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产阶层赢得了发育成长的土壤和气候。一方面，随着社会转型步步深入，中国当代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崛起、快速量增；另一方面，由于转型中各种复杂局面的出现，中产阶层面临着质的飞跃的困境。
正因为此，有学者认为，处在传统农业社会快速解体和重新定位过程中的中国，阶层的迅速分化和快速重组尚未完全实现，不敢轻言中产阶层，最多也只能是有中产者而无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诚然，此种说法有些过头。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社会公平不尽如人意，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教育中产的重叠概率还比较小，符合综合标准的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更是有待提高。在现阶段，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使中国中产阶层的质变异常艰难。
发展阶段的局限
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当代解释，在21世纪前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达到1000美元之后，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时期，一是发展进入增长速度加快的黄金期，二是发展进入矛盾的凸显期。这一时期，随着人均 GDP 的上升，贫富差距拉大，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公平缺失。这是库兹涅茨曲线所说矛盾凸显期的主要方面，这一时期也称为“二难时期”。中国处于典型的“二难时期”。教育不公平带来的是人的可行能力的差别和机会差别，使较多的人因可行能力不适应发展需要而拥挤在低技能的职业中，而无法获得一些高要求的职场机会。教育导致的职业差别和机会差别，又直接影响人们的收入，并最终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从而形成了教育差异—机会差异—利益差异—社会地位差异的链式演进。这种链式演进，可能使一部分边缘中产向下流动，而核心中产与半核心中产也可能会在这种链式演进中失去某些方面的条件而向下流动为边缘中产。这样，向核心中产的聚集就面临较多挑战，从而，形成了中产阶层质变的艰难历程。
制度体制的分割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符合中国的国情特点，但也因此带来了二元制度体制的长期并存，这种二元的制度体制扼制了中产阶层的成长。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二元制度方式不利于一部分中产阶层人士的质的提升。所谓体制内，就是在一些部门、行业，比如政府部门、准政府部门、垄断行业，计划经济、公共权力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及教育有明显的支配作用，进入这些部门和行业，即进入体制内。政府和准政府部门享受财政兜底的收入分配方式，同时又可以以公权力“寻租”获利，用公费获得继续教育、考察等好处； 垄断行业则可以通过垄断的形式，独享某些紧俏、稀缺资源而带来发展优势，从而使其员工获得高于其他行业数倍甚至十多倍的收入，享有丰厚的津贴、教育、娱乐和其他各种保障。因此，在这些部门和行业，中产阶层的质量提升是比较快的。
但是，中国更多的人群是处在体制外的。所谓体制外，是指不能享受计划经济配置资源、完全走向市场的那部分人群，比如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农民工等。农民工是制度外最典型的人群。照理说，农民中的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农民，常称“农民工”）是最有可能进入中产阶层队伍的。但事实上并非那么容易。农民工既是现代化的开拓者，又是可行能力相对匮乏者；农民工既适应了社会需要，又遭遇到社会排斥；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自身却处于相对贫困当中。农民工要改变个体境遇，上升流动到中产阶层，尤其是成为“核心中产”是极其困难的，更遑论改变农民整体处在社会结构底层的状况。
强势阶层的挤压
处在发育成长期的中产阶层，受到了强势阶层的挤压，正是这种挤压，使中产阶层在量增过程中的质变显得异常艰难。这里所说的强势阶层，是指利用已有权力、财富和地位优势，过多地、不合理地获取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和各种发展机遇的社会群体。强势阶层对中产阶层的挤压有三种状态：
一是利用公共权力截获过多的利益和发展机会，这是强势阶层挤压中产阶层最常见的一种状态。这里用“截获”，是因为本来这些利益和机会应该通过公平竞争获取，但是，强势阶层凭借权力，没有使相关利益和发展机会进入公平竞争过程，而在之前就“收入囊中”了，从而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最受伤害的就是中产阶层，他们满以为只要有能力、拼命干就能实现向上流动，事实上，那些高门槛、高薪酬、有着广阔发展前途的职业，被拥有权力的人及与其有连带关系的人轻而易举地拿走了，而自己能力再强、工作再努力，也只能年复一年地在原有职位甚至在边缘职位上徘徊。
二是通过操纵市场规则为自己、亲信、子女、配偶以及其他相关者牟取特殊利益甚至暴利，这是强势阶层挤压中产阶层的又一种状态。中国的市场还是一个不太完善的市场。强势阶层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凭借自身的权力优势、资源优势、网络优势，上下其手，操控市场规则。他们既可以凭借各方面的优势，与公共权力联盟，影响公共权力部门政策和规则的制定，使制定的政策和规则有利于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可以利用优势地位，操控规则的运作，对市场规则作有利于维护和扩大他们既得利益的解释。这就使中产阶层一直寄予希望的市场的形式公平遭到破坏，从而使中产阶层人士凭借自身能力公平竞争得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变得异常小。
