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严复鼓吹丛林法则激活了霸道政治

——严复寻找富强思想再检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6 次 更新时间:2012-07-21 16: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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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摘要: 严复原本只是北洋水师学堂教师,并没有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关爱。一场甲午战争改变了严复人生道路,因为在战场上牺牲的海军将士,不是他的同学,就是他的学生。种种刺激使严复愤怒,痛定思痛,严复认为中国失败就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于是他向中国人转译天演理论,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鼓励中国人只有大胆适应丛林法则,方有可能在弱肉强食的近代世界赢得胜利,赢得尊严与地位。严复原本应该像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那样对先前三十多年洋务新政进行检讨,然而他所宣传的丛林法则富强道路,实际上是在为洋务新政背书。这大约是严复没有想到的。丛林法则激活了传统中国最不待见的霸道政治,激活了唯利主义、功利主义,这对中国走上富强意义重大,但不必否认也有思虑不够周严的地方。

  

  在甲午战争中,有一个虽在北洋任职,但没有参加战争; 自己虽没有参加战争,但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献出生命的人中,却有不少是他的同学或学生,这个人就是严复。他既在战局中却又在战局外。在局外,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他的愤怒、哀嚎和呼唤,来自真真切切的生命体验和感受; 在局中,他对中国的失败,北洋的倾覆有深刻的反省,着力寻找这其中的奥秘,并试图为未来中国搭建一条通道,那就是走进丛林,遵从“丛林法则”,彻底放弃王道政治,紧紧抓住霸道政治,用“力”去说话,而不是用道德示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人终于在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接受了严复转译的进化论。此后一百多年,不论中国在政治上发生怎样变化,中国人始终没有怀疑壮大自身走上富强是唯一凭借或正途。

  

  一、失落根源

  

  严复之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能够敏锐地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而且深刻影响此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是因为他在那之前差不多三十年时间里,孜孜不倦地探究西方走向富强的根源、背景与动力,这为他后来的思想展开准备了基础和条件。

  生于 19 世纪中期的严复,当甲午战争爆发时刚至中年。他早年成长的地方是福州,那是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即便在中原王朝闭关锁国年代,东南沿海似乎始终没有中断与域外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有时即便这些交流是非法的,但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所以,近代中国早期洋务人才、海军人才,多来自福建或东南沿海,这大概也可从一个方面证明那儿的开放程度。

  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军混乱结束后,清廷有条件静下心来考虑建设与发展了。鉴于过去二十多年内外战争经验教训,闽浙总督左宗棠于 1866 年 6 月给清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在福州设立船政局,发展近代海军。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很快将左宗棠派往陕甘,因为那里发生了回民起义。

  接替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是江西巡抚沈葆桢。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福建侯官人,严复是他小老乡。沈葆桢接手福州船政事务后,立即为“求是堂艺局”组织一次招生考试,严复在这次考试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被录取。求是堂一年后更名为船政学堂,严复成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

  进入船政学堂前,严复按照乃父意思,应该在科举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直至鲤鱼跳龙门,光宗耀祖。然而不幸的是,他父亲在 1866 年那场霍乱中去世,家境突变,严复只好放弃原来的梦想,进入这所不要钱还会给点补贴的学堂学习海军。

  不论严复对海军生涯是否有兴趣,但福州船政学堂那段经历对他来说还是非常难忘。这段生活使严复第一次走出先前狭小的人际圈子,融入一种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船政学堂完全按照西方海军制度进行设置和管理,所学内容重在英语和自然科学,学习方法也不像传统学问那样从书本到书本,而是注意实践,在战船上练习掌握战船。短短几年,严复不仅在生活习惯上有了很大改变,即便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上,也似乎更加倾向于西方化。这是一个少年的必然转变。

  福州船政学堂请有不少西洋教官,然而在中国本土学习西洋文化总是显得有一层隔膜,要戳破这层隔膜,就必须派遣学生到西方,到人家的土地上直接体验。清廷既然已下决心学西方,走上富强,那么就必须走出这一步。1872 年,经容闳建议,曾国藩、李鸿章支持,清廷同意选派詹天佑等 30 名幼童赴美留学,这是近代中国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开始。中国文化从盛唐以来的输出国变为输入国,不过中国由此也真正步入世界轨道,尽管后来有不少反复和曲折。

