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孟弛:幸福和痛苦

——《宇宙伦理学》第二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5 次 更新时间:2012-07-18 20: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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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孟弛  

  

  

   【本章提要】

   宇宙通过欲望告诉我们肩负的使命是什么,又通过幸福和痛苦控制我们履行好其赋予的使命。作为宇宙规律的运行工具,假如没有宇宙给予的欲望,那我们就不会有行进的动力;但假如仅有欲望而没有宇宙给予的幸福和痛苦,那我们就会迷失行进的方向和路线。可见,我们一生都为其所累的幸福和痛苦,实质上不过是宇宙为控制我们履行好其使命而采取的手段而已。幸福包括满足欲望过程中感觉到的快乐,和履行好使命状态下体会到的喜悦;痛苦包括满足不了欲望过程中感觉到的焦躁,和履行不好使命状态下体会到的烦闷。与幸福相比,痛苦对我们的意义更大,因为没有幸福我们至少还能生存,但如果没有痛苦我们就会很快走向毁灭。

   一个人希望获得幸福和摆脱痛苦并没有错,但如果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的话那可就犯了大错,因为他把宇宙控制我们履行其使命的手段错当人生的目的去追求了。其后果是,他会不去努力履行宇宙赋予的使命而直接向其索要幸福,而在实际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相反的痛苦时,就会走上自杀这条自以为是摆脱痛苦、但其实是违背宇宙意旨的绝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希望获得幸福,也没有人不希望避免痛苦,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在他们的一生中称心如意。事实上,多数人遭受的痛苦反而要远比他们享用的幸福多,他们总是伸出双手极力想抓住幸福,可实际降临到他们头上的却往往是痛苦。对此,他们总是怨天尤人,却全然不知这实际上是自作自受。

   我们对宇宙赋予的使命不仅要履行,而且还必须履行好,因为宇宙在给予我们欲望后并没有撒手不管,而是首先为我们安装一个接收器,即与生俱来的“趋乐避苦”本性,然后再用双手紧握遥控器时刻控制着我们。它一只手操作奖励键,在我们尽职时给予所谓的“幸福”;另一只手操作惩罚键,在我们渎职时给予所谓的“痛苦”。这正如边沁所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下同〕,第210页)宇宙就是这样通过欲望告诉我们肩负的使命是什么,又通过幸福和痛苦控制我们履行好它赋予的使命。作为宇宙规律的运行工具,假如没有宇宙给予的欲望,那我们就不会有行进的动力;但假如仅有欲望而没有宇宙给予的幸福和痛苦,那我们就会迷失行进的方向和路线。如此说来,我们一生都为其所累的幸福和痛苦,实质上不过是宇宙为控制我们履行好其所赋使命而采取的手段而已。

   第一节 幸福

   一、幸福或快乐古今观

   尽管幸福或快乐是所有人一致追求的生活目标,但在幸福或快乐是什么的问题上,不仅不同国家的人,而且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同一时代不同类别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都可能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对于生活在海洋国家的西方人来说,汹涌的波涛培养了他们顽强的意志和豪放的性格,无际的水域又造就了他们宽阔的胸襟和远大的志向。这些生命特征决定了他们会把强大和奢华看作幸福或快乐的主要内容。生活在大陆国家的东方人多以农业为生,他们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对幸福或快乐的理解就是富足和安康,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第80章)

   与世俗之人把对幸福或快乐的追求圈定在现实生活范围内不同,宗教信徒将追求幸福或快乐的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世界──天国。为了获得天国的幸福或快乐,宗教信徒轻蔑世俗的幸福或快乐,对世俗的痛苦反倒持欢迎的态度,甚至还能从中嗅到幸福或快乐的气味。世俗之人倡导以节制的方式享受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但宗教信徒却尽可能地逃避、甚至极力抵制所有形式的感官快乐,因为他们坚信世俗的愉悦会羁绊他们通往天国的脚步。世俗之人会把荣誉和尊严看作自己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宗教信徒却以受到羞辱和嘲弄为荣。这正如耶酥向他的门徒宣称的那样:“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欢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之前的先知也是这样被人逼迫的。”(《马太福音》,第5章)世俗之人对权力的热爱甚于对自己的生命,但宗教信徒却崇尚谦卑。有一次,当耶稣的门徒就天国中的最高层地位问题发生争执时,耶酥训斥他们道:“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马可福音》,第10章)就这样,当下的痛苦在被相信是获取将来幸福或快乐的必要手段时,居然会如此奇妙地减弱、消失甚至转向它的反面。

   标志着西方历史由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两大精神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将人们追求幸福或快乐的目光从天国又拉回到了现实世界。他们不再相信天国的幸福或快乐,认为那只是个虽然美好但却只能想象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境。他们期待着地上的天堂,神的至尊地位已为现代人心目中的科学和技术所取代。他们希望借助于科技的力量征服自然,从而使他们的身体健康长久,生活丰富多彩。他们认为,人类的幸福或快乐不在于对神的信仰和热爱,而在于自我创造力的发挥和对创造物的享用。事实上,他们也的确从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成果中尝到了幸福或快乐的滋味。

   人们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幸福或快乐观。多数人通常都会把幸福或快乐寄托在权力、财富、名誉、美色等的获得上,但科学家和哲学家对幸福或快乐的体验却是求知欲的满足和灵魂深处对既神奇又美妙的宇宙规律的崇拜和欣赏。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六十寿辰庆贺会上说:“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下同〕,第100页)爱因斯坦在他的心里还深埋着一种对宇宙和谐性的迷恋和渴望,对宇宙规律的狂热和惊喜,他将这种情感同那种自古以来所有宗教信徒为神而着迷的情感相伦比,名曰“宇宙宗教感情”。

