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何兵 徐昕:中国司法改革的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1 次 更新时间:2012-06-28 09: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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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何兵   徐昕 (进入专栏)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宪政讲坛第9期。首先,我要向大家道歉: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地点直到昨天才确定下来,通知得太晚了。好在今天三位演讲人很有人格魅力,我们的讲堂还是挤满了人。哎呀,我们这个国家如今得了“重度伤寒”,一有风吹草动,甚至风还没来,就紧张得不得了。有这个必要吗?处理问题不理性,我看整个民族都欠缺基本理性;不仅是政府和民间都不够理性,而且连大学甚至法学界处理一些简单问题都不按照平常的理性。这样,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所以啊,我们还是要谈司法改革,这对于我们整个民族都很重要。除了薄熙来、王立军等等事件需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司法程序之外,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司法改革不仅仅关系到司法本身,不只是涉及法官“独立人格的重构”或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样一些问题,而且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说理能力。因为中国历来是不太讲理的社会,而司法就是要讲理的,法院首先是一个说理的地方。如果这个国家的司法比较发达,那么法官判例就能教会我们如何说理,但目前的法院基本上没有发挥这个职能。所以今天晚上非常高兴齐聚一堂,来听三位对司法改革很有研究的学者谈论司法改革。

  第一位是我们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掌声)!贺教授众所周知,用不着我介绍了;如果要介绍的话,也是应该他介绍我,而不是我介绍他。第二位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掌声)!第三位是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徐昕教授(掌声)!这三位对司法改革的研究和贡献大家都已经知道,不需要我多说了。下面就把时间留给贺卫方教授,大家欢迎!(掌声)

  

  贺卫方:感谢千帆兄,尊敬的何兵教授、徐昕教授好,作为这个学校的教授在这儿欢迎两位,当然对于何兵教授来说是回娘家,重新返回你的母校,徐昕教授是我们尊贵的客人,非常高兴这次能够跟二位一块探讨中国的司法改革。与此同时感到有点惭愧,因为通常是喧宾夺主,今天是喧主夺兵,我自告奋勇的跟张千帆教授要求说我来主讲,由他们来给我来敲边鼓。对于何兵教授大家很熟悉,他的微博最近被屏蔽(现场笑),正在郁闷期,希望你回到母校能让你的心情缓和一点点。何兵教授长期以来非常注重对司法改革的研究,有很多的成果。同时我们两个一直持不同的观点,我跟何兵教授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是针锋相对的。但我想今天他来对我做评论,我相信不会有太多差异点,因为我没有选择陪审制度作为话题。

  徐昕教授过去在西南政法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到北京理工大学,为此专门了成立了高等司法研究院,自任院长(现场笑)。他做的建设性贡献是每年发布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蓝皮书》,为什么用蓝皮?(徐昕:白皮是国务院用的)(现场笑)。他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愿意做建设性的沟通,自己也是非常著名的诉讼法专家,也看到在中国搞司法改革很难完全按照理想的方案一蹴而就。所以徐昕教授一直在做建设性的贡献,与此同时也坚持原则,坚持学者所追求真理的观念。我一直非常徐昕教授敬佩这些年来为这个国家,在我们这样的人渐行渐远,跟专家无法沟通的时候,你还做一些沟通工作,很难得,与狼共舞(现场笑)。

