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的季节到了，我在苏州大学的校园里散步，随时可以看到一小群一小群的学生身着学位服在一起照相留念。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特殊的学生，他叫林水金，台湾新竹县人，今年67岁。2008年，他考上了苏州大学金融系，念金融学博士；今年，他取得了学位。苏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他身穿红黑二色博士服的照片。

正好又在网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一位49岁名叫黄金焰的安徽农民，儿子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毕业生，正好带队去参加墨西哥机器人足球世界杯。黄金焰和妻子特意从打工地新疆克拉玛依来京，替儿子“毕业”。他代替儿子穿上了学士服，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在千千万万身穿学位服的毕业生中，农民黄金焰的学位服是特别有意义的。

美国的毕业季节来得比中国早一些，一般是五月中旬，我和妻子同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参加我们孩子的医学院毕业典礼，也见到了特殊的一幕。今年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有150名医学博士和50名哲学博士获得学位，他们穿着学位服坐在会场中央，家长们则在四周就坐。当学院的领导讲话和为一些教授和学生授奖时，会场响起阵阵短暂的礼貌掌声。但是，有两次的掌声则完全不同。

在这150名医学博士中有一名罹患了血癌，另一面则因为恶性脑瘤刚刚动过手术。前一位无法亲自来到会场，他发来了一个视频。他身上插着许多输液管，但却穿上学位服，站起来向人们招手。后一位亲自来到会场，和其它学生一样，身着学位服，从院长手里接过学位证书。当这两位学生出现在会场的大屏幕上时，全体毕业生和全体家长从座位上站立起来，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在今天的校园文化中，对于学生们来说，穿上学位服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表示他们在学习生涯中已经取得了某种成就，或标志他们学子生涯的结束。大多数的学生是幸运的，学校生活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自然阶段。而学位服不过是毕业仪式中的一件道具而已。但是，对于67岁的台湾人林水金，49岁的安徽农民黄金焰和那两位罹患了绝症的哥伦比亚医学生来说，学位服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学位服可以追溯到西方的中世纪，然而，在中世纪大学开始出现学位服之前，这种特殊的服装大致不过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校服”，并没有学业结束的意思。在中世纪的欧洲，城镇里的男男女女都穿长袍，寒冷的大厅和透风的建筑使得人们不得不披上长及地面，并连着头巾（hood，兜帽，又叫坎肩）的长袍。从十三世纪开始，随着学院体制的推广，学位服才渐渐成为一种标志不同学历程度的仪式性服饰。

现在的学位服是由长袍、头巾、帽子和流苏组成的。长袍是最主要的，学士的长袍是敞袖（有的是半长的袖子）；硕士的长袍是方袖，袖口敞开，呈弧形；博士的长袍是喇叭袖。头巾是从中世纪的兜帽演化而来的，现在只是一块从肩部垂到背部的坎肩，只有硕士和博士的学位服才有这种被称作为“头巾”的坎肩。帽子分两种，一种是学士帽，因为是四方的平帽，看上去像是摸灰泥的工具，所以又俗称“镘板”（mortarboard）。硕士、博士戴的才叫做“帽子”（tam，又称便帽），是用天鹅绒材料制作的，硕士的是方形的，博士的则是六角或八角形的。帽子上的流苏一般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专业，但是，在特殊的时候也会选用特殊的颜色，例如，斯蒂文斯学院在庆祝建校175周年时，就用白色流苏来代替传统的黑色流苏。

不同样式的学位服饰聚合了“学子”这个小群体，但同时也隐藏着等级森严的习俗秩序。在局外人眼里，它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同；但对体制中人来说，每一种区分都代表了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一切仪式化服饰，军装、警服或其它制服，都具有这种既聚合又区分的作用。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时刻，当学位服穿在一位67岁的老人，一位没有念过多少书的农民或者身患重病，也许不久于人世的年轻人的身上时，它才成为一种超越了小群体和等级秩序的高尚象征，也才使我们真正为之受到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