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岳: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8 次 更新时间:2005-01-20 12: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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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岳  

  

  在西方政治学的经典文献中,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替代的进步力量,西欧及北美的发展史似乎能够验证这一点。但是,当我们据此来观察当代中国社会时却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经济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中许多人却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势力。一方面,在地方政治发展中,许多经济经英阻碍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的结构和利益的重叠,他们的聚合也阻隔了中央对地方的正常管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治秩序的不断恶化与地方精英行为的上述特征不无关系。地方经济精英的政治化和反民主倾向,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面临的大问题。

  

  一、社会抗争:经济发展抑或政治发展的外在性结果

  

  社会抗争一般指社会抵抗国家的集体行动,也可以称作集体维权行动,行动指向是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面临日益突出的地方政治秩序问题,特别是农民集体性社会抗争事件不断涌现,他们采取集体上访、法律诉讼、围攻党政机关等形式,向当局施加压力。David Zweig通过分析中国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的个案发现,从1988年至1997年,《民主与法制》共报导了30起抗争事件,其中1993年至1997年共26起,1991年2起,1990年和1989年各1起。该作者认为以下几种原因导致了乡村社会抗争事件的发生:土地征用、乱收费、行政或经济问题、干部滥用权力等。(David Zweig,2000年)

  

  中国学术界一些人对社会抗争这样的社会发展外在性(externality)现象提出了一种简单化的说明,认为这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存在社会分配不公,如果社会分配极端的不平等,其结果是必然导致社会冲突。依照这种观点,上述社会冲突的根源似乎就是市场体制。这种说法其实似是而非,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也同样会导致社会抗争。事实上,当经济市场化过程被纳入威权模式时,政治力量更有可能成为导致社会抗争这种激烈的“外在性”的主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所言,“政府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亨廷顿,1976年)。既然政治因素可能是引发(至少是乡村)社会抗争的基本原因,单纯用市场体制的经济外在性(不妨称作“市场中轴”)来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就不如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更有说服力。否则,把社会抗争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究为经济市场化,可能会误导我们解决社会抗争的努力。

  

  事实上,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社会冲突事件远远超越了市场导因的范畴。2000年,E.J. Perry和Mark Selden主编了一本论文集,书名为《中国社会:变化、冲突与抗争》,共收录了11篇文章,每篇文章都论及中国社会冲突的某个方面,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冲突、环境保护者的抗议活动、宗教问题等等。编者避开了中国社会研究的传统路径(即“市场中轴”),从而得以扩大观察中国现象的视野。由此可见,把“政治中轴”纳入分析框架也许能更合乎逻辑地说明中国社会变迁乃至抗争的原因。

  

  笔者之所以主张从“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角度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起因,有以下几个具体原因:

  

  其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这种模式被学术界称作“东亚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国家(政府或政党)既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又参与具体的经济事务,既是游戏参与者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在这种模式下,现代化所依托的是两种体制:一是政府体制,另一种是市场体制,前者是主导性的,后者从属于前者。中国与其他东亚模式国家不同的是,市场机制不是原生并自然存在的,经历了20多年计划经济之后,市场因素是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引入的,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在这种威权模式下,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影子随处可见。在“政府即厂商”一文中,魏昂德认为,中国政府是经济市场的必要一员,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从事经营,以厂商的角色参加市场活动(Walder,1995年)。因此,社会抗争与其说是市场的外在性结果,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外在性结果。

  

  其二,政治合法性基础──发展主义。从1949年到1978年,政权统治的基础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来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连续的政治运动将中国带入政治危机之中,1978年可被看作是革命的终结、后革命时代的开始。在后革命时代,政治领袖不得不逐渐转变合法性来源,1992年之后,“发展是硬道理”替代了“政治挂帅”。发展主义既是政治统治的价值理性,同时也是政府治理的工具理性,经济发展几乎成为考量政府绩效的唯一指标。而当发展主义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时,国家必然扩张自身干预社会的能力和范围。当国家积极介入社会发展过程时,其附带性结果就是政府和国家力量也随之增长。这样,国家既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但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制造社会抗争的源泉。

  

  其三,市场分权的代价──地方主义。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整体上讲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过程,是围绕着如何在市场条件下将资源分配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其实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为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央必须放权;而放权之后,中央又不得不考虑如何控制地方势力的崛起。1994年,中央政府推行分税制,在财税方面基本上解决了中央财政财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国家能力不仅仅是一个财政能力问题,在中央财政的财力逐年增长的同时,地方主义的势力也越来越僭越中央的控制力,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无视中央的规定非法汲取资源。当市场化和分权加强地方机构的自主权时,由改革引发的地方授权必然削弱中央对资源的垄断地位(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1999年)。用Vivienne

  