  我讲40分钟关于中国的法院组织法的改革,在这样的改革中到底暴露出了怎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哪个方向努力。这个论坛是宪政论坛,整个宪政体制的建设,法院领域非常重要,所以千帆教授在开场白告诉大家。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构成一个国家三种基本权力的一个权力,对于社会中所发生的纠纷和案件依照法律做出判断和解决。一个国家若具备理性的司法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那这个国家就不会闹革命,就不会一片沸腾,因为老百姓的冤屈可在周边法院得到基本公正的解决(不会说完美无缺的公正,这是人类达不到的),这样我们就不需要上梁山,也不用经常上街,也不要到北京市上访。现在访民这么多,按照温家宝的说法是“许许多多的上访都涉及到法律上的诉讼”。那法律上的诉讼为什么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我认为原因很多,司法人员的素质、司法程序上设置上的缺陷,包括今天看到的证据法学、证据法方面的缺陷,没有非常好的证人作证规则导致许许多多案件没有办法在法庭上通过法律当面锣、对面鼓的对质把一个案件的真相揭示出来,并且根据这个真相做出法律上的公正判断。于是导致这个国家的许多国民到处奔走呼号,政府也紧张的不得了。政府对于学者不是那么紧张,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去上访,可居然有30万人以上的截访大军在北京驻着,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不断派人到北京把自己本地的访民想方设法给拦截回去。中间也就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情,比如黑监狱事件。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国家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都是公正的,让人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说理的地方,让企业家觉得我有债务纠纷不需要王立军局长所强调的打黑,打黑后黑社会还那么多,我想是白社会出了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白社会,最关键的是司法制度。整个宪政体制中,司法领域起到了非常官关键、重要的作用。

  法院组织法正是这个领域中特别重要的法,涉及到法院的整个结构,法院上下级整个安排,比如我们这儿四级别法院。中国法官的法袍袖口有两颗扣子,有4颗金色的钮扣,红色的衬底。最高法院的院长当时的解释是,这四颗钮扣,最上面代表忠于党,第二颗代表忠于人民,第三颗代表忠于法律,第四颗代表忠于事实。这是那四颗钮扣的解释(现场笑)。袖口有两个钮扣,代表二审终审制(现场笑)。上下级法院之间到底是怎样的整体架构?我们知道美国有它的特殊架构,欧洲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多是金字塔式的司法系统,德国所有法院之上(外)有一个联邦宪法法院,这都是法院组织的问题。

  法院组织问题包括法院内部的权力结构,比如院长到底是怎样的角色,有没有审判委员会的机构对于个别案件可做出判断?法官是否拥有超越于任何行政意义上的规范独立性?这些东西都是法院组织法要解决的问题。法院组织法还要解决其它问题,比如如何解决法院跟某些外部机构,比如行政机构、检察机构的问题,有些国家法院组织法只是关注法院内部问题。但在我国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同时我们也关注跟法院组织法相关的,一个法院组织的设置是否有助于法律规范的统一?这些问题都跟宪法、宪政有关。

  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一直没有在北大讲过,但在德国、日本讲过,憋了8年,今天终于有机会在北大讲一下。2004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我突然接到最高法院的一个电话,希望我跟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志铭教授一起去做法院组织法的学者建议稿。他们组织了两个团队,一个团队是以中国政法大学的樊崇义教授领衔的,以诉讼法专家为主的团队,由他们来起草法院组织法的学者建议稿;另外一个团队是以这几年活跃在司法改革领域中的法理学方面的学者为主来做学者建议稿,我个人是法理学领域的两个人之一。接到这样的邀请我非常激动,因为2004年时我感到司法改革有点推不动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大家觉得市场经济的说法可以引进来,当然我们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快人们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当市场经济让行政权力退出后必须有一种强有力的司法力量调整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一些纠纷、矛盾,比如如何保障交易、财产的安全,如何保障法律规范统一,如何保障合理的竞争秩序,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比较火热。1992年—2002年、2003年的这段时间是司法改革的蜜月期,这所学校不断的组织学术研讨会,大家对话,跟实务部门对话,最高法院还是最高检察院都有许多官员喜欢跟一些学者一起对话,大家相互交流、切磋,那时候民间与官方的对话达到了美好的程度。我和张志铭教授、清华大学的张卫平教授三个人在《人民法院报》上发表专栏,叫“司法琐话”,三个人像驴拉磨一样,一个礼拜你写,下个礼拜他写,再下个礼拜另外一个人写,三个人轮着写,轮了两年时间就轮不动了(现场笑)。因为司法改革出了问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样改革下去可能会触及到某种更深刻的或者更高层次的体制。

  司法考试也存在这个问题,2003年之前的司法考试题目非常专业化,到2004年的A卷里出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后来A卷的第一道题一定是一个政治题,而且这个东西会愈演愈烈,甚至会拓展到A卷之外的简答题里。所以2004年时,司法改革看起来已经推不动了,这时候最高法通过法院组织法的修改把自己的某种理念贯彻进去。我觉得这不错。然后我开始想象鸡蛋孵小鸡、鸡生蛋、蛋孵小鸡的循环,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也想象自己在家里起草法律的场景,这样该多好!

