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朱一新与被遮蔽的思想传统——评曹美秀《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9 次 更新时间:2012-07-17 16: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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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 (进入专栏)  

  

  清末民初,既是国祚迁变,九鼎移易之际,又是经学屡经转折,风雨飘摇之时。约而言之,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之间,经师、儒生辈出,其中,主汉宋兼采的如陈澧、朱一新,皆希翼继承、整合传统,通过重振学风而培养人才,以济天下;主今文经学的如廖平、康有为等,则从今文经典中开出新的治国之道;主古文经学的如章太炎、刘师培,则以史统经,寻找新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之源。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学的式微,现代学科的兴起,这些经师儒生,有的被纳入哲学、史学学科进行研究,而更多的是在民国便已经退出思想史的视野。而朱一新正是被湮没的众多学者之一。

  在今天的学术史、思想史图景中,朱一新几乎毫无位置。朱一新(1846—1894),学出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后长期主教广雅书院,著有《汉书管见》、《无邪堂答问》诸书。百年来的朱一新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在讲到晚清学术史时一笔带过。民国时期,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讲朱氏置于陈澧之附,学者论及时多从其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在台湾,偶有论文而无专著,而在大陆,情形更加寥落,略有影响的,只有九十年代王元化先生倡导重视朱一新提出的学风问题。而曹美秀女士的《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以煌煌四十万言,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

  《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的切入角度,是朱一新对晚清思潮的回应。晚清思潮,因为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由不满乾嘉考据之繁琐而有汉宋争论之兴起与宋学之重振,由常州学派之余绪而有今文经学之勃兴,由考据之余波而有史学考订、子部典籍整理之潮流。从思想史角度来讲,汉宋之争与今古文之争,又为当时思想之潮流,且影响后世深远者。《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一书,分别从朱一新与晚清汉宋之争、今文经学、理学、诸子学四个角度,全面地论述了朱一新的思想。书中细密的考证,严格的论述,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学养与功力。并且,作者通过阐述朱一新对晚清思潮的回应,而把朱氏深深的嵌入晚清的思想格局之中,在晚清思想图景中为朱氏确立一席之地。

  

  汉学与宋学

  

  谈论古代学人,由其现实关怀而关注其学术态度,尤为重要。尤其是对思想史上的大人物,那些伟大的注经经师,他们的学术倾向,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现实关怀乃至政治意图。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把学术当做政治的工具,而是学术的选择往往包含有学人自身的政治关怀。

  在《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中,曹美秀女士多次谈到,朱一新有一种“学术史的眼光”。朱一新屡次汉宋并说,如言:“宋学之有宗旨,犹汉学之有家法。拘于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经;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以言学术。” 在晚清主张兼采的陈澧、朱一新身上,这种“学术史的眼光”表现得非常明显。学术史的眼光,意味着对传统首先进行客观化、知识化,而后再对各派利病进行权衡评析。与此相对的是经师的态度,则更强调经学的立场,而对传统知识有明确的是非与取舍。这种眼光,其得在于能够以持平的态度,客观地看待历史上的学问;而其失则在于貌似兼收并蓄,实则无法融合不同学说于一炉,而徒言兼收而已。而朱一新正是在汉宋之争的思想背景中,选择宋学作为其基本价值理念。

  汉宋之争,为有清一代学术论争的一大话题,其中关涉到对经学之本源的不同认识。自江藩《汉学师承记》、方东树《汉学商兑》,汉宋争论显明化。其后才有陈澧、朱一新诸多儒者唱汉宋兼采之说。对朱一新的研究,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其置于陈澧之后,强调朱氏与陈澧同主“汉宋兼采”,而其学不出陈澧之范围。钱穆之后的朱一新研究,多以此论为准则,即便有新出之论,也多以此为基础。曹美秀女士的《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第一次雄辩地证明了钱穆之论的不足。

