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刚:论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范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 次 更新时间:2012-07-15 08: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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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  

  

  【摘要】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范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范围仅限于侵犯财产罪;另一种则认为还应包括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有法条关系的犯罪;再一种认为,仅有部分侵犯了财产法益的特殊犯罪才能转化为抢劫罪。本文对以上各观点进行了评价,立足于体系解释的原理,主张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转化型抢劫罪的范围应特指盗窃罪(第二百六十四条)、诈骗罪(第二百六十六条)和抢夺罪(第二百六十七条)。

  【关键词】转化型抢劫罪;法条竞合;体系解释

  

  一、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范围的争论

  

  在1997年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分别规定了抢劫罪(第二百六十三条)、盗窃罪(第二百六十四条)、诈骗罪(第二百六十六条)和抢夺罪(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了转化型抢劫罪,理论上又称准抢劫罪,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按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范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可转化为抢劫罪的犯罪应指本章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和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罪名。不能以此类推到其他犯罪,因为现行刑法明确废除了类推制度,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适用,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1};从严格的罪刑法定主义立场出发,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盗窃、诈骗、抢夺罪只限于普通盗窃、诈骗、抢夺罪{2}其他特殊盗窃、诈骗、抢夺罪,如盗伐林木罪,不能转化成抢劫罪{3}。

  第二种观点认为,可转化为抢劫罪的犯罪不限于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普通的盗窃、诈骗和抢夺罪,刑法分则中与此有法条竞合关系的特殊盗窃、诈骗、抢夺罪,在具备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法定条件下,都可转化为抢劫罪{4}。比如,冒充警察骗取财物,为了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当然可以转化成抢劫罪{5}。

  第三种观点主张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别对待。有的从实质解释论出发,认为普通盗窃、诈骗、抢夺罪属于侵犯财产法益的犯罪,凡是特殊的盗窃、诈骗、抢夺罪在侵犯了其他法益的同时又侵犯了财产法益,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就应按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转化为抢劫罪{6}。刑法分则22个特殊盗窃、诈骗、抢夺罪中,17个罪名具有财产犯罪的属性,另外5个罪名不具有财产犯罪性质。当行为人犯的是17个具有财产罪性质的特殊盗窃、诈骗、抢夺罪,同时具有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能够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转化为抢劫罪,另外5个则不可以转化。

  有的从法定刑出发,认为转化之后的法定刑要比转化之前要重,否则就不能转化。例如,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与盗窃罪、抢夺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据择一重罪处罚原则,要么转化为抢劫罪,要么仍按原罪名论处。具体而言,犯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犯抢劫罪,只有具备8种加重情节之一的,才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否则只能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当行为人犯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尔后又实施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且又有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8种加重情节之一的,则按抢劫罪论处。否则仍按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论。除此之外,还存在另外两种对立的观点:“应转化为抢劫罪”和“应转化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7}。

  

  二、对以上各观点的评析

  

  第一种观点单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没有进一步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具有第三种观点的缺陷,在此,仅讨论第三种观点的不足:

  (一)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入手,按法益归类的观点不妥

  首先,刑法分则根据不同法益把犯罪分为十类犯罪,除了第五章之外的犯罪,要么没有侵犯财产法益,要么不是以财产法益为主,到底哪些犯罪附带地侵犯了财产法益,很难具体地区分,在持此观点的学者中,有的就认为合同诈骗罪可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而否定以枪支、弹药、爆炸物、交通工具上的设备装置、交通设施、电力动力设施、易燃易爆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等为对象的犯罪可以成为其前提条件{8}。其次,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放火罪不仅危害了公共安全,也侵犯了财产法益。如果从这一论点出发,可以说分则中的任何犯罪都或多或少地侵犯了财产法益,贪污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或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客观上采取窃取、骗取等手段,对象具有财物性质,不仅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同时侵犯了财产法益,可以说贪污罪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特殊盗窃、诈骗性质的犯罪,那么行为人在贪污之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也应转化为抢劫罪,但该学者却明确反对。再次,该学者认为违禁品、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具有经济价值,盗窃这类物品可以转化为抢劫罪。那么现在的尸体多年后也可能成为人类化石,即使现在,被存放起来的伟大人物的尸体,同样具有经济价值,出入境证件、国有档案、国家机关公文、印章及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等所记载的内容重要性远远超过载体本身,它们同样具有、甚至大于普通财物的经济价值,该学者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缺乏理论的一贯性。该学者从实质的犯罪论出发,主张对刑法进行实质解释。即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从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角度进行判断,因此,对刑罚法规和构成要件的解释应该从这种实质角度进行{9}。但该学者在解释法规时,不是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而是从实质上考虑某罪是否具有另一罪的性质。若将此主张贯彻到底,恐怕有混淆罪之界限,扩大处罚范围之嫌。