   如果说科学家的幸福或快乐常人虽无法体会但却可以理解的话,哲学家的幸福或快乐就是常人既无法体会也不能理解的了。哲学家是那种喜欢沉思而不大注重耳闻和目见的人,他们不像科学家那样靠感官的观察和实验的帮助对客观世界进行研究,而是灵的沉思,对客观世界的沉思,对主观世界──灵魂本身的沉思,对整个宇宙的沉思。他们在这种沉思中,往往会痴迷到忘记外部世界、甚至自我的程度。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这其中就有快乐呀。苏格拉底说:“当灵魂能够摆脱一切烦扰,比如听觉、视觉、痛苦、各种快乐,亦即漠视身体,尽可能独立,在探讨实在的时候,避免一切与身体的接触和联系,这种时候灵魂肯定能最好地进行思考。”(柏拉图著:《柏拉图全集》第一卷,《斐多篇》,第62页)苏格拉底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天清晨,太阳还没升起,苏格拉底心里想着某个问题,就站在那里沉思,想不出答案来就不肯罢休。他就一直这样站着,到了中午的时候,士兵们看他这样都感到很惊讶,相互传话说,苏格拉底从天亮起就站在那里沉思。到了傍晚,有几个伊奥尼亚人吃过晚饭,把他们的铺席搬了出来,睡在露天里,想看他是否站着过夜,那个时候当然是夏天,睡在外面要凉快些。果然,他在那里一直站到天亮,直到太阳升起。他对太阳做了祷告,然后就走开了。”(柏拉图著:《柏拉图全集》第二卷,《会饮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下同〕,第265~266页)哲学家就是这样在常人看来是怪异的沉思中,独自享用着常人不可企及的快乐和愉悦。

   我们再来看一看亚里士多德对哲学家的沉思是如何评价的。他说:“首先,沉思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因为努斯是我们身上最高等的部分,努斯的对象是最好的知识对象)。其次,它最为连续。沉思比任何其他活动都更为持久。第三,我们认为幸福中必定包含快乐,而合于智慧的活动就是所有合德性的实现活动中最令人愉悦的。爱智慧的活动似乎具有惊人的快乐,因这种快乐既纯净又持久。我们可以认为,那些获得了智慧的人比在追求它的人享有更大的快乐。第四,沉思中含有最多的我们所说的自足。……智慧的人靠他自己就能够沉思,并且他越能够这样,他就越有智慧。有别人一道沉思当然更好,但即便如此,他也比具有其他德性的人更为自足。第五,沉思似乎是惟一因其自身故而被人们喜爱的活动。因为,它除了所沉思的问题外不产生任何东西。而在实践的活动中,我们或多或少总要从行为中寻求得到某种东西。第六,幸福还似乎包含着闲暇。因为我们忙碌是为着获得闲暇。……尽管政治和战争在实践的活动中最为高尚[高贵]和伟大,但是它们都没有闲暇,都指向某种其他的目的,并且都不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欲求。而怒斯的实践活动,即沉思,则既严肃又除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并且有其本身的快乐。所以,如果人可以获得的自足、闲暇、无劳顿以及享福祉的人的其他特性都可在沉思之中找到,人的完善的幸福──就人可以享得一生而言,因为幸福之中不存在不完善的东西──就在于这种活动。”(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第305~307页)

   我们这里所说的幸福或快乐,是具有部分神性的哲学家才能享用、也被哲学家认为是最大和最完美的那种。在哲学家的心目中,还有一种幸福或快乐是能为所有人共同分享的,是任何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获得的。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哲学家是如何谈论这种幸福或快乐的吧。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他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上天赋予人的一切德性我都具备了。反省自己的内心和言行,真诚无欺,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

以雅典立法者著称于世的梭伦,虽然被人们排除在哲学家行列之外,但他作为接近哲学史开始时期一位有学识、有智慧的人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之所以在此首先提到他,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对“幸福”问题进行理性探讨的人。梭伦在一次与撒尔迪斯国王克洛伊索斯会见时所发表的观点,就非常鲜明和形象地向我们表明了他的幸福观。“在他(梭伦)来后三、四天,克洛伊索斯就命令自己的臣仆领着梭伦去参观他的宝库,把那里所有一切伟大的和华美贵重的东西都给他看。在他看完并且非常仔细地检视了这一切后,克洛伊索斯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他道:‘雅典的客人啊,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您的智慧,关于您为了求知和视察外界而巡游列国的事情。因此我很想向您请教一下,到目前为止在您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中间,怎样的人是最幸福的?’他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然而梭伦却正直无私,毫不谄媚地回答他说:‘国王啊,我看是雅典的泰洛斯。’听到这话时感到惊讶的克洛伊索斯紧接着插上去问:‘到底为什么您认为泰洛斯是最幸福的人呢?’梭伦回答说:‘第一,因为泰洛斯的城邦是繁荣的,而且他又有出色的孩子,他在世时又看到他的孩子们也都有了孩子,并且这些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其次,因为他一生一世享尽了人间的安乐,却又死得极其光荣。当雅典人在埃列乌西斯和邻国人作战的时候,他前来援助本国人,击溃了敌人并极其英勇地死在疆场之上了。雅典人在他阵亡的地点给他举行了国葬,并给了他很大的荣誉。’”(希罗多德著:《历史》上册,第13~14页)由此可见,在梭伦的眼里,幸福不在于拥有财富和权势,而在于活得平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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