  在朱一新的《答濮甘潜同年书》中,他写到:“生平学鲜心得,经训尤疏,汉、宋学术,虽尝涉其藩篱,而皆未能卒业。窃观两汉、两宋诸大儒,莫不学贯天人,门径虽殊,成功则一。王学及汉学家之甚嚣尘上者,固不足以知之,即近儒於沟通汉、宋者,亦徒据一二端之近似,而未能尽观其深也。” 曹女士以极其细密的心思,从这句话中窥见:“由陈澧的论点看来,他与朱一新所批评的时人观点,正相一致,可见朱一新所批评的当时学者,亦包括陈澧在内。” 由此出发,而明确揭开陈澧、朱一新学术取向的不同。在当时,陈澧、朱一新之共同点,在于极不满于乾嘉考据之风,又不满于今文经学所谓微言大义,于是希望在这两种思潮之外,寻找一种新的学术路径。而且,他们都认为,在既往的学术史上,汉学、宋学都有益于世,在汉学上,陈澧重郑玄,朱一新重西汉儒者,在宋学上,他们都推重朱子。他们共同倡导一种扎实的学风,希望以此培养新的政治人才,以救时弊。但是,两人的学术取向,事实上大相径庭。朱一新对陈澧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汉儒通义》。陈澧《汉儒通义序》云:“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宋儒讥汉儒说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崇汉学,发明训诂,可谓盛矣。澧以为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谨录其说以为一书。” 是书从汉儒的经注中采摭体现思想的片言只语,附入“天地”、“阴阳”、“道”、“理”、“心”、“性”等门类之中。这种做法,对提示“经注中的思想”的存在,有不可磨灭的意义;但是,汉人经注中的思想,绝不是如陈澧所采摭的那样,两汉经师传经不同,家法各异,宗旨也各异。陈澧的收集整理,只能说体现了汉代经师某些零碎的思想,而非真正的汉儒义理。所以,朱一新说他“亦徒据一二端之近似,而未能尽观其深也”,正是一语中的。在《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中,作者更进一步厘清汉宋学的内涵:“汉宋之争至少蕴涵着三个面向的问题:义理与考据;汉朝学术与宋朝学术;乾、嘉学术与宋学。” 在这三个面向的对比中,作者认为,“同样以汉、宋相承,陈澧认为宋学是在汉学的框架中发展,不出汉学的范围;朱一新则认为宋学是在汉学基础上的突破性前进,非汉学所能限制。” 从目的上来说,“陈澧重视乾、嘉学术与能够学的相同处,以有效地提倡汉学;朱一新则强调宋学的长处即乾、嘉学术所欠缺,以期恢复宋学。” 这些断语,都证据确凿而理解深刻,足以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非并补其不足。

  

  今文与古文

  

  朱一新在学术史上备受注意的,更加是他对今古文经学的看法,这具体体现在朱氏对康有为的回应以及《无邪堂答问》中数则长篇论述之中。《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统计,“今存康、朱往来的书信,《拙庵丛稿》收有八封(《佩弦斋文存》五封,《杂存》三封)。” 其中,五封被苏舆编入《翼教丛编》第一卷,此五封书信,也是《翼教丛编》所收文章中对康有为思想最有力的回应。

  朱一新认为:“汉儒谓之‘大义’,宋儒谓之‘宗旨’,其揆一也。” 又云:“西汉大儒最重微言,宋儒多明大义,然精微要眇之说,宋儒固亦甚多,其言心性,乃大义之所从出,微言之所由寄。” 这种态度,决定了朱一新虽然以宋学为皈依,但是绝不排斥西汉今文经学之说。而这正是朱一新与康有为能够对话的基础。

  而朱一新之所以反对康有为之学,不是因为康有为学问本身的问题,而是有着朱一新深层次的考量。收录在《翼教丛编》中的《朱蓉生侍御答康有为第一书》中,朱一新评价反对康有为,不是从情感上厌恶公羊学,也不是从学理上反对公羊学,而是从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康有为所言,本来只能“心知其意”,不能“笔之于书”的。他说:“佛、老之所以异于吾道者,为其高也。高者可以心知其意,而不可笔之于书。” 笔之于书,便是把事情说穿了,而很多事情,是不能说穿的。因此,“凡事不可打通后壁,老庄、释氏皆打通后壁之书也。”而孔子,则不打通后壁,于是《论语》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子罕言性与命与道”,有“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为“打通后壁”,把不该说穿的话说穿了,结果只会是“愚者既不解,智者则易溺其心智,势不至败弃五常不止”,只能导致政治秩序与纲常伦纪的崩溃。诚然,康有为“以董生正宋儒,而并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 正是对传统经学的一种革命。而这种革命,乃是出于康有为全面改造政治的意图。朱一新对康有为的回应,表现出一种保守的态度,这与他认为救世当先培养新学风、新人才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朱、康之别,背后是他们对现实政治态度的保守与激进之异。在朱一新眼中,《公羊》之学,专讲“微言”,就像一个装着可怕的真理的匣子,必须由极少数“心知其意”的人守卫着,不能轻易打开,一旦打开,不但会导致学术的败坏,而且会导致政治的改组,可谓后患无穷,不可收拾。而康有为最致命的错误,正在于彻底打开了这个匣子。朱一新说:“道、咸以来,说经专重微言,而大义置之不讲,其所为微言者,有多强《六经》以就我,流弊无穷。” “微言”,指的是清代今文家所说之《公羊学》,“大义”,指的是宋学。他又说:“《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论,西汉大师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鲜不以为悖理伤教。故为此学者,稍不谨慎,流弊兹多。” 朱一新并不认为《公羊学》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只是不适合那样公开言说。而适合公开言说的,是像宋儒揭示的那些“大义”,人人可以得而行之,行之无弊的学说。正如朱一新对康有为所说的:“夫学术在平淡,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淡也。” 这才是朱一新对今文经学真正的态度,及其在价值中归于宋学之原因。

