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又是甲申年。60年前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郭文）中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问题，这就是郭文结束前带有总结性的那段感慨：“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戳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我想就这一问题试着谈一些想法。
一、推断李自成杀功臣缺乏足够依据
郭文以李自成杀李岩为依据抒发了中国历史上屠戳功臣的警世箴言。这里我想专门讨论李自成有没有屠戳功臣的史实依据。郭沫若的论述主要根据《明史•李自成传》，下面这段话是郭文立论的根据，讨论中要反复引用，不妨先抄录于下: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群贼解体。
《明史》创修于顺治二年（1645年），到乾隆四年（1739年）才刊行，历时94年之久。其间，已有《明史纪事本末》和一些野史、轶闻、小说陆续问世。一方面，《剿闯小史》、《明亡述略》、《明季北略》、《绥寇纪略》、《罪惟录》、《平寇志》等上都有牛金星进谮，李自成杀李岩的记载，只是具体细节略有出入。另一方面，《烈皇小识》、《甲申传信录》等则未载李岩其人。《甲申传信录》中列出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分封的39名将帅和21名文官的名单，其中就没有李岩的名字，当然更没有李岩被杀的事了。更值得重视的是，《豫变纪略》作者是清初的郑廉（商丘人），与李岩（杞县人）是近乡，说，“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夥，岂无见闻”，“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李岩是“乌有先生”，且《杞县志》中也无李岩其人。成书较《明史》早70多年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写了李岩投奔李自成起义事，但未载李岩被李自成杀害事。总之，有否李岩其人其事，至今尚有异议。顾诚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李岩质疑》一文中通过详细考证，认为历史上并无李岩其人。
历史界关于李岩的争论暂置不议，否则此文就讨论不下去了。我下面讨论的还是以郭文所本的《明史》那段话为准。这段话中关键的是“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这句话，这句话的关键又全在“令”这个词。
“令”，怎么个“令”法？这对根据这句话判定李自成有没有杀李岩，从而推断是不是屠戳功臣十分关键。是手令？口令？诏令？密令？指令？命令？《明史》没有具体说明，也没有其他史料可以说明。这就留下了一块空白，学者见仁见智，作了不同分析；小说家更是乐山乐水，写了多样演绎。如三部影响较大的小说，对这个“令”字的描述就完全不同。蔡东藩的《明史通俗演义》中只是在写完李自成之死后提了一句“李岩已为牛金星所谮，早已被自成杀死，不在话下”。话虽不多，却突出了牛金星的一个“谮”字，而回避了李自成的一个“令”字。1932年，李自成的乡人，作家李宝忠历经4年完成了《永昌演义》，即后来的《李自成演义》，更着重描写了牛金星的“谮”。到1999年，姚雪垠小说《李自成》第五卷问世，其中的描述则又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光景。姚雪垠把李岩被杀的过程完全描写成李自成主动怀疑李岩有野心，决心除掉他。我不想评价小说家的谁是谁非，谁对谁错，更不想引用谁的材料来为我自己的观点说事，只是想说明《明史》上过于简单的记述，确实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空白，也为后人造成了一个随意想像的空间。但是，小说家可以随意编，学者却不能随意引、随意写。凭这一个“令”字推断李自成杀功臣，我觉得“太险”。
其次，从李自成和牛金星二人的人品来看，各种史料的表述大致相似，都认为李自成为人较大度，没有什么对人疑神疑鬼的情事，对属下能团结宽容。郭文中说：“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史料中没有李自成以往猜疑李岩的迹象。可是《明史》中却在李岩作了请兵保河南的建议后，牛金星以李岩“非能久下人者”而“谮其欲反”时，李自成即“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这过程不符合李自成一贯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感情变化的逻辑，李自成政治上再不成熟也不致会如此误断。至于牛金星，史家基本上都认为此人是阴险狠毒，又贪又诈的小人。牛金星挟嫌忌才，设计陷害李岩的可能性倒是存在的。其实郭沫若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郭文中说：“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郭文中还说：“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从这里可以感到郭沫若的良苦用心，一方面他接受“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的记述以引出最后总结中的一段大道理，但在感情上确实还是同情李自成，痛恨牛金星的。那么，如果现在我硬要另立一个假设：这一切都是牛金星干的，狡诈的牛金星事后到处放风说是李自成下的“令”，当时兵荒马乱，谣言四起，一传十，十传百，以讹传讹，“三人成虎”，“曾参杀人”，谣言就成了事实，直至写进了《明史》。尽管《明史》是一部优良的正史，但记载有误而逐渐被后人纠错之处也已非一二。如果我硬要这样假设，有谁能拿出过硬的史实证明我的假设一定不对？当然，我不是真要这样硬来，只是想说，认为是李自成下的“令”，或认为不是李自成下的“令”，同样没有过硬的旁证；只是想进而说明仅凭《明史》上的这个“令”字推出李自成杀功臣的结论，确实“太险”。
