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大学人的饭碗与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7 次 更新时间:2012-07-07 15: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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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钊  

  ……比如,因为参与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被检举,不久又发表赞美满洲国建设的文章——这就可以既看作出于个人自发的言行,也可以看作是转向。自发与转向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共同研究:转向·上》,第2—7页)

  

  鹤见俊辅在《共同研究:转向》的序言中,还提出另一个尖锐的重要问题,当时来自权力的压力是否强大到非屈服、“转向”不可?他说:

  

  战后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当有谁拿出关于转向的资料,一提出“为什么当年不得不转向?”这个问题时,那些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政治家、学者、宗教家就迫不及待出来辩解说“(转向)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对这“为了生活”说法,有必要用“为了维持特定水平的生活”的内涵来限定。根据这个“为了维持特定生活水平”的前提,也就排除了以下六种选择的可能性:1,死亡、2,发疯或其他病态、3,流亡、4,判刑、5,转业、6,沉默。大部分日本的公共名人(public figures),对这六种选择连考虑也曾不考虑过。……(《共同研究:转向·上》,第8—9页)

  

  鹤见俊辅认为前四种选择对与人生来说,当然太残酷了,避免这样结果是人之常情,那么后两种选择怎么样呢?

  

  转业,在昭和年代几乎没有人尝试过,也是这个阶段日本史的特征。学者必须依然当学者,政治家、评论家也是如此。与固定的身份意识、从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身份意识的存在密切相关,所以他们都拒绝转业来维持生计。这个课题值得注意,需要与欧洲、美国和中国作一比较。……沉默,……很多人就此会脱离公共生活,难以确保既有的社会地位,所以沉默对于日本的公共名人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是一个不能使得“转向”仅仅停留在内心(而必须公开的)原因。(《共同研究:转向·上》,第9页)

  

  当年也有身不由己不得不离开大学的:1933年泷川幸辰因为批判“治安维持法”被京大解雇后,成了开业律师。日本制造出一个满洲国后,战争势态带来了的经济增长,不仅改变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老问题,即使有政治前科的知识分子已不难在转向后找到谋生饭碗。

  

  鹤见俊辅等人关于转向的共同研究中,不是单纯分析转向者思想演变过程,不仅注意到他们遭受外来权力强制的类型和程度,还考虑到他们出身家庭、学历、成年后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方方面面的个人要因。这些要因对转向产生非常重要、直接的影响。中册收录的鹤见俊辅《翼赞运动的学问论》(《翼賛運動の学問論》)一文涉及清水几太郎当年转向及其学风转变,也是为了证明了上述个人各种要因,在一定外界条件刺激下,会诱发一种在他人看来是急骤180度转弯的思想、信仰上的“转向”。 可惜,鹤见俊辅在这篇50多年前文章中,关于清水几太郎谈得太简单了,清水几太郎这个人物可以说昭和史上最典型的“转向”代表人物,集“转向”、“假转向”、“半转向”、“再转向”于一身,因此也是一位对其评价具有争议的知识分子。

  

  中国读者大多只知道清水几太郎是个1950年代日本站在安保斗争前列的左翼进步文化人,和平运动的领袖、大学教授、评论家、社会学学者,殊不知清水几太郎在战争时期附和大政翼赞运动,鼓吹战争新体制下“新国民文化”建设的“转向”言行;中国读者大多也不知道1970年代末起,他从左翼岩波书店的综合性杂志《思想》、《世界》的写手,转变为右翼杂志《诸君》、《文艺春秋》的写手,晚年又在一些文章中[《戦後を疑う》(《中央公论》,1978年6月号)、《日本よ国家たれ 核の選択》(《诸君》,1980年7月号)],批判战后民主主义,发表为战前治安维持法辩护,主张日本为了强化国防甚至可以核武装等言论,从进步左派文化人的立场上又急骤向右激进“再转向”。 这个“再转向”当时引起文化界、学术界、出版界很大震动。当文艺春秋社社长和《诸君》主编听到约稿的小编辑说清水几太郎愿意为他们刊物写专栏,简直不敢相信,骂小编辑:“傻瓜,清水几太郎怎么可能为我们文春社写稿呢!”有人称这是评论界的洛克希特事件。