  幼童出国留学只是中国走向世界第一步。紧接着,沈葆桢以福州船政大臣名义建议朝廷以幼童赴美成例,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两国深造。朝廷很快批准了沈葆桢的建议,严复、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黄建勋、江懋祉、林颖启等驾驶专业学员 30 名被选送至英法学习海军。1877 年3 月31 日,他们在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率领下,放洋长行。

  这批留学生与赴美留学的幼童不同,他们已在国内接受了十多年系统教育,语言工具也较幼童更齐备,他们到了欧洲之后并没有幼童进入美国的惊奇和震撼。当年一些幼童进入美国,很快开始信仰了西方宗教,引起清廷极大不安。严复这些人只是在通过实地考察,验证他们先前所学书本知识是否可靠,探究书本中无法表达的文明精神。

  根据安排,严复和方伯谦、何心川、萨镇冰、林永升、叶祖珪等六人进入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学院深造,学习内容主要是技术层面,诸如测绘海图、防守港口、行军布阵等,对于这些内容,由于严复他们在国内已有相当根基,学起来并不感到困难。

  正常专业学习外,严复更关注西方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探究西方究竟在哪些方面与中国不一样,何以然,见贤思齐,取长补短,也就知道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向西方学习,在哪些方面应该有根本改变。严复留学那几年,尽最大可能了解英国社会,研究西方文化,到议院观察议员们怎样议政,到法庭观察审判官怎样判案,他渐渐领悟西方诸国之所以在短短几百年走过人类历史上千年道路,逐渐富强,公理日伸,其根本点是西方人建立了一个能够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

  大约是因为严复不像专业海军将领,或者说他不安心于当一个海军将领,他的思考总是带有一种政治家、哲学家的味道,因而他的上司特别是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觉得让严复当个海军将领怪可惜,于是有意识安排他多学点技术层面之外的东西,以便将来返回国内担任教职,培养更多海军人才。

  在郭嵩焘等人关照下,严复是那一批 12 名学员中唯一没有到军舰上实习的人,他节省下来的这些时间,主要用于补习海军教官应该知道的学问,以为将来传授生徒之资。[1]

  1879 年暑假,严复结束了在格林尼次的学业,接到奉调回国的命令,于是结束在英国两年多的留学生涯,同年 9 月返回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一年后,奉调天津参与创办北洋水师学堂,开始其在北洋的教书生涯。

  北洋水师学堂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于1880 年 8 月 19 日奏请朝廷创办的,校址位于天津城东,1881 年落成,所以严复加盟也就算是北洋水师学堂元老级人物了。

  学堂创办之初的总办是吴赞诚,吴赞诚曾任福州船政大臣,严复回国任教母校,其实就是吴赞诚动议的,所以他在就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时,将严复一并带到天津担任教习,由此亦可看到他们两人应该有不错的关系,严复在那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应该心情不错。

  还有一种说法是,严复的才华深得陈宝琛赏识,以为器识闳通,天资高朗,陈宝琛将严复推荐给李鸿章,李鸿章下令将严复调到北洋水师学堂。陈宝琛是严复老乡,而这个说法又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伦在日记里记下来的,应该有几分可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来到了北洋,其实就成了李鸿章的部属,成了李鸿章的人。

  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比较特殊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严复在北洋那些年大约对李鸿章有很高的期待,总希望能够像那些同学一样,受到李鸿章关爱、栽培与提携。然而,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十几年,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从教习做到总教习,大约相当于后来的教务长,主管整个学堂日常事务,但在行政级别上却一直上不去,在大清官僚体系中只是一个中层官员而已,较他那些在军界的同学甚至学生,似乎都低了一点。所以到甲午战前几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对中西学术都有很深研究的严复,却用大量时间去复读,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