再次，李自成即使杀了李岩也不是杀功臣的性质。因为李岩的建议是当李自成败退时建议自己去河南收拾局面，以保败军安全西撤。如果真的因为牛金星进谮，李自成起疑而下“令”杀了李岩，那也只是属于起义首领内部因各种利益冲突或主张不一而时有发生的自相残杀或设计谋杀之类的性质，而不是“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戳功臣”的性质。
最后，总的来看，李自成对“功臣”不仅没有“屠戳”，而且过于宽纵。李自成两次登基都是短命：西安登基后只一个月就发兵东征；北京登基后只一天就撤军西逃。即使李自成有杀功臣的意图，也还没有可以杀功臣的条件。所以郭文在判定李自成“断无例外”的同时，还是说他“对于李岩们的诛戳未免太早了”。我下面想讨论的倒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起义队伍总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起义早期和晚期领导集团上层人事的更迭，先期的相形见绌者淘汰，后来的德才兼备者晋进，有严重错误者处分，有变节行为者处决，吐故纳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原是无可厚非的。《甲申传信录》上所列的60位文臣武将却没有一个人后来被李自成处分或处决掉的，领导集团中的主要人员始终是牛金星、刘宗敏、宋献策、田见秀、宋企郊、顾君恩、李过等人。其中，牛金星、刘宗敏这样一些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领导始终身居高位。尽管李自成年纪较轻，阅历不够，但像牛金星、刘宗敏这样的严重错误还不至于看不出来，尤其像牛金星这个腐酸透顶、劣迹昭著的人。看来李自成对早期一起举事的人还是过于重江湖义气，讲哥们儿情谊，过于宽纵姑息那些奸邪之徒。可见李自成的问题不是滥杀功臣的问题，而是对那些品质不好，起义早期曾经有“功”而犯下严重错误的“臣下”处理得不够果断的问题，最后起义大业竟就坏在了这些人手里。
二、郭沫若警示功臣问题的良苦用心
上面的分析其实是很浅显的，有深厚造诣的历史学家郭沫若不会想不到。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还非要运这一险笔呢？可能的原因是郭沫若出于史家的良知，深感历史上功臣问题的严重性，尤其写作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在即，国家统一有望的重要时刻，是一个应该提出的问题，而文章又要围绕甲申年发生的事情来写，于是就只能从“自成令金星饮岩，杀之”这句话入手展开。纵然这是一段“险文”，但也只好从这里切入，作者复杂的心曲和良苦用心，从文章中还是感觉得到的。
为要说清楚这个推断，需要将当时国内外形势简单地复习一下。郭文发表于1944年3月19日。从国际形势看，1941年英美同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1月美英军队在北非登陆，次年5月在意大利登陆，1943年2月苏联开始战略反攻。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1944年6月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1945年初英美苏军队分路攻入德国本土，5月2日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接着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可见，郭文发表时正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转折时刻。
从国内形势看，1944年，战略相持阶段即将结束，战略反攻阶段即将开始，抗日战争已胜利在望。这从当时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时局的分析中都可以反映出来。早在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就指出“国际局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现在无论何方均已感到了这一变化。欧洲轴心国是感到了这一变化的；希特勒采取了最后挣扎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感到走投无路，它的政策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作最后挣扎。”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说：“1943年，直到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美国的反攻增强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苏联红军严重打击之下有摇摇欲倒之势。”1944年10月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又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1945年4月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发表，说明毛泽东早已在考虑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建设问题了。正是基于这种形势的到来，才有了毛泽东以李自成为鉴戒警惕胜利后骄傲的论述。蒋介石对当时的形势也看清楚了，而且动作很快，准备“下山摘桃子”了。1943年3月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接着又出版了《新中国》。蒋介石不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成竹在胸，踌蹰满志，而且正在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主张设计未来中国的政治构架。书中还特别宣称国民党是中国命运的决定者，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军阀”，暗示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这倒真有点“磨刀霍霍”的样子，准备“杀功臣”了。
