政权结构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整体国家权力与具体国家权力的结合点。(2)实现主权者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的结合。人民的身份具有双重性,既作为主权者拥有的权力,又作为公民拥有基本权利。根据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保障,是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保障,是主权者地位得以实现的保障。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掌握政权,相当于由人民掌握政权。而作为公民,需要拥护民有之政权,遵守民选代表制定和通过的宪法、法律,接受旨在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的管理。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主权者和公民的连结点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实现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具有领导权;[4]同时也是中国的执政党,具有执政权。所谓的领导,是以一种不依赖于国家机构而存在的体制之外的力量作用于政治实践和社会管理,具有无条件的超然性和优越性。正因为如此,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如果没有自制与它制,就容易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游离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国家权力之外。反过来,通过党的执政实现党的领导,以合法途径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国家公共权力机构,以国家的名义,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自己的治国理念、政治纲领、方针政策和路线贯彻于国家的政治运作和社会管理过程中,既符合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又能有效行使执政职权。

  其三,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统一,能够通过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导作用得以实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能使党的主张、人民的意志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和其他活动统‘起来。在社会主义中国,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是高度统一的,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也是高度统一的,统一途径就是权力机关制定或通过的宪法、法律。[5]把人民的意志、党的主张通过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过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法律的过程,是民主和集思广益的过程,是党的主张、人民意志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相统一的过程。

  

  三、怎样科学地管理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继续回答的重大课题

  

  实现对国家权力的科学管理,是古今中外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在封建时代,国家权力实行的是管理与自我管理并存的模式,“神”授君权,君驭臣,臣牧民。盛行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帝王之术,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管理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分立与制衡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管理的主要模式,其核心是权力的分立、制约与平衡,具体体现在三权分立、多党制、舆论自由等制度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索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如何通过阶级斗争巩固政权等问题,一套系统的关于如何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管理的理论尚未充分展开。[6]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中应包括怎样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内容。完成这个重大课题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围绕合理划分党政权力、央地权力、政企权力、集体和个人权力等问题对“怎样科学地管理国家权力”作出了初步回答。基本观点是:第一,不搞“三权鼎立”;[7]第二,“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8]第三,依法设权,依法治权,将权力纳人法制化管理轨道;[9]第四,科学配置权力必须搞好内部权力分解,科学配置党政权力、央地权力、政企权力、集体和个人的权力;第五,科学配置权力必须以权制权,建立有力的监督机构;第六,科学配置权力的根本途径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0]根据上述认识开展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科学管理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是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确立了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二是削弱了个人集权,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确立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三是明确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及其与“一府两院”的关系;四是吸收了分权制衡的精神,明确了国家权力执行机关之间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确立,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怎样科学地管理国家权力”这个基本问题作出的积极回应。基本内容为:第一,提出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依法行政基本准则,明确了法治化的国家权力管理模式;第二,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明确了法治化国家权力管理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明确了以中共为执政主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参政主体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第四,提出扩大人民民主和发展基层民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明确了人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第五,提出要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明确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第六,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明确了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11]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继续对国家权力的科学管理这个基本问题作出回答。包括:第一,如何进一步将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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