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岭:宪法中的平等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0 次 更新时间:2012-07-20 1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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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岭 (进入专栏)  

  

  据统计,在世界上142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中,有117部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人的平等权利”,占82.4%。[1]如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国《人权宣言》的第1条宣告“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6条规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法国宪法第77条第3款规定“全体公民,不论其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全体公民承担同样的义务”。德国基本法第3条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享有同等的权利。谁也不得因性别、世系、种族、语言、籍贯、出身、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到歧视或优待”。瑞士联邦宪法第4条规定“一切瑞士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1款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平等条款是宪法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其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一、平等是一项宪法权利还是一条宪法原则?[2]

  

  所有宪法权利中都包含着平等的含义,都受平等规范的约束,因此平等作为一个宪法条文对所有宪法权利都有指导和规范的作用,任何一项宪法权利离开平等原则都是不完整的。很难设想不平等的人身权、不平等的劳动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是什么样子,它们还能算是一项权利吗?与其说它们是权利可能不如说它们是特权更合适。因此每一项宪法权利都内含着平等之意,平等渗透在每一项宪法权利之中,是每一项宪法权利都必须具备的要素。平等通常“附着”在各项宪法权利身上才有具体的内含,平等性应当是所有宪法权利的共同属性,而不专属于某一项宪法权利,平等本身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当它呈现出“具体性”特征时往往是与其他权利相结合的,如平等的劳动权,平等的受教育权等等。以平等的劳动权为例,它首先是一项劳动权,而不是一项平等权,平等是这一宪法权利的某种属性,但不是它第一位的属性,每一项宪法权利都有自己的属性,这些属性构成了各项宪法权利的不同特征,使它们得以区别于其它宪法权利。但平等性是所有宪法权利的普遍特征,当我们把所有宪法权利中的这种共同特征提炼出来时,它就成为一个指导所有宪法权利的原则。

  不仅如此,平等原则还对其它的宪法规范起指导作用。如在宪法权力规范中,要求立法机关立法时应当在法律中贯彻平等原则,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时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公民,司法机关在司法时应保证司法程序中的平等。平等原则对宪法中的政策性原则规范也有一种指导作用,在国家制定民族、宗教政策时,在制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政策时,都必须贯彻平等原则,平等原则对这些条款都有规范作用。如果认为平等仅仅是一项宪法权利,那么它很难含盖这么宽的领域,如此广泛的指导作用正是原则的特点。

  因此,平等既是一项宪法权利,[3]又是一项宪法原则,而且首先是一项宪法原则。即使当我们使用“平等权”这一概念时,这种“平等权”也并不是指某一项具体的权利,而是笼统地包括众多权利的平等性,这时候的平等权实际上还是一种原则和精神。[4]“平等是一种神圣的法律,一种先于所有法律的法律,一种派生出各种法律的法律。……由全国人民大声说出的平等这个词就成为一种原则、一种信条、一种信念、一种信仰、一种宗教。”[5] 宪法上的平等规范不仅具有法律功能,而且还有一种其它法律不能替代的宣告功能,“平等不只是人们眼前的事实,不只是刑法、民法面前的平等事实,平等在成为事实之前也是一种概念,一种信仰。它已经能够引起和取得了某些结果,它必将会取得其他的结果。”[6]平等作为信仰的这层含义是宪法中的平等权与法律中的平等权的区别之一,正因为宪法有宣告信仰的功能,它才被人们称作人权“宣言”。

  

  二、平等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吗?

  

  人们通常把平等理解为“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那么什么是“同等情况”?什么是“不同情况”?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是主次之分,还是压根儿就不属于同一概念?

  

  (一) “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其实是“相似情况同等对待”

  

  在很多时候,“同等情况”和“不同情况”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应该更强调“同等情况”还是应该更看重“不同情况”?如男女两性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当我们强调其共性时,我们会主张“男女平等”,当我们强调女性的某些生理特性时,我们会主张给妇女以特殊保护(如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保护),当我们认为女性在情绪、心理、智力等各方面与男性相比处于劣势时(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个例),就会认同“男尊女卑”的结论。对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文盲等等贫困人群,如果我们强调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共性——都是人,都有一双手,都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那么就应该“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没有必要对其实行救济;如果我们强调其特性,如残疾人身体某部分的残缺,老人和儿童体力上的弱势,某些人身处小环境的闭塞、贫困等等,那就应该给他们某种特殊照顾,应该“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不同情况”和“相同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过于强调“相同情况”可能会导致平均主义,过于强调“不同情况”又可能导致偏袒、不公,甚至特权。我们应当怎么把握好这其中的“尺寸”?事实上是否有这样一个客观的尺寸存在?

  “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固然是有道理的,但其实没有绝对同等的情况。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在生活条件、受教育程度、个人能力等等方面的差异总是存在的,我们总是能在“同等情况”中找出“不同情况”,“不同情况”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在所谓“同等情况”中,不仅有“同等情况”,而且也有“不同情况”,而其中的“不同情况”能否成为“不同对待”的理由?如果能够,那么它们就应划入“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范畴,如果不能够,那就应该“同等情况同等对待”。问题不仅在于人们之间相同点的存在,而且在于那些不同点虽然是客观事实(如人们在受教育程度、财富、生长环境、文明礼貌的行为举止等方面总是有差别的),但它们能否成为宪法和法律上“不同对待”的合理理由?应该说宪法对此是不承认的,而法律则有限度地承认。人们之间的差别在客观上存在,但宪法不认可这种差别,宪法对它熟视无睹,因此它在宪法上就不存在。宪法在此更强调这种差别之外的共性,即不论人们在受教育程度、体力、年龄、性别、职业、地位等方面有多么大的差别,宪法看重的是人们之间的共性——都是人,都具有人的基本资格、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宪法认为“相同情况”比“不同情况”更重要,人类的共性更应该得到优先考虑和尊重。