郭文发表后，国民党《中央日报》立即着手写社论抨击。但是，写什么呢？最后竟是说郭文以明朝亡国来“影射当局”，“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这种鼓噪其实是很牵强可笑的，真有点是神经衰弱者的歇斯底里。事实上，当时国民党已经以胜利者自居，认为很快就要进入世界四强之一。重庆官场上灯红酒绿，夜夜笙歌。尽管前方还很“吃紧”，后方却在“紧吃”。“接收”大员们一年后就开赴沦陷区“劫收”敌产，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要说影射他们“战败”、“亡国”是断然不合情理的；要说他们有胜利者的骄傲倒是合乎事实的。只是他们不会自比李自成这些“流寇”们来抨击郭文。郭文写了开国君主杀功臣的问题，这在历代都是敏感问题，是谁也不敢触及的“禁区”。国民党的文人们当然也不敢以这点来抨击郭文。郭沫若作为革命的文学家、史学家，是国民党的眼中钉，写了这样一篇有分量的史论兼政论，共产党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3月19-22日已分四天予以连载了，国民党方面当然不得不作出反应。于是3月24日，《中央日报》只好迫不及待地勉强撰文，只好指责郭文“以明亡影射当局”为由写一些不伦不类的文章了。对此，郭沫若在1972年再版《附识》中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国民党文人的窘境和丑态就在郭沫若这轻描淡写的“悯笑”二字中刻画出来了。
郭沫若写此文的直接原因是重庆文化界为纪念明亡三百年而集稿，因此必须写甲申年发生的事情。要纪念明亡，当然会涉及明王朝的腐败与衰亡、李自成的胜利与失败、大清的崛起与入关等重大历史事件。有关这些和围绕郭文前前后后的不少问题，已有很多作者论述，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本文关心的是郭沫若为什么在文章中要警示开国君主杀功臣问题。崇祯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国与开国君主杀功臣是不相干的事，在现有论述明亡历史的众多文章中也确实没有谁推及开国君主杀功臣的问题的。而郭沫若偏要在纪念明亡三百年时论及杀功臣，这只能说明郭沫若本已有要写警示杀功臣问题的意念，现在就以李自成杀李岩这一并不很过硬的史实为由借题发挥，抒胸中块垒。我们今天是可以理解郭沫若苦心孤诣的史家良知的。郭文提出这一问题，想必作者心中对现实是有所考虑的，但未必就完全是在影射国民党。他是在普遍意义上提出的，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提的。因此，文中用了“大凡”、“公例”、“断无例外”等词。正因为郭沫若把这一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普遍问题来提出，才振聋发聩、惊世骇俗，才值得我们今天对这一现象继续研究下去。这正是郭文深刻启示之所在，也正是有自觉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家郭沫若的远见卓识之所在。
三、功臣悲剧的根源是封建政治体制
开国君主杀功臣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断发生，这就不能仅从各个君主的个人性格、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和行为定势等的原因来说明了，只有从封建政治体制的源头上去分析才能看清事物本质。酿成开国君主杀功臣这一历史悲剧的主要根源是封建政治体制中的个人专权制、终身制和世袭制。
中国的封建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朕即国家”，“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不仅具有最后决策权，而且每句话都是“金科玉律”，“言出必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甚至赐臣以死时，还要臣下“谢主隆恩”，口呼“万岁”。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已使这套“主”与“奴”的君臣关系深入人心、融入伦理、形成制度、凝成法律。而且君主杀人全凭他一人好恶，根本不必履行司法程序。久而久之，在中国朝廷中君臣之间就形成了特有的“帝王心态”和“子民心态”。
开国君主大多有雄才大略，“帝王心态”在这一群体中自然更为突出。打天下时，大敌当前，目标一致，能比较谦和，折节下士；坐天下时，乾纲独断，就“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了。因此，“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就成为开国君臣关系中的普遍现象。皇权是不可分割、不可分享的，开国君主杀功臣的第一层意思是怕权力受到威胁，于是对属下稍有疑虑，真伪未辨，即以“杀”之为安。这“杀”字，不只是指“杀头”，还广义地包括“贬”、“废”、“放”、“坐”、“囚”等，总之是不再让你在“卧榻之侧”想入非非，鼾声阵阵了。
第二层意思是，打天下时，开国君主一般直接活动在底层，深入实际，了解实情，决策正确的时候居多；即使有不准确的地方，听取下属意见，心理障碍较少，也可以及时改正。坐天下时，一国之事，系于一身，难以深入实际，了解实情，决策错误的时候就多起来了，纵有下属进谏，已经滋长了的“帝王心态”就容不得这些逆耳忠言了，更谈不上改正了。而且“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当君主自己的治国方略一旦形成，再听到反面意见就认为下属渐萌“异心”；即使不是“异心”，也是“不能体察圣意”，“不听招呼”，干脆一“杀”了之。
再一层意思是，君位的终身制与君主老龄化的矛盾愈益凸显。君主老了，“帝王心态”上又加了一层“老人心态”，性情更加孤僻、执拗，有的，事实上已是“病夫治国”。原本很开朗宽厚的人，这时却常狐疑猜测，自我封闭。另一方面，英雄迟暮，内心却还不服老，想逞能。但老君主久居深宫，群小包围，经常听不到实情，判断就经常失误，因此，中国古代的开国君主很少能够跳出“早年功劳很大，晚年错误很多”这个周期率的。这样，到晚年，与臣下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因此开国君主在晚年杀功臣的特别多，与这一层意思不无关系。
