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科洛夫:对话索尔仁尼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4 次 更新时间:2012-06-27 12: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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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洛夫  

  

  2008年8月,我钟爱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去世了,而正在这时,我发现了俄国导演索科洛夫为其拍摄的一部记录片《对话索尔仁尼琴》,这其实只是一部中规中矩的记录片,但却极具历史资料价值。当时这部记录片还没有完整的中文版本,于是我在9月中旬根据其英文字幕完成了它的中文翻译。由于没有经验,完成之后并未及时将其传到字幕网站上。这部作品的精髓全在对话上,我想不如把自己翻译的字幕整理成文,也算对索尔尔仁尼琴的一个纪念吧。

  本文删除了大量琐碎的内容.而且重新排列为“文学艺术”、“宗教”、“个人经历”、“人生观”和“政治”五个部分。(译者)

  

  文学艺术

  

  (索尔仁尼琴一边整理书房一边和索科洛夫谈话)

  索尔仁尼琴:纳塔利娅?斯薇特洛娃在我的作品上帮了我很多。所有这些都是她打的……收集的工作、编辑的工作、每一个字母,每个词语……全部20卷。我把书赠给了一些地方的公共图书馆,他们非常感激.所以你可以在公共图书馆里看到它们。《红轮》也曾赠送给公共图书馆。

  索科洛夫:包括俄罗斯的哪些地区?

  索尔仁尼琴:我把副本送给公共图书馆。(为了从文化审查中保护自己,索氏几乎会把所有文稿都留下3到4个副本,并曾把所有作品的缩微胶片寄给定居美国的托尔斯泰之女)我无法告诉你具体的数目: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梁赞,沃罗涅日,还有……罗斯托夫,只包括那些我熟悉的城市:皮亚季戈尔斯克,塔甘罗格……

  索科洛夫:还有圣彼得堡?

  索尔仁尼琴:彼得格勒的公共图书馆里有。我从来不说“圣彼得堡”,我不接受这个名字。我喜欢“彼得格勒”,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权利来为它改名。到底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的首都取一个外国名字?(十月革命前圣彼得堡是俄罗斯首都,苏联成立后改为彼得格勒,后改为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又改回圣彼得堡)。在索氏这样的大斯拉夫主义者看来,“圣彼得堡”这个由彼得大帝取的带有日耳曼语系特征的名字是西化媚外的象征)。一个“堡”(burg,源于日耳曼语系,有“城堡,有围墙的城”的意思),连“彼得-堡”也不是。彼得读它时像荷兰人一样发音,“Peter-burkh”,再把“圣(Sankt)”放在前面.(sankt在拉丁文中意为神圣)现在谁相信它和“圣彼得”有关?没有人用“圣(Sankt)”了,现在他们都说“圣(Saint)彼得堡”,这怎么可以?就叫彼得格勒!那个地区至今还是叫做“列宁格勒州”。它应该是“彼得格勒州”。

  好,我们来谈谈那部非常伟大的《达尔字典》(由19世纪学者学者弗拉基米尔?达尔编撰完成的史上第一本俄语字典,共4卷),在劳改营内你不能阅读任何书籍,就像我最早的文学创作,都是秘密进行的,我抓紧一切时间阅读:我们走路,交谈,点名,等20分钟。而我一直在阅读,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狂读一本字典!某只老鼠会跑过来探头探脑。借此我学会了很多俄语单词。我通读了全部四卷,《达尔字典》是无价的。

  索科洛夫:您重新学习俄罗斯语?

  索尔仁尼琴:没错,那就是我的做法。我让自己熟悉它。我经常记下表达方式,也听,我经常做笔记。来自不同地区的方言帮助很大,例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索氏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主角,原名《854号劳改犯》,作者经过“缓和处理”后才得以发表)说的就是梅晓拉(Meshchera)方言。在梁赞地区以东,弗拉迪米尔以南,那个地方被叫做梅晓拉(Meshchera)低地。我因为“生造”词语而遭到很多批评。我们与真正的俄罗斯语脱离太久了,当我试图修复丰富、清晰、纯正的俄罗斯词语时,它们看起来好像是我的“发明”。有些成功了:“obustroit”,“toarrangeorcomplete”,那些我使用了这些词的小册子受到了非难.但词语本身被广泛传播而且滥用了。但是你看,这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的词语组合。每当我拼出一些从未有过的东西时,他们就开始大叫大嚷。我没有发明任何东西,我只是把早已存在的东西拼在一起而已。

  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西方,情节是最重要的,它总是获得最多的考虑。陀斯妥耶夫斯基重视情节,也许就是这个帮助他打开了西方大门。因为在这里他得到的是鄙视和侮蔑,而且默默无闻的死去。他是被西方重新发现的,然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失去了什么。在他的一生都被压制排挤。

  索科洛夫:在我看来他的书中有两种情节:第一种是由角色的行为