  

  清水几太郎在大学时代、昭和初年曾在“苏维埃之友”左翼团体学过俄文、读过布哈林的《唯物史论》,对孔德、杜威、西美尔等人思想感兴趣。1933年因为教授户田贞三不再让他当助教,不得不离开东京大学后,他靠为媒体写时评为生,最开始写的文章多是从自由主义立场批判超国家主义。近卫文磨的大政翼赞运动展开不久,舆论媒体受到严格统制,清水几太郎很快顺应时势,“转向”依附国家权力。1938年至1941年为《朝日新闻》写文化专栏。1941年起到战败一直是《读卖新闻》评论委员,专写社论。鹤见俊辅在文章中,认为清水“转向”主要原由是为了生计:“只有写这样的稿子,才能保障生活,自己没有后退之处,既不能回到大学教书,也没有回到故乡去的可能。”因为到他父亲一代,家境败落,上中学时,遇到关东大地震,只能在马路上搭建的棚户里栖身,因为是东京城市出身,连回家乡务农的可能也没有——少年时代遭受的这次生计威胁的恐惧记忆,贯穿一生。所以,他以写稿为生之后,一贯采用隐晦笔法,晦涩的修辞来表达自己思想,避免遭受审查,失去饭碗。战后,民主社会没有这种写作禁忌了,1956年他在《我的心路历程》(《私の心の遍歴》)一文中坦诚说出自己为何一直小心翼翼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相当距离的原因:

  

  我不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说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去行动,……那样的话,不仅不能够出人头地,而且还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入高中那年,就实施治安维持法了。对于批判天皇制、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可以判处无期徒刑乃至死刑。搞马克思主义的话,与出人头地是背道而驰的道路。那时这种思想我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内心一直为此感到不安。(《共同研究:转向·中》,第167页)

  

  鹤见俊辅援引这段回忆文字,证实担忧生计无着落——实际是“为了维持特定生活水平”是清水几太郎很快“转向”最根本的动机、原由。战后同属左翼的日高六郎等人曾为清水当年所写的社论辩护:认为他是夹带自由主义思想隐微写作,为他的战前写作转向辩解。但是,这种隐晦的话语,全都是在肯定大东亚战争必定胜利,宣传了一大通翼赞运动的陈词滥调后才夹带进去的,除了清水的个别知交会注意到,一般读者谁能体察得到他的隐微写作?不久,倒是清水几太郎自己在一篇题为《体验与内省》(1946年6月号《朝日评论》)文章中为自己辩解、标榜时,却坦白了一点自己“转向”的思想根源:

  

  最近的言论中已经不见10多年战争中的那种痕迹了,讨论到战争时,不是说国民是“反对战争”的,就是说“受了欺骗”。总之,这样的前提,以这个为前提,人们都可以避免自我批判了。其实,知识阶层却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从西洋的学术学到的理性精神与经过日常各种社会经验结合之后沉淀在意识深处的民族主义,在知识阶层内心奇妙地结合起来,并存,有时是分裂的。他们对民族、国家投以轻蔑、厌恶的言语,可是在这样言语背后隐藏着爱。这种爱在表达过程中,就转化为对当时政府、军阀所操纵的日本的爱。本来应当爱的东西被某个时候应该厌恶的对象所替换了,在无意识之间,爱上了憎恨的东西——为了纯洁的自我反而加深了矛盾。

  

  清水几太郎的晚年急骤向右转,只是这种“沉淀到意识深处的民族主义”再度浮出水面。1930、40年代转向追随大政翼赞运动的媒体人、1950、60年代成为反安保条约的左翼进步文化人、1970年代末起,晚年再度向右转的社会学学者——同一个清水几太郎,都是为了这种对民族、国家纯洁的爱而“转向”的?

  

  清水几太郎和前述的博比奥不一样,博比奥是逮捕后面对酷刑屈服,以后内心还是坚持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直到生命最后还是坚持他的信仰。按照鹤见俊辅分类博比奥是“假转向”,但是清水几太郎最初的“转向”是防患于未然,信仰一生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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