  Shue的话来说,中央“变瘦”,地方“变胖”(Vivienne Shue,1988年)。地方社会抗争的不断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权机构自我膨胀的结果。自我膨胀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主义的地方化,中央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要依据的是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发展主义不仅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策方略,它同样也是地方政府的决策依据;二是地方政府机构的自利倾向,利益机构化和部门化是地方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地方政府机构运转的动力机制。地方主义以及地方社会抗争的关联性显然是一个政治外在性现象,从经济的外在性角度可能很难解释。

  

  如果撇开经济外在性而倾向于政治外在性的分析框架时,精英政治学或许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有效工具之一。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之下,社会精英的作用对地方政治发展来说至关重要,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抗争的上升趋势可以从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中找到部分答案。

  

  二、精英政治化:精英崛起的模式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发展大致在1949年和1978年经历了两次断裂。1949年之前,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1]的发展呈平行演进态势,尽管始于晚清的民族国家建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精英的影响力,但总体上精英的力量并未受到根本打击。1949年之后,由于革命将阶级斗争观念引入了政治生活,社会精英的地位和命运必须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安排。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完成了对绅士阶级(梅斯纳,1986年)和旧经济精英的革命,知识精英则因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暂时地获得了生存空间。但知识精英的整体衰落在革命与建设的矛盾逻辑下是不可避免的,“红”与“专”相比,后者无疑要服从前者的需要。

  

  1978年以来,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社会资源的急剧流动,与革命后进行的社会改造一样,其流动的范围是全面的、资源分割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不同的是,革命造成的资源流动方向是由社会流向国家,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造成的资源流动方向则相反,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大变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当代中国精英的崛起在90年代得到了合法的发展空间,他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陡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首先在意识形态上宽松了精英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紧接着,1994年市场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它为精英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尽管官方文件和学术话语较少使用“精英”一词,但是,拥有大量经济财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和亚群体的存在,表明精英社会正逐渐成型。

  

  在社会结构方面,随着财富聚集和占有的迅速分化,社会分层现象演变得十分剧烈,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于两极化。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失控,而壮大中产阶级的数量、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则是改变两极化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笔者以为,社会结构的两极化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社会抗争问题。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失范现象并非完全由社会两极化结构所引起,而是由于社会结构中精英角色丧失其社会和政治功能所致,单纯从社会两极化状态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社会抗争加剧这个结果。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可被称为“精英政治化”,这种成长模式是精英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精英政治化有两个取向:精英接近政治和政治吸纳精英。精英接近政治和政治吸纳是所有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熊彼特等认为,没有精英参与的政治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质就是精英政治,因此,精英主动接近政治体系是民主化的前提。另一方面,传统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能够建立起吸纳精英特别是地方精英的制度(亨廷顿,1968年)。但是,精英政治化在当代中国发生了畸变,它形成的是一种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精英博弈的目标是如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离不开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国家一直努力试图在计划体制上嫁接市场机制,但是,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市场体制的建立总是摆脱不了传统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两种制度共生的转型形态。中国转型形态的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同时它又不是原生的计划和市场。这种制度形态决定了精英获得财富的方式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也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计划分配。在精英成长的现实环境中,他们大多选择利用再分配权力获得财富,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是一种“政治依附型积累”,经济行为与政治权力的依附连带十分紧密(玛丽亚·乔纳蒂,1997年)。

  

  在政治权力仍然支配着社会资源获取的情况下,地方经济精英的成长无法割断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的存在是以资本与权力的互惠关系为前提的。对经济精英而言,权力可以加速资本的扩长;而对地方官员来说,通过出让权力而获得利益上的回报则是为官致富的捷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当代中国市场转型的特质即权力介入,由于市场化转型是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开始实行的,政策不仅影响到什么人能从制度变迁中获利,而且可以决定谁获利最多(Andrew Walder,1996年)。90年代,随着国家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经济支配权,干部与经济精英的互惠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在当代中国,地方社会中资本和权力的互惠关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所谓的“穿红衣”、“戴红帽”,国家正式将政治荣誉甚至职位授予经济精英,将他们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来。在河北清河县,私营企业老板连续3年累计纳税超过100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务,该县目前至少有近10位私营企业主到清河县法院、劳动局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而吉林省江源县1993年就出台政策,凡年利税50万元或扭亏5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直接录用为副科级公务员,近10年来,先后有25个私营企业主被提拔为副镇长。据《了望新闻周刊》报导,这两地被破格选拔的私营企业老板当上公务员后,多数并未放弃其企业的经营权或仍在企业兼职,即同时拥有“官”和“商”两顶帽子[2]。如此则因商而官,官助商兴。

  

  另一种方式是裙带主义的关系网络,经济精英在诸如准入证(经营权)、税收、项目获得等方面依靠地方政府中的私人关系,而官员们则通过这些经济精英为自己谋利(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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