  (二)由法定刑决定是否转化也不妥当,转化与否应由法律明确规定,而不能根据法定刑的轻重来判断。根据法定刑的轻重来决定行为触犯的罪名,有本末倒置之嫌

  “应转化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主张不合理。首先,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明确规定依照第二百六十三条(即普通抢劫罪)定罪处罚,以其他罪名定罪处罚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其次,如果行为人实施了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的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第三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的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第四百三十八条规定的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尔后又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根据论者的观点,行为人犯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尔后又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对行为人应该按抢劫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抢劫国有档案罪,抢劫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抢劫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论处,可是刑法并没有规定这些罪名。如果仅对枪支、弹药、爆炸物为对象的犯罪转化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对其他为对象的犯罪转化为普通抢劫罪,可是,它们都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六十七条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为何转化的规则不一样?是否也犯了以法定刑决定罪名的错误呢?

  “应转化为抢劫罪”的主张也不合理。如上所述,犯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如果把该罪转化为犯抢劫罪,则只能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只有具备8种加重情节之一的,才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行为人实施了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尔后又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对行为人的处刑反而降低,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此为其一。其二,由于刑法没有规定抢劫国有档案罪(也没有规定抢劫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抢劫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抢劫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通说认为,根据“举轻以明重”的解释原理[1],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按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论处。行为人实施了盗窃国有档案的行为,为了抗拒抓捕当场实施了暴力行为,按论者的主张,应转化为抢劫罪。比较而言,当场使用暴力进行劫取的行为通常比先盗窃后使用暴力行为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前一行为以盗窃国有档案罪(轻罪)论,后一行为以抢劫罪(重罪)论,这是不合理的。

  

  三、刑法的体系解释原理及本文的主张

  

  (一)体系解释

  刑法的解释就是对于刑法规范含义的阐明{10}。刑法规范之所以需要解释,主要因为刑法条文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稳定性,有的抽象用语具有多义性,加之现实生活的千姿百态和复杂多变,有些词语的含义又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难免使人们产生不同理解,为了统一理解,为了司法活动能够跟上客观情况的变化,就需要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

  按解释的方法,可以把刑法的解释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11}。文理解释,就是对法律条文的字义,包括单词、概念、术语,从文理上所作的解释。论理解释,就是按照立法精神,联系有关情况,从逻辑上所作的解释。

  笔者认为,论理解释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尤为重要。论理解释又可分为当然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反对解释、补正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12}。诸种解释对同一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时可能会得出差异或矛盾的结论,这时,要将解释结论与其他规范相比较,不会产生冲突的结论才是合理的解释结论。“法律条文只有当它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时才显示其真正的含义,或它所出现的项目会明确该条文的真正含义。有时,把它与其他的条文—同一法令或同一法典的其他条款一一比较,其含义也就明确了”{13}。对规范做出合理的解释有助于对整个法律规范的理解,反之亦然,整体与部分本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只能通过对其各部分的理解来理解,但是对其各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其整体的理解来理解。”{14}对个别法规范的解释,应放在整个法律体系下进行考查,与其他法律规范以及整个法律体系不冲突的结论才是正确的解释,换言之,采用其他方法解释时,还需考虑该结论是否符合体系解释。体系解释就是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时,要把它放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来考查,避免出现前后不照应或矛盾的现象,保持整个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刑法体系协调一致是刑法功能得以发挥的基础,体系解释是保证刑法体系协调的重要手段。

  例如,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索取他人的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其中的“他人”,按字面的意思是指除自己之外的自然人。如果在整个贪污受贿罪体系下来考查,我们会发现这种解释结论是不准确的。从受贿罪与行贿罪的构成及法定刑来看,前者的构成相对复杂、属于重罪,后者的构成相对简单、属于轻罪。如果行贿罪成立,受贿罪也应当成立。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了单位行贿罪,若单位构成行贿罪,那么接受财物的对象即国家工作人员必定构成受贿罪。否则,将出现危害轻的行为构成犯罪,危害重的行为反而不构成犯罪的奇怪现象。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义》中公开阐明,“一个本文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则应舍弃”{15}。从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出发,应将受贿罪中的“他人”解释为“自然人或者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同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中的“他人”也应解释为“自然人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二)本文的主张

  如果将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转化型抢劫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罪”,解释为包括与之有法条竞合关系的犯罪,会导致以下问题:

  首先,有扩张解释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扩张解释并不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扩张解释在罪刑法定主义要求下,必须其结果合乎体系解释”{16},“扩张解释的结论必须与刑法相关条文的内容以及刑法的整体精神相协调”{17}。换言之,扩张解释只有不违背体系解释结论时才是正确的。将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进行扩张解释,就会出现“对危害重的行为量刑低,对危害轻的行为量刑重”或者“有的犯罪能转化,有的犯罪不能转化”或者“缺乏法律依据”等互相矛盾的现象,破坏了刑法体系的完整性。

  其次,掩盖了或者曲解了有关法律解释的精神。

  1.掩盖了有关法律解释的意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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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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