  观察法院组织法,现行的法院组织法中存在怎样的缺陷?很多规则跟法院组织毫无关系,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宪法里规定的,就没有必要在法院组织法里进行规定;比如“少数民族当事人审判要提供翻译”,这跟法院组织法没有太多的关系。我观察到法院组织法有几个弊端:

  第一,法院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非常麻烦的地方,如何让法院独立于行政、独立于立法,当然还要独立于党,这是内部组织问题。比如党跟司法之间的关系,中国在民国期间国民党曾推行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袁世凯时代没有,北洋军阀时代的《宪法》里明确规定“法官不得从属于任何政党,法官不得具有党籍。”一说到袁世凯,可能都摇头袁世凯“怎么样……”,但袁世凯时代的《宪法》可能是百年来最先进的一部宪法。做法官必须退党,法官要没有任何利益关联,这是法官做的事。但党是什么?我们常常讲英文是“apoliticalparty”,这个词叫“Part”,是一部分。我们说一个人具有偏向性,英文词是“党派性”,所以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在北洋政府时期坚决要求党不要跟党、司法有那么多的关联,当然深层次的原因是袁世凯想把国民党赶出去。

  到国民党如日中天时,国民党在整个司法系统里推出了“司法党化”,这在徐小平教授《关于中国近代司法演进》的一书中,对这个过程的描写非常多。当时司法界的头面人物都在倡导司法应该由政党直接控制,那时候司法党化体现三方面,一个人能否担任法官,首先考察三方面:第一是否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第二是否具有良好的个人声望与人品,第三是否为党员。如果三条不能同时具备,第三条最重要(现场笑):党员最重要。所以国民党的司法党化,特别强调当法律有缺陷时通过党义加以修补,用党义指导司法工作,指导法律,这是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党化非常重要的特色。

  1949年以后的制度,在党跟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似乎没有太深刻的讨论,基本的思路是党领导一切,党领导各方面。那党跟司法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从我作为党员的角度来进,到底怎样的设置对党反而好一些?党不管司法反而对党特别好。我觉得党管得太好,最大的问题是“心太软,心太软,什么事都自己扛”(现场笑),扛来扛去,社会所有的弊端与出现的问题,也就是什么都管的结果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都是你的责任。我想我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把所有的问题推出去,什么都不管,天天在家看金庸的小说。这可能对党的声望与尊严更有好处。小平同志说得好“党只管党,党不要干政,党政分开。”但我觉得现在很多党政领导人把这个思路给忘了,许多人忘记了“64号文件”。我有时候提“64号文件”(1979年党中央发出的64号文件),网上老被删掉(现场笑)。我想在法院组织法方面如何考虑非常复杂的一种关系,让法院真正独立,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缺陷。

  第二,整个法院内部,特别行政化、特别高度等级化。法院内部也是行政化的设置,1995年我国制订了《法官法》,《法官法》里面规定了法官实行不同于行政系统的一个级别制度。于是我们设置了四等十二级,这看起来好像跟行政不一样,但实际上处处跟行政套,比如最高法院的院长是副总理级、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是正部级、最高法院其它副院长是副部级。全部都行政化,高度行政化,而且在整个法院系统内部不仅仅是院长地位很高,下面的庭长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级别设置也是如此。对于整个司法制度来说,是否能够理解是什么因素构成了一个机构叫法院,法院不仅仅是挂一个牌子就叫法院,更重要的是因为内部的权力结构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观察这样的机构想方设法去行政化、去等级化,这是我们观察到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图)上面一个大个儿的正义女神骑着下面小个子的正义男神。我们发现行政化不仅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法院内部,而且存在于上下级法院之间,而且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这两年行政色彩愈来愈烈,许多案件在下级法院审理之前要请示上级法院,上级法院如果发现下级法院正在处理的案件存在可能的错误或者风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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