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敏:放纵“坏人”:程序正义的对价

——读《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0 次 更新时间:2012-07-02 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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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敏  

  

  内容提要:辛普森案是美国形式主义法治的典型,该案似乎向世人暗示:“坏人”未必受到制裁,“好人”也未必一定得到法律的保护。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只是人们的主观评价,在司法语境中,“坏人”和“好人”必须通过证据的佐证才能成立。辛普森一案显示,犯罪嫌疑人的“坏人”形象完全可能是控方通过媒体塑造出来的,而媒体所塑造的“坏人”形象未必就是真正的“坏人”。美国式的程序正义的核心在于:如果控方不能通过举证排除合理怀疑,那么,陪审团就可以判定被告无罪,即使被告是个真正的“坏人”。程序正义背后的理性算计在于:放纵“坏人”是为了不冤枉“好人”,也就是说,放纵“坏人”是程序正义的对价。

  关键词:辛普森案;程序正义;陪审团;“坏人”

  

  在当下中国很多法学者的心目中,美国就是自由、民主、法治的代名词,美国似乎就是那“彼岸”的乐土。“美国如何如何”,然后中国就“应该如何如何”,在很多著述中已经成为一种固定模式。即使我们假定,美国的法制就是好的,但若仅仅设想着迎接此种法制带给我们公平、正义等美好事物,似乎有点过于天真,因为,这公平、正义还原到美国语境中可能与中国人日常所理解的含义有天壤之别。“好人”应该受到保护,“坏人”应该受到制裁,这是一般的判断。然而,检视一下美国司法的运作却会发现:“坏人”未必受到制裁,“好人”也未必一定得到法律的保护。“辛普森案”便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在此案中,一个在中国刑事司法中必死无疑的人居然获得了无罪开释。这是为何?其中蕴含着何种玄机?《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以下简称《怀疑》)一书或许可以为我们中国人思考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切入点。

  

  一、媒体审判:“坏人”是如何被塑造的

  

  《怀疑》一书的作者亚伦·德肖维茨是宪法策略家和上诉顾问,在号称辛普森案“梦之队”的辩护律师团中担任策略顾问,其法庭之外的身份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据他自己所言,他之所以参与辛普森案,是因为该案合乎其接案子的标准:能否将案件用于教学、能否让学生有效地参与其中、是否与其授课时间冲突、与其学术能力是否匹配、能否带动社会探讨一些重要的普遍性的争议问题、有无特别的地方能激发其冲劲[1]。而辛普森案中最核心的问题便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问题,这是现代法治最核心、最普遍、也最能引起争议的内在矛盾。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社会正义的底限;但在美国式的司法体制中,这一底限被悄悄的——首先在制度上,其次在理念上——置换了。杀人者未必偿命,“坏人”未必受到惩治。对此,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理解可能不同,美国的普通民众和法律专家的理解可能也有所不同。而德肖维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试图以参与者的身份、以自身的经验对辛普森案所引发的“重要的普遍性的争议问题”提供解释。

  德肖维茨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在具体的案件中,人们应该如何从法律上认识所谓“坏人”。“好人”和“坏人”本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一对概念,反映社会舆论对某个人物的一种公共评价。不容忽视的是,“坏人”只是社会舆论的一种主观判断,这种判断可能符合事实,也可能与事实相悖,而影响判断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信息是否对称。信息是否对称则取决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否畅通、媒体获取信息的信息源是否可靠。这就意味着,社会舆论进而公众的判断是被信息所左右的,从而就意味社会舆论和公众的判断是可以被人为操控的。从而存在如下可能:公众所认为的“坏人”是被虚假信息制造出来的。《怀疑》一书的一个亮点就是提醒它的读者:你对某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判断可靠么?因为,正是在新闻连篇累牍的报道中,辛普森从一个“好男人”逐渐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公众对辛普森的道德评判事实上是被媒体操纵的。