最后，君位的世袭制更使开国君主杀功臣多了一层动机。封建帝制是“家天下”，“家族所有制”。老君主要考虑自己的子孙能否久享大统，特别是开国后第二、第三代皇嗣能否驾御朝政。秦隋殷鉴不远，二世而亡的教训自然成了历代开国君主的心病。因此，当开国君主感到自己的储君较弱难以御下时，功臣被杀的就更多了。
在长期封建政治体制下，君主一方有以上种种原因导致杀功臣，这遂成为中国古代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那么，在功臣方面又有哪些“心态”和“对策”，从而导致不同的命运呢？
很多功臣并不意识到君主的“帝王心态”，他们等待着“论功行赏”、“封妻荫子”、“永享富贵”。有的还“居功自傲”，“拥兵自重”，甚至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干扰君主的一些有益的改革措施，直到大祸临头时才惊呼“藏弓烹狗”，他们的悲剧是“至死不明白”。
有些功臣没有意识到开国后君臣关系的角色变化，也没有理解君主开国后新的意图和“帝王心态”的萌生，一味按过去的作风和章法办事，主观上想忠君尽职，有的还确实做出了很好的政绩，但君主的感觉未必如此。“功高震主”，反而惹祸杀身。“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这种悲剧也是常有的。
很多功臣知道“伴君如伴虎”，于是谨言慎行，逆来顺受，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从不干上“逆鳞”，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们希望能保个平安，到时告老还乡，求得善终。这些功臣活得很苦很累，其中有些勉强保住了平安，有些却仍难免各种不测，以悲剧告终。
有些功臣摸透了“帝王心态”，一味揣摩君主心理，迎合君主意图，取得君主欢心，逐渐演变成君主身边的佞臣、弄臣、权臣。一旦时机到来，各种擅权谋逆之事往往就发生在这一层人身上。按说开国君主最应警惕的是这一类人，但却往往被这类人蒙蔽而难以警觉，这又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历史悲剧。
开国后君臣关系如此复杂，一些深明事理的功臣就采取主动回避的方式，远离朝廷，退出政界。有的云游四海，寄情山水；有的著书立说，耕读自娱；有的金屋藏娇，浅斟低唱；有的含饴弄孙，坐享天伦。这对他们个人来说是一种摆脱，但对国家来说仍是一种损失，从根本上来说也还是一种悲剧。
开国君主屠戳功臣的悲剧既然是体制性的悲剧，解决这悲剧的根本措施也必须锁定在彻底消除封建政治体制上，其中主要的是君主个人专权制、终身制和世袭制。在我国，解决这个问题，须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基本上结束了世袭制。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本上结束了终身制。个人专权现象比较复杂，涉及民主与法制建设和国民素质提高等根本问题。中国既有过去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影响，还有解放后20多年“左”倾空想共产主义和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影响；既有上面的问题，也有下面的问题。中国目前还不可能立即实施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毕竟“稳定压倒一切”，因此必须在体制内逐步改革。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正确掌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度”，这就有赖于中央的高度领导艺术了。卓有远见的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明确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可见，问题的症结已经看清楚了。如何克服这些现象，这就是现在党中央正逐步着手做的事了。从十六大报告到十届人大修改部分宪法内容，新一届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解决邓小平所指出的那些弊端，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方面稳步地推进了不少工作。如加强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问题，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问题，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实施公务员问责制度问题，增加行政透明度问题，审计公开化问题等等，都是有利于消除个人专权现象，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障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实施所作的种种有效努力。特别值得称颂的是胡锦涛在2004年初中纪委三中全会上还提出了对党和政府的权力制约机制和建立综合运用包括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监督机制问题，这在执政理念上是极为重要的进步。现在，党和政府正在朝这方面进行切实的努力，形势是很好的，这也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翘首企盼的。
中国历史上的功臣悲剧，只有在政治民主的推进中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实施之日，也就是功臣悲剧从根本上结束之时。到那时，郭沫若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
原载：《同舟共进》，2004年第9期，28~32
秦伯益，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