三是利用权力、财富和地位优势，过多地占有优质文化资源，是强势阶层挤压中产阶层的第三种形态。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总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稀缺的。因此，强势阶层或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利用财富优势，或利用在社会结构网络中所处的权威位置，获得某种潜规则的照顾，自己及子女捷足先登占取优质教育文化资源。而中产阶层及其子女，要获得好的教育文化资源，除了自身的拼搏别无他途，因而能够进入一流的学校只是一个概率性机会。这样，在教育这个竞争的起点上，强势阶层明显占了优势，这是强势阶层对下层尤其对中产阶层最深刻的挤压。
成长周期的困厄
中国当代中产阶层还处在成长阶段的幼年时期。这是中产阶层成长的脆弱期，将会纠结在一系列“成长的烦恼”之中。
“成长的烦恼”之一：“社会化不足”与“过度社会化”。首先是“社会化不足”。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新生的中产阶层，多数是从贫穷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家庭中脱颖而出的。从阶层的社会化这个角度看，新生的中国当代中产阶层，既没有成熟的现代中产阶层文化环境对他们熏陶渐染，也没有“中产阶层父母”
对他们进行社会教化。尽管他们已经具有现代中产阶层的某些基础条件，但是，与符合综合标准的现代中产阶层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与此同时，“过度社会化”在某些中产阶层的成员中也较为突出，即西方中产阶层文化的某些方面对中国部分中产阶层成员产生了过度的影响，他们在没有发达国家中产阶层那份丰厚的收入时，就提前进入了“符号消费”过程，认为某些“符号”是中产阶层身份的主要标志。他们崇尚品牌，追寻时尚，喜好炫耀，甚至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啃老”而达到“符号消费”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忽略的是中产阶层内在人格素养的培育。
“成长的烦恼”之二：身份自我认同的偏差。中产阶层身份的自我认同，是个体界定中产阶层的一种心智模式，也是个体在心目中树立的中产阶层的标杆。这个标杆是由多维标准组成的。它不仅有职业标准、收入标准、学历标准等外在标准，还包括现代公民素养的内在标准，如现代公民意识、价值观念、使命感以及各方面的能力等。按理说，中产阶层的外在标准和内在标准达到统一，才具有真正的中产阶层身份。而事实上，二者却常常是分离的。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常常只按外在标准进行中产阶层身份的自我认同，注重的是中产阶层平面化自我；而从内在的现代公民标准进行中产阶层身份自我认同来看，他们达到中产阶层的深度自我还有一定的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另一方面与学界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偏颇和研究不足以及媒体一定程度的误导不无关系。对中产阶层应具有的现代公民素质，如坚持务实创新、追求公平正义、恪守诚信友爱、敢于承担责任等，无论是理论研究、舆论引领还是实践培育都很不够。这种对中产阶层界定的知识反应和媒体渲染形成了中产阶层身份认同的“拟态环境”，使个体对中产阶层身份的自我认同产生偏差，以至于有些青年中产阶层个体为了有房、有车、有体面的生活拼尽全力，最终沦为“房奴”、“车奴”、“孩奴”，而荒漠了中产阶层应有现代素质。
“成长的烦恼”之三：“资本欠缺”与“回报欠缺”。“资本欠缺是指不同的投资或机会所导致的某一群体的资本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对不足（与另一群体相比）的结果。”“回报欠缺是指一定质量或数量的资本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会产生不同的回报和结果。”中国中产阶层的资本欠缺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多数中国中产阶层来自草根阶层，比起富裕家庭的成员，他们的物质资本欠缺；比起高级官员家庭的成员，他们的政治资本欠缺；比起精英家庭的成员，他们的社会资本欠缺。众多的中产阶层常常因缺少某些方面的资本而在中产阶层的边缘长期徘徊。中国中产阶层的回报欠缺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因为强势阶层的巧取豪夺；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边缘，他们的眼光、胸襟、思维和行为方式都会受到限制，与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社会精英相比，他们投入等量资本，收获却可能远不如社会精英。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严重阻碍了边缘中产向半核心中产和核心中产的转变。
毫无疑问，当中国正在努力践行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时候，追求中产阶层由量增向质变发展已是势在必行。努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积极营造现代思想文化氛围、培育现代公民意识，是中产阶层健康成长的关键。来源: 《江海学刊》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