  德肖维茨认为,通过媒体贬低辛普森的公众形象是检方的一种策略。在案发之前甚至是案发后不久,辛普森都是美国公众中的好男人:举世喜爱的足球运动员、电影明星、赫兹租车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他是个成功人士、气质不错又有才华,事业越做越大并且做了不少善事;案发后的民意测验显示:洛杉矶居民,无论白人还是黑人“是完全同情辛普森的,并祈祷他是无辜的”。[2]辛普森的这种公共形象对检方很不利、令检方很担忧。但是,在案发后的一个星期之内,辛普森的公众形象急剧下降。一些不具名的却冠以“警方消息”、“侦查人员透露”、“据熟悉内情的人士”等名目的内幕消息陆续释放出来。先是与案件相关的一些证据,通过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警察或者检察官等爆料给报纸;然后10年之前辛普森殴妻时其妻向警方求救电话的电话录音以及警方的调查报告也被披露出来。其中一些“熟悉内情的人士”所透露的信息,经过证实根本就不可靠[3]。这一点对当事人而言很不公平。媒体并不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而公众却接受到了这些信息,此类信息堆积如山。多数局外人关注此案只是出于猎奇,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去判断信息的真假。但辛普森的公共形象却不可逆转的被贬损了。而当辛普森在警方安排的投案时间里却驾车逃跑、被十几辆警察追逐并通过电视实况转播被几千万人看到时,他的好男人形象便彻底崩溃了。

  媒体对辛普森案的报道,是美国新闻自由制度赋予媒体的权利,同时这也是对司法体系的一种制约,是司法公开的一个环节和构成要素。但是,这种信息的真实程度却得不到保障。上述这些信息完全可能是检方操作的结果:如果辛普森真的有罪,检方又掌握了充分证据,又何必透露一些不具名的“内幕消息”、特别是10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显然,检方散布信息的目的是想影响潜在的陪审团,在开庭审判之前就造成辛普森有罪的印象[4]。因为,陪审团成员均来自于当地社区,陪审团成员不可能不看报纸和电视,尤其像辛普森这样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案件。[5]德肖维茨用“媒体审判”这个术语精到而传神地概括出美国司法体制的这个面相。“媒体审判”在中国也不是新鲜事物,“许霆案”、“彭宇案”以及近期的“药家鑫案”都在彰显媒体审判的强大。《怀疑》一书向中国读者展示的是媒体审判可能不理性的一面,这一点值得我们警惕。

  在德肖维茨的书中,辛普森仿佛是美国新闻自由的受害者,就像一只实验室里的青蛙一样被媒体拿着显微镜解剖并按照检方的预期被塑造着。但是,辨方及其律师不可能完全被动而无所作为。德肖维茨就没有利用媒体释放有利于被告的信息吗?他表达得很委婉,并且认为相对于检方,辨方律师始终处于弱小的地位[6]。一般而言,辨方的策略是利用媒体把被告刻画成受检方的迫害的“可怜人”,以博取公众的同情心。在利用媒体与检方周旋时,辩护律师对客户面对媒体时说话的内容、语速、语调、面部表情、眼神、衣着等各种细节都会加以考虑。这些都是为了平衡与中和检方在媒体中制造的被告的“坏人”形象——就辛普森案而言,在审判开始前,辛普森已经被多数白人认定为“杀人犯”了。[7]但审判过程中,辨方也充分利用媒体来攻击检方。[8]媒体已经成为控辩双方的没有硝烟的战场。

  

  二、案件事实:合理怀疑是如何产生的

  

  公众的要求是惩罚“坏人”,但媒体所塑造的“坏人”形象未必就是真正的“坏人”,社会舆论所认定的好人也未必是真正的“好人”。在陪审团那里,“坏人”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概念是“犯罪嫌疑人”,而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唯一根据通过证据构建起来的案件事实。[9]每个案件都有对峙的控辩双方,所以,每个案件都会有截然不同的两个案件事实。检方的一切努力在于排除陪审团的合理怀疑并证立犯罪事实;而辨方的一切努力则在于挖掘可能存在的合理怀疑,证明嫌疑人的清白。寻求案件真相是控辩双方都在强调的措辞,寻求真相这个词在审判记录中出现过70余次[10],但是案件事实只能接近案发时的客观事实而不可能完全还原客观事实。在审判中,控辩双方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必须是经过双方质证的合法证据,这与媒体提供给社会大众的信息存在本质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法庭审判和媒体审判的根本区别。德肖维茨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优秀的律师所具备的一个职业素养便是捕捉和解释细节的能力,因为正是在一些细微之处可能存在着合理的怀疑,而只有辩护律师自己确信某些疑点并证明给陪审团,才能令陪审团产生合理怀疑,从而在技术上为自己的当事人赢得无罪判决。《怀疑》一书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其作者不厌其烦地乃至喋喋不休地向读者展示辛普森一案中辩护团队如何寻找和论证合理怀疑。在外行人看来,这些细节可能繁琐乏味,对证据的解释可能是咬文嚼字甚至是强词夺理,但这正是法律职业的精髓之处。下面我们可以看看德肖维茨是如何解释辛普森案中的合理怀疑的。

  案件的一个重大疑点是警员进入辛普森住宅时没有搜查令,这在美国是违宪的。警方的解释是为了通知辛普森其前妻被杀害的消息,但这种解释不足以令陪审团相信。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在进入辛普森住宅时,其中一位刑警将辛普森的血液样本带在身上,而没有立即将它送至检验中心。即使这位警员是无心之举,也有制造伪证的嫌疑。巧合的是,为辛普森抽取血液样本的护士在预审中作证说,他抽取了7.9-8.1CC的血液;但是检方记录中却只有6.5CC。这消失的大约1.5CC血液恰好与警方在案发三个礼拜之后(而不是案件发生之后即刻进行的侦查中)发现的两件物证上的血迹数量相当。辨方怀疑物证中的袜子上的血迹是后来粘上的,检方将袜子送至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进行检验,看看是否存在某种防腐剂。检方声明:如果袜子上的血迹是直接从人体粘上的,则不可能含有此种防腐剂,但如果血液中存在此种防腐剂则说明血液来自于试管——即袜子上的血迹是后来人为粘上的。但令检方始料不及的是,血液中竟然检测出了该种防腐剂。这至少令人怀疑袜子上的血液来源存在问题。

  袜子上的血迹的形成方式也存在疑点。在刑事侦查学中,每一种事物(证据)的形成都有其自身的模式,而正是因为存在此种模式,控辩双方才可以据以重构案件事实。如果袜子上的血液是在犯罪现场中形成的,那么这双袜子应该是在辛普森的脚上。穿在脚上的袜子溅上血迹时,不可能渗透到其对称的那一侧;而袜子平铺时人为地溅上血液则可能在另一侧形成形状相似的印迹。为了验证这个结论,德肖维茨浪费了将近一打袜子。[11]而他的这个外行人的实验,也在鉴识专家的实验室里面得到了印证。在布朗公寓的后门上发现的血迹同样令人生疑:在案发后即可进行的现场侦查中没有发现这些血迹,这些血迹是在三个周以后发现的,其中含有防腐剂,并且DNA浓度偏高。

  刑警福尔曼在辛普森住宅后发现的血手套也可能引起陪审团的怀疑。血手套是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被发现的,警方对此的几种解释均不合常理。所以,辨方可以质疑说,血手套有可能是辛普森不小心丢的,但也极有可能是警员福尔曼栽赃。对于这个物证的真实性,警方只能以福尔曼的人品进行担保。但福尔曼的人品恰恰存在问题,他在作证时说了谎,他发誓说自己没有种族歧视倾向,但辨方则强有力地证明了福尔曼的种族歧视倾向。主审法官指示陪审团怀疑福尔曼的所有证词,“如果证人有意欺瞒某实质部分,你们可以拒绝采信他的全部证词……”[12]正是警方的这种伪证嫌疑,“帮助”辨方使陪审团产生了足够的合理怀疑。[13]通过辛普森案的审判,人们竟然发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警察作伪证是美国司法系统的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疑点。德肖维茨虽然不是陪审团成员因此无法确知陪审团的合理怀疑的具体内容,但是他给读者大体上解释了陪审团可能出现的合理怀疑[14])。他甚至推测,陪审团可能认为警方试图构陷一名有罪的疑犯。即使辛普森是有罪的,警方也不能通过伪造证据的方式将其绳之以法,这种方式对警方的公信力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谁能保证警方不会去诬陷一个好人呢?陪审团或许也相信辛普森是有罪的,但是警方的愚蠢行为使得陪审团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德肖维茨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不仅在法庭上取得了成功,而且在其作品中也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陪审团的心理世界,他对陪审员和法官的访谈与他的推测相映成趣。

  有一点很重要,陪审团判决辛普森“无罪”并不意味着他在事实上是无辜的。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是:他做了那件事了吗?陪审团关心的是:检察官是否排除合理的怀疑而证实了他所指控的案情?前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而后一个问题是法律问题。社会大众是很难区分这两个问题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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