  概括《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所提到的朱一新对康有为的批评,有两点必须特别注意的。一是朱一新在第二封信中说到:“《诗》《书》《礼》《乐》,先王遗典,使皆以一家之说羼于其中,则孔子亦一刘歆耳。” 此说明确点出,康有为的学说,要把群经归诸孔子,却无意地造成夷孔子于诸子的结果。康有为之后,现代学术兴起,孔子不再是素王,圣人,而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此虽非康有为所能逆睹,然不能除康氏之咎。二是朱一新在第三封信中说到:“窃恐诋讦古人之不已,进而疑经。疑经之不已,进而疑圣,则其效可睹矣。” 康有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古史辨”正是继承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之疑经方法却抛弃了康氏的经学精神,从而生长出一套疑经疑圣的现代史学方法来。朱一新对康有为的批评,几乎可以说预示了康氏之学流行之后的学术发展趋向。

  《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梳理了朱一新对六经的看法,讲述了朱一新对今文经学“纯化”的批评,事实上,这也是朱一新思想中富有启发性之处。晚清今文经学兴起之后,今文经学家以《公羊传》义理解释其他一切经典,最典型体现在《论语》解释上。从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到宋翔凤的《论语发微》,直至戴望之《论语注》,以及朱一新去世之后始刊行的康有为《论语注》,都是以《公羊传》义理解释《论语》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的共同特征,在于把《论语》纳入公羊学的义理范畴之中。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评论这种做法道:“乃欲割裂经文以就己意,举《六经》微言大义尽以归《公羊》,然则圣门传经独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诸贤之纷纷也哉?” 朱氏与康有为第二书中,也对此一再辨析。在《论语》的解释史上,今文家说向为《论语》解释之一大派,或托诸《公羊》,或归于邵公,而朱一新对这种解释方式的批评,则非常值得今天重新重视。

  在今天,康有为与今文经学越来越受大陆学界的注意,近年,大陆学界对康有为晚年思想、康氏与孔教会的关系、康有为的政治哲学诸方面的研究,都备受瞩目。可以预料,随着大陆社会的发展,今文经学会越来越受重视。而康有为当年所提出的许多思想,例如以今文经学推动政制改革,回应民主与共和,回应基督教等等,都成为思考当代中国与未来中国的重要资源。当我们今天记住康有为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康有为的反对者,尤其是那些并非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而是出于学术思想的差异而提出的反对观点,在这些观点中,朱一新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从晚清到今天

  

  毫无疑问,《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的写作,投入了作者对朱一新贴切的同情,因而有深刻的理解。但凡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倘若不予以同情的理解,便容易隔靴搔痒,不着边际。而如果过于强调同情的理解,则容易导致被研究对象所牵制,因而失去批判的眼光。《论朱一新与晚清学术》在深入地揭示朱一新的学术世界时,似乎缺少跳出朱一新来看待朱一新的角度,这从作者对“汉宋兼采”思想的评析上可以看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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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半桶水晃晃 阿米塔-易 2012-07-18 01:19:41

  桑兵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在关于东塾学派一章有不少篇幅已述及朱一新。后来的《民国学界的老辈》等文已更多揭示所谓被遮蔽的思想传统。可惜此文中均未道即,完全忽略。此文作者似乎对相关学术史研究情况很陌生。
  
  治经学史甚深之朱维铮先生,亦反对各种提倡经学,乃至重抬民国、国民党、蒋介石的浅谬之论。
  
  所谓半桶水晃晃,越是国学不深之人,反而越喜欢妄谈国学。明人谈经而经学亡,今人亦有样学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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