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好: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09 次 更新时间:2012-07-18 10: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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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好  

  

  作者按:此文原载2012年7期《炎黄春秋》杂志,全文8500字。发表文字为原稿的四分之一。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随即在广州、上海等七大城市巡回展览。以“为祖国河山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李可染《师牛堂艺语》P67-73,2009,江苏人民出版)传承了千年的绘画“隐逸”传统,曾经熏陶了李可染的中青年时代;1950年代,包括李可染在内的中国画家不再“隐逸”,开始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放大“所想”,为红色江山树碑立传。

  “杏花春雨、黄山烟云、幽谷鸣泉、无锡梅园、春天葛岭、苏州银杏、嘉定大佛、家家都在画屏中”,…… 画家笔下有美妙绝伦的人间仙境, 1959年的中国江山却是国穷民饿。

  

  国穷民饿,画界有“桃源”

  

  现实中的江山早已凄风苦雨。

  上年“大跃进”亢奋后,1959年,农村全面饥馑,又雪上加霜,开展“反瞒产”运动。农民进入漫长噩梦期。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参见杨继绳《墓碑》p1050,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第4版)

  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王民三《民以食为天——从抗日战争到贵州解放后粮食工作纪实》p,93,黔新出【2001图】内资准字第4号)

  1959年,画展“江山如此多娇”首站北京,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括宾馆、博物馆、会堂等,成为《人民日报》盛赞的“大跃进的产儿”。(人民网北京2011年3月4日电)

  1959年,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这年6月,傅抱石在几位官员陪同下到韶山作画,湘潭地委书记赵萼前往探望,增派两名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在傅抱石首次韶山写生几天后,毛泽东突回韶山,激发了全国上下对韶山的政治热情,“昭示着1960年代山水画新兴美学趣味的崛起”。(万新华《傅抱石艺术研究》,p78,江西美术出版,2009)

  1959年,李可染用3-5个月去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展现“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011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李可染艺术展,展板《1959年拟进修计划》)

  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李可染这一时期创作国画《六盘山》。评论家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成为李可染红色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文学作品基础上,画家们配合宣传需要,伪造历史画卷。

  傅抱石作画颂扬的湖南,属于全国非正常死亡排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统计死亡率为29.42‰;人口增长-9.93‰。而且全国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的四个省份就有广西、湖南。曹树基统计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在248.6万。

  李可染“对景写生、创作”的广西,不仅被饥饿省份包围,自身也陷入极端饥荒之中。

  1960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省份(-10.06‰)之一;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参见《墓碑》p523-524、532)

  李可染主动屏蔽了饥饿景象,创作《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余幅水墨写生画,“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像的桂林。”(参见《王鲁湘:中国山水画为何走入写生状态》)画家叶浅予,望着绝望天空下乞讨、逃亡的乡民,创作《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农民总期盼能在逃亡中寻找一点吃的,以免饿死。王民三日记中多次记载到铜仁、黔东南、黔南、遵义等地,动员外流农民返回;流入贵州的,一般为广西、湖南和四川。(参见王民三《民以食为天——从抗日战争到贵州解放后粮食工作纪实》p98,黔新出【2001图】内资准字第4号)

  在国画家们笔下“国色天香”的牡丹,辅助宣传太平盛世的气氛,但在它的产地山东菏泽却无法帮助农民充饥。济宁地区(含菏泽)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更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参见王小豫、王小鲁《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载于2011年第7期《中国改革》)

  

  画饼充饥:画家“反饥荒”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还在跃进。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各级领导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分管财贸出口的李先念说,“猪出的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就卖掉了。”

  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参见《墓碑》p753-755 )

  不管中国人有多么饥饿,也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李琦以国画《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获奖,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获金奖,北京中央美院国画系学生周思聪以《万寿山一角》获银奖。(参见蔡显良《20世纪中国绘画赏析》p184、192,190,暨南大学出版,2009)

  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埋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1959年, 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困死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先来看看北京美术界。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作画,成为他“首次离开写生对象”虚构山水画的“交响史诗”。(参见王鲁湘《一曲讴歌人类精神的交响史诗——读李可染山水画【长征】(1978年)》)

  1959年黄胄喜创作5.1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农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陕西画家石鲁,这年创作歌颂毛泽东的《转战陕北》及气势宏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诗意画《高山仰止》。石鲁宣称找到了创作诀窍——“画有我之思想”。(参见叶坚、石丹《石鲁艺术文集》陕西人民,2003)面对“千村薜荔人遗矢”的现状,石鲁画中表现的“思想”难道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巨幅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总理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曾经随傅抱石二万三千里旅行创作的画家)黄名芊(在一本专著中)说,(离店)打扫时,宾馆从傅抱石房间扫出120只酒瓶。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时价60元——这项开支可供五六口之家三年伙食费。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什么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参见陈俊宇《江山如此多娇——试论关山月早年山水画艺术的发展趋势》)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5.5×9米巨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参见黄名芊《笔墨江山——傅抱石率团23000里写生实录》P111-112,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胡志亮《傅抱石传》P439-442,百花洲文艺,1993)

  

  图画江山,争夸“黄河清”

  

  1960年北京的非正常死亡为1.55万人、上海为1.44万人。

  这年,北京诞生了李琦的国画《主席走遍全国》,大救星毛主席,面带亲切微笑,右手拿草帽,左手掐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北京油画家被组织在东方宾馆创作党的历史题材画。

  1960年,傅抱石成为中国美协副主席,9月25日,率领钱松嵒、亚明等12人,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3个月23000里红色之旅。

  六省1960年饥荒程度如下:

  川、豫、鄂、湘四省绝大多数县市死亡率超过20‰。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河南11个,四川16个。

  按官方人口册统计,当年豫、川、鄂、湘、粤、陕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为:139.38万、299.42万、34.28万、64.67万、24.38万和2.1万。(参见《墓碑》p532-533、883-884)

  傅抱石率团红色之旅,当然无法绝缘饥荒景象:

  郑州艺术学院接待,桌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找了很多地方才买到的。谢瑞阶院长说是“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这时,旅行团成员“见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

  到了四川,“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

  大饥荒中,各省接待并不寒酸,沿途多安排资深画家住套间、坐卧铺,乘轮船一等舱;每到大城市,必连天安排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沿途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基本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的标准,饮食较为丰盛。

  组员详尽记录了记忆深刻的沿途饮食。例如,在成都杜甫草堂一装饰古朴的餐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在桃源般的从化温泉风景疗养院,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宴请画家,饭后又叫服务员拿了两瓶茅台酒,赠送傅抱石。

  关于绘画业务方面记录,例如在峨眉山雷音寺,“宋文治抓紧画了雷音寺破旧寺庙速写,以后他以古寺为素材画成了《峨眉山公共食堂》,食堂内有许多社员在吃饭,食堂前后为绿树衬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傅抱石国画《黄河清》的创意来自三门峡大坝,在他创作前不久,老画家丁士青先行创作了一幅《黄河清》,傅抱石曾大加赞美。《黄河清》典出“黄河清,圣人出”,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

  关于创作方向,石鲁说:“党号召我们表现延安作风,这是当前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不仅是艺术活动,也是党的政治任务。” 亚明说:“走了这么久,现在回头去算一算,要是弄得好,可以搞黄河清、延安颂、江山娇、钢厂赞。这些都是大题材……大家要动脑筋去找。” (以上参见《笔墨江山》93、106、117-119、137-146、157-158)

  明明四处目睹饥荒,却在几十年后由画家黄名芊执笔,加上五位健在画家回忆材料充实修正,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游记《笔墨江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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