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坚卫:共同犯罪案件死刑适用标准探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3 次 更新时间:2012-06-29 09: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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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坚卫  

  本案两审法院判处和维持侯某波死刑立即执行,最高法院核准对侯某波的死刑立即执行裁判,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违反了最高法院《意见》第31条的规定,是不妥当的。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在最主要的主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次主要的主犯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下,如果最主要的主犯因有重大立功而被从轻处罚,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能否对次要主犯提升刑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笔者认为,从罪责自负以及罪刑均衡的要求出发,在这种情况下,对次主要主犯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报应主义的角度看,本案三名被告人中,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是第一被告人侯某国和第二被告人肖某,第三被告人侯某波由于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稍小,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罪责自负的要求出发,无论前两名被告人侯某国和肖某的判决结果如何,都不应当对第三被告人侯某波的刑罚造成影响。既然基于罪刑均衡和罪责自负的要求,都不应当判处侯某波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即使基于预防犯罪的功利主义要求应当判处两个死刑立即执行,也不能因此而提升对侯某波的刑罚幅度,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因为刑罚的正当根据不在于单纯的报应或者功利而在于报应与功利相结合[14],而且,报应应当限制功利,这样才能确保刑罚的公正性[15]。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侯某国因有重大立功而免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情节,给侯某波带来了致命的影响,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此而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可以设想,如果侯某国没有重大立功表现,没有被从轻处罚,而是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侯某波就很可能会被判处死缓。

  在死刑适用以及死刑复核当中,应当对本案这种想象予以高度重视。可以说,许多不当的死刑判决,都与这种情形有类似之处,其共同的问题就是没有建立严格的共同犯罪死刑适用具体标准,以致在适用死刑的时候,出现了违反罪刑均衡和罪责自负要求的裁判结果。

  

  三、数起犯罪中轻罪对死刑适用的影响

  

  司法实务中,有的共同犯罪人身犯多起罪行,其中最严重的一起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可以适用死刑的程度,其他几起情节相对较轻,法定刑幅度都是在无期徒刑以下。那么,这些相对较轻的犯罪对死刑适用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能否因为这些次要犯罪的存在而对最严重的那起犯罪从重处罚?又能否因此对本来可以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数罪并罚情况下的死刑适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如果不把其他罪行作为死刑罪行之宣告刑的参数之一,会导致重罪者被判处死缓而轻罪者反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非正义结果发生,因此,数罪中如果有一项罪行达到死缓的标准,则其他犯罪的责任不应因吸收原则的贯彻而被抵消,相反,应当成为阻却死缓适用,改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事由。[16]就共同犯罪而言,情况就更为复杂,还涉及如何判断性质和情节均极为严重的犯罪中的共犯个人的地位和作用的判断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认为其他罪行应当作为死刑罪行之宣告刑的参数之一的观点具有合理性,其理由也较为可取,即一人犯数罪这一事实从整体上表明了犯罪人严重的反社会人格,需要从重惩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其他数罪影响死刑适用,并不意味着某一罪行的严重程度可以因其他犯罪而改变,而是适用死刑的根据相对于单独犯一罪的情形发生了变化。申言之,数罪中即便存在可以适用死刑的罪行,数罪并罚的原则应当得到遵守,即对行为人所犯各罪的严重程度应当根据其具体犯罪性质和情节分别判断,分别定罪量刑,不能互相影响。因此,在行为人犯有数罪的情况下,决定是否对犯罪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关键因素,是其所犯数罪中最严重的犯罪是否已经达到了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的程度。如果最严重的犯罪尚未达到应当判处死刑的程度,那么,无论行为人还实施了多少其他犯罪,也无论这些犯罪有多严重,也不能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行为人犯有数罪这一事实表明的是其严重的反社会人格,并且只能基于这一立场影响死刑适用。以前述侯某国、肖某、侯某波抢劫杀人案为例,该三名被告人除了共同实施抢劫杀人犯罪,还实施了盗窃、非法持有枪支等其他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对三名被告人是否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首先是看他们所犯的最严重罪行,即抢劫杀人犯罪是否达到了罪行极其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的程度。从这一角度来看,本案第三被告人侯某波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下面试加分析。

  审理本案的法院认为,侯某波系多次、持枪、入户抢劫,且在共同抢劫及共同盗窃犯罪中积极实施犯罪,所起作用与侯某国、肖某相当,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据此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从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这样的认定没有将侯某波个人的罪行与整起共同犯罪的罪行加以区分,有失客观公正。从侯某波在本案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及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来看,很难说达到了判处死刑所要求的“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

  根据我国《刑法》第48条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按照权威的理论解释,是指“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17]笔者对此持有异议。所谓罪行极其严重,从字面含义来理解,只能包含“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而无法包含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这一内容。这是因为,罪行的外延,显然只能是与犯罪事实相关的内容,而不包括犯罪事实之外的因素,而人身危险性却包含犯罪事实之外的因素。正是因为如此,死刑执行才可能分为立即执行和缓期二年执行。对那些不但罪行极其严重,而且具有严重人身危险性的犯罪分子,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那些罪行极其严重,但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犯罪分子,则可以考虑判处死缓。可见,判断罪行是否极其严重,需要考察的是犯罪分子所实施的犯罪的性质以及犯罪的情节是否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而无需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不可否认,就整体而言,本起抢劫杀人案的犯罪性质和情节均已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但是,整起抢劫案的犯罪情节与其中的共犯个人的犯罪情节显然不同,整体而言性质和情节均极其严重的犯罪,其中的某些共犯的犯罪情节可能较轻甚至很轻。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侯某波的犯罪情节要轻于另外两名共犯,尚未达到犯罪情节极其严重的程度。