  在“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命题中包含着对人群的分类。“不同情况”是指若干情况相同或相似的人与其他人的不同,划分“不同情况”的依据是找出属于“同等情况”的人群。如18岁以上的公民享有选举权,这将他们与18岁以下的公民区别开来;退休人员应当享受一定的退休金,这与没有退休的人员也明显有别。不同人群的划分标准往往是人群的相同性,如都是18岁以上的公民,因此被归为一类,而18岁以下就被归为另一类。在这些相同的人群中,又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作更进一步的区分,如在18岁以上的公民中给25或30岁以上公民以竞选议员的资格(美国众议员为25岁以上,参议员为30岁以上),40或45岁以上的公民以竞选国家元首的资格(如美国总统40岁以上,我国国家主席45岁以上);在退休人员中,根据不同级别、不同工作年限,不同工作的性质等因素,其退休金也相应地划分为几个等次。又如“教师”这一较大概念可进一步分为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等,大学教师都在大学教书,都有大致的学历背景,这是他们的共同点,由于具有这种“同等情况”,所以要“同等对待”:大学教师有统一的退休年龄,统一的职称评定标准等,这些方面构成了大学教师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之间的“差别对待”。我们从中看到,每一次对“不同情况”的划分都是在一个较大范围内的“相同情况”下进一步区分出“不同情况”,如果这样细分下去,可以不断在同类人群中找出“不同情况”。如大学教师当中又可以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他们的待遇、工作量又都有不同,而在教授中还可以根据工作年限、获得教授资格的时间长短、工作能力的强弱不同作出更细致的分类,如一级教授、二级教授等,直至划分到最后,每个人都是不同于他人的,都有不同于他人的“不同情况”,但是否都需要“不同对待”?事实上法律不可能准确区分出每个人的不同情况,然后给予“不同对待”,以实现社会对个人的完全公正,即实质正义。法律只能做大致的区分,较为细致的规范由行政法规、规章、行业规范、各单位的土政策等层层分解,分而治之。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可能针对一个人制定政策,如果对每一个人都予以“不同对待”,即特别照顾,那么实际上等于没有照顾。过于强调“不同情况”,对“不同情况”作太细的划分,可能反而无法实现“不同对待”。法制的成本太高可能反而葬送法制,法制的目标只是实现形式正义。因此与其说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如说是“相似情况同等对待”,没有完全同等的情况,否则就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按需分配”。“主张社会绝对平等,同人与人之间在天赋和能力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很可能是不相符合的。”[7]因此法律上的平等追求的只是相似情况(即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应该同等对待,如同等级别、同等工作年限、受过同等奖励的教授退休时应该拿同样的退休金等等,而每个人身体状况、家庭负担等方面的“不同”则被忽略不计了。

  

  (二) “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理由及其种类

  

  在“不同情况”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不同情况”本身就是不同的。它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不同情况”可能表现为少数人较为强势,二是可能表现为某些人(常常是少数人,但也可能是半数人或多数人)较为弱势。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需要“不同对待”就可能产生对这些人的特别照顾,如给智力超常的儿童以特殊教育,给专家以特殊政策,给领导人以特殊待遇,甚至给贵族以特权。这种“不同对待”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关键看“不同对待”是否有正当理由以及“不同对待”的尺度。[8]如我们一般认为给智力超常的儿童以特殊教育,给专家以特殊照顾是应该的,给领导人某些特殊待遇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给智力超常的儿童以特殊教育有利于这些孩子的成长,有利于人才的培养;给专家特殊待遇有利于发展人类的科技文化事业,保护社会的人才资源;给国家领导人特殊待遇是因为他们肩负重任,需要有充沛的精力处理各种国家大事,……这些构成了“不同对待”的正当理由。但这种“不同对待”不宜过度,如给智力超常的儿童过度保护反而可能对他们的身心成长不利,给专家、领导人过高待遇则可能形成特权,而是否“过度”则需要参照没有被特殊保护的人群的状况,如专家、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一般是普通百姓工资的多少倍是较为合理的(此外还有轿车、住房等工资外的待遇也应该参照普通公民的情况有一个合理的标准),人们并不认为专家、领导人的工资待遇与普通百姓应该完全一样,但差别太大也难以被社会接受。而给贵族以特权一般是不具有合理性的,因为这种基于身份、财富的不同而在法律上给予不同待遇与民主法治社会的精神不相容。美国的大法官们强调,“宪法并不禁止政府对人们进行分类,因为如果不分类,就无法制定法律。宪法所禁止的,是那种在法律所规定的类别与适当的政府目的之间不具有任何联系的不合理分类。”[9]事实上,“法律经常通过归类,对符合归类特征的个人给予某种特殊奖励或惩罚,从而对在归类之内和之外的人们产生不同影响。……只有那些‘不合理’的归类才违反‘法律平等保护’。在1920年的案例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归类必须合理而非任意,且必须基于和立法目标具有正当和实质关系的某种区别,从而使所有处境类似的人都获得类似处置。’对于处境并非类似的人,立法可以基于合宪目标加以合理区分。”[10]

  当然,法律上的“同等对待”并不意味着事实上没有差别,如贵族可能因为经济实力雄厚而住更好的房子、受更好的教育、过更舒适的生活,只要这些不是花公款而是他们自己付费的,法律一般就不应干预。法律上的平等以承认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前提,而不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消除不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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