  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问题是严复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竟然都无法金榜题名,你说这能不让他格外郁闷吗? 所以他当时就对早年误入歧途学习西方文化表示后悔,说是“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2]。似乎假如让他重新选择,他可能还会按照乃父所期待的那样在科举道路上慢慢爬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学问没学历”。

  伟大如严复者,其实也有一种酸葡萄心理,他确实有学问,也确实奋斗了,但就是考不上,于是他在后来非常尖刻地批判这个考试制度,以为这个制度设计本身有问题,而不是“我严某人”不行。

  严复的认识当然是对的,但是严复自 1885 年第一次回乡参加考试,至 1893 年第四次回乡考试,前后花了那么多精力,结果还是考不上,想想他心情怎么能好呢? 严复为什么执着地要考试,要通过考试证明自己呢? 这除了他这个“海归”有学问没学历外,其实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在北洋当差不是那么顺心,而这一点对他后来思想演变发生过非常微妙的作用。

  在北洋十几年,严复把自己当成“李鸿章的人”,自己也确实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本职工作上似乎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失误。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像严复这样的小吏不是工作业绩,而是与领导的关系,而严复在这一点上似乎由于自己的清高,由于自己的学识,大概与李鸿章的那些“门下客”处得并不是太好至少并不太密切,即便李鸿章对严复没有什么负面看法,但也不会积极主动提升严复的地位,所以严复在北洋艰难度日,所以他在后来李鸿章因战败而成众矢之的时,也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痛批李鸿章,甚至通过关系谋划转投张之洞。李鸿章没有重视严复,提拔严复,据说也不是什么人从中使坏,而是严复自己行为有点失检。李鸿章平生痛恨吸食鸦片,而严复偏偏就好这一口,且终生不戒。[3]严复说,就凭着这一条,就很难让李鸿章看上眼,哪儿还会提拔呢?

  严复的解读影响了后来所有的评判,以为李鸿章不提拔他,主要原因是他吸食鸦片。其实,现在想想,这个理由好像并不成立。第一,在北洋将领中,吸食鸦片的并不少,海军将领殉国自杀的,就有好几个吞食鸦片而死。这说明他们有鸦片,吃鸦片。第二,这些将领并没有因吸食鸦片受到李鸿章遏制。第三,严复得不到李鸿章提拔,应该另有隐情。一是试想一个人在北洋,心想南洋,总想着转投李鸿章政敌南洋大帅张之洞,怎会让李鸿章赏识? 二是严复过足了自由言说的瘾,书信中、闲谈中没有少说李鸿章的不足,自以为知己,但隔墙有耳,传来传去,李鸿章会相信这样的知己吗? 严复自认为自己的闲话传不到李鸿章那儿,这可能就是他的幼稚。

  性格决定命运。严复大概就不是一个当官的命,他爬到了水师学堂总办也算是校长的位置了,这实际上还不是一个正经的官位。问题是严复不知道自己没有当官的命,他总是在和自己的命抗争,总是希望弄个正经的官当当。然而他的性格与官场格格不入,所以他后来除了应付学堂日常事务外,就将许多精力用在读书上,这大约应了古人“无聊便读书”的宿命。

  

  二、日本为什么行

  

  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默默忍受着煎熬,用他自己的话去形容,那就是味同嚼蜡,真的有点干不下去了,然而干不下去又怎么办呢? 如果在官场没有背景没有奥援,也不是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的。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严复在北洋当差苦闷无比时,中日战争不期而至。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而且改变了严复的整个人生道路。

  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面对西方压力,也几乎同时作出学习西方的反应,只是两国学习西方力度不同、方向有所偏差。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不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东西具有绝对价值,而认为那些东西都是西方工业化的产物,是末而不是本,在根本立足点上,中国不比西方差,中国所缺少的只是末,所以中国从走上现代化道路那天开始,就是既要学习西方,又时刻挑剔西方,总觉得西方的东西并不完美。

  日本则不同。日本过去千年以中国文明马首是瞻,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文明的价值和有用性,然而面对西方压力时,日本人发觉时易世变,先前很灵光的中国文明似乎已严重落伍,无法应对西方文明挑战。于是日本毫不犹疑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要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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