  所谓犯罪情节极其严重,通常是指犯罪的手段极其残忍或者极其卑劣;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等。而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侯某波并不存在这类情形。

  首先,侯某波并没有使用极其残忍或者极其卑劣的犯罪手段。在参与抢劫犯罪的过程中,侯某波虽然存在持枪抢劫的情节,但他在持枪抢劫过程中并不存在多次枪击受害人或者任何其他极其残忍或者极其卑劣的犯罪手段,属于持枪抢劫中的普通情节。而且,侯某波开了一枪之后,没有再实施其他加害被害人的行为。综观全案,侯某波并没有使用极其残忍或者极其卑劣的犯罪手段。

  其次,侯某波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尚未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在侯某波所参与的犯罪当中,最严重的危害后果发生在抢劫井冈山市龙市镇“祥瑞金行”周某、任某夫妻案中,这起共同犯罪案件造成受害人一死一伤,还有价值39万多元的财产被抢。其中,最严重的危害后果当然是受害人周某死亡。然而,这一最严重的危害结果是由同案犯肖某一人直接造成的,侯某波只是将另一被害人任某打成重伤。尽管致人重伤后果也很严重,但显然远不如致人死亡严重。因此,侯某波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尚未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

  最后,侯某波的行为与同案犯侯某国、肖某相比,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所造成的后果以及主观恶性都要小于同案犯侯某国和肖某,对其处罚依法应当轻于该二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侯某国是本起抢劫杀人案的组织和策划者,并直接负责该案的现场指挥,抢劫行为是由其首先发动,侯某波在本案中所起作用小于侯某国。根据有关案件事实,该案是由侯某国进行分工的,也是在侯某国的指挥和带动下启动的。由侯某国首先开枪,而后肖某和侯某波才跟着开枪。侯某波将肖某喊回来参与抢劫也是在侯某国的授意下这么做的。正如一审判决以及公诉人当庭所认定的那样,侯某国在本案中起着组织、策划作用,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比其他两被告更大。另一方面,同案犯肖某的主观恶性以及造成的危害后果比侯某波更严重。肖某是该案被害人周某死亡的直接作用人,且在开枪后还采取了其他暴力行为,其主观恶性和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明显要比侯某波更大。正如本案二审庭审所查明的,侯某波一开始是反对向受害人开枪的,只是在侯某国的决定下才这样做,他向被害人任某的腹部(非头部或胸部)开一枪,是为了完成了侯某国在其开枪后,每个人都必须开枪的指令而做的,并不想杀害被害人,该枪事实上也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且开完枪后并未继续实施其他暴力行为。因此,侯某波在这起案件中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主观恶性都要比同案犯肖某更小。

  显然,侯某波相比较于同案犯侯某国和肖某而言,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更低,所起的作用更小,主观恶性更小,造成的后果也更小,根据《刑法》第5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应该比该二同案犯受更轻的刑罚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侯某波身犯数罪,也不宜判处死刑,更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那么,行为人一人犯数罪的情况下,其所犯其他数个相对更轻的罪行对死刑适用到底如何发挥影响呢?笔者认为,数罪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影响死刑适用:其一,当最严重的罪行处于罪行是否极其严重的模糊地带的时候,其他数罪通过影响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来影响死刑适用。罪行极其严重中的犯罪情节极其严重,包括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极其严重。主观恶性虽然应当体现在犯罪行为当中,但行为人犯数罪这一事实能够提示司法机关,在考虑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时,有必要对某些模糊事实朝不利于他的方向进行判断,从而影响到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判断。其二,其他数罪通过影响另一个死刑适用标准,即人身危险性标准,来影响死刑适用。人身危险性是考虑是否对犯罪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它反映出犯罪人对社会潜在的威胁程度以及改造的难易程度,进而影响司法机关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对犯罪人的评价。一人犯数罪,通常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要大于仅犯一罪之人,因此,在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相同的情况下,对犯有数罪的犯罪分子,比仅犯一罪的犯罪分子更应当考虑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四、建立死刑适用统一标准的难点及破解

  

  对共同抢劫杀人、雇凶杀人等严重暴力共同犯罪应当配置和适用死刑显然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对这类犯罪如何适用死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确定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的基础上,必须明确死刑适用的具体标准。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一法定标准过于抽象,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死刑适用的具体标准不同,最终裁判结果就很可能不同。死刑适用具体标准的确立,有助于缩小死刑适用地区差异,提高死刑适用质量,控制死刑适用数量。以本案为例,如果死刑适用具体标准设立了,例如,明确了在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案件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不得超过死刑和重伤的人数之和,那么,前述案例中的疑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度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将逐渐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18]然而,由于死刑适用具体标准涉及的问题复杂、敏感,稍有不慎或者不当,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最高法院至今未能就死刑适用的具体标准作出系统的有法律效力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无法回避,应当迎难而上,勇敢面对和解决。为了死刑适用具体标准的早日出台,需要做好两方面的铺垫,一是要摈弃重刑威慑思想,树立现代死刑观念。重刑威慑观念对死刑的超量适用起着源头活水的作用。要严格控制死刑适用,建立科学的死刑适用具体标准,首先就要摈弃这种已经过时、野蛮落后的刑罚观念。二是要严厉禁止权力对死刑案件审判工作的干预。许多过度适用死刑的案件背后,都有权力干预的阴影在游荡,这是无需回避和否认的事实。因此,要想理性、正当地适用死刑,必须禁止权力直接干预司法。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早日确定死刑适用总量标准,进而逐步制定各种具体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最终在我国实现死刑的科学配置和合理适用。

  我们应当认识到,即便是严重的暴力共同犯罪,也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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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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