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自由迁徙的经济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 次 更新时间:2012-07-18 1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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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进入专栏)  

  

  原编者按:当今中国最大的实体经济问题,是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以及户籍制度限制下的福利安排和财产安排。将欧洲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联系起来一起想,可以发现,如果不逐渐放开这种限制,那么中国会如欧元区一样,出现国中国的巨大裂痕。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自由移民是缩小区域差距,并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保障。

  农业生产困境

  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讲了一个关于“松茸”的故事。松茸是一种城里人餐桌上的美味食用菌,还作为高端食材远销日本。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小村,村民在雨季的每天凌晨3点出门上山找松茸,如果去晚了,松茸就被别人挖走了。这个故事背后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

  采松茸显然是一项各顾各的零散性生产活动。给定松茸的产出完全是天赐的,那么,很容易找到一个办法来协调各户的行动,又能使得每个家庭的收入不变,而且不用那么辛苦。比如说,由一个组织来规定每家早上出门的时间不能早于4点,或者每家上山采松茸只能走固定的线路,再或者让一些家庭单号上山,另一些家庭双号上山等。

  问题是,这样的组织和协调行动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农业经济领域还有大量类似的问题困扰着很多研究者。在一个农村里,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农业应该实现规模经营,但规模经营却迟迟未能实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农村人太多。人多了,协调成本就上升,统一的行动和管理就难出现,生产就难免是小规模而低效率的。

  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与其生产特征有关系,因为农业生产有一种瓶颈资源,那就是土地,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土地的产出增长也是有极限的。在松茸的故事里,这个有限的资源就是大山,而其产出的极限就是靠天决定的松茸产量。在土地资源及其产出都接近极限时,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最终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减少农业人口。

  

  采松茸、烤松茸之别

  

  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采松茸的农户一定要在家乡采松茸,而不是去城里的餐馆里烤松茸?若不是有各种制度制约,如果农户不是特别偏爱家乡的生活,那么进城打工,而且是到东部打工,才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3倍多。在省之间,最富的上海市2010年人均GDP已经达到76074元,而最穷的贵州省人均GDP仅为13119元,前者是后者的6倍。自由迁徙的意义在于,它能保障一国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权利。

  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有的采松茸的农户可以进城务工和定居,收入可以比在农村时成倍上升;另一方面,留在家乡的可以继续采松茸,但采松茸的人少了,人均收获将大幅度提高。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么,最终只有当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至零,劳动力流动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城乡和区域间的平衡才真正实现,这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景象。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力自由流动了,人们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搞不好,我就走人,把钱、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就必须搞好公共服务。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多花钱提高公共服务,其实就和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就不能顺利缩小,当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很大时,要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后患无穷。

  比如,当经济总体上衰退时,一个大国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常用的做法就是降低利率。利率降低的结果是刺激投资,鼓励地方政府借债。

  如果全国各地同时借债,相对来说,欠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借债过度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总是想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却会忽略偿债能力应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基础之上。一旦经济过热,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来应对的时候,首先出现偿债危机的就将是欠发达地区。

  

  欧洲的警示

  

  这种危险正在欧洲的国家间出现,也正在中国若隐若现。看一下数据就能知道,每一次欧盟扩张之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都呈现缩小趋势。

  这非常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推断,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带来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欧盟的目标是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的繁荣。

  但这里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是需要时间的。从长期来说,有理由相信,欧盟内部的平衡发展可以通过人口流动来解决。

  问题是,欧洲虽然在名义上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但实际上各国间却有语言、文字、文化等多方面差异,使得移民难以完全自由。于是,欧盟不断扩张的结果就是,随着边缘国家的加入,欧盟成员国间的发展差距呈现上升趋势。

  将欧洲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想,是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欧洲的面积和中国差不多,欧盟的国家间差距和中国的地区间差距也很像。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与中国地区间出现的问题进行类比。

  相比于欧盟,中国的优势是在政治上的统一。同时,地区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字,文化的差异也毕竟小于欧洲的国家之间。因此,在中国原本是可以较容易地实现地区之间的自由移民的。只可惜,由于历史上对于地区间移民的限制太久,也由于在现实中移民所带来的矛盾太多,大家都惧怕放开移民会带来既有的矛盾激化。

  一个现实的担忧来自于外地人会分享本地人的公共服务。但是,这一担心是建立在本地公共服务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财力的增强,公共服务的总量是可以不断增长的。

  这里,问题的本质无非集中在一点上,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能不能对外来人口采取类似于一个国家对于外国移民的政策。如果说出于短期的现实考虑,限制移民还不得不持续一段时间,那么,至少这样的限制应逐步地消除。如果中国的城市人口不会减少,那么,为什么就不能逐渐地增加高中的数量?

  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在市场统一和要素流动的情况下实现地区间分工,当上海成为纽约时,中国的内地更像美国的怀俄明州和犹他州,专业化于农业、旅游和资源产业。如果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上海还是会逐渐成为纽约(或香港),但中国的内地却需要面对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竞争。

  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理由相信投资者宁愿去中国的内地,也不去劳动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地区间差距将是香港与东南亚的差距,或者西欧与东欧的差距。

  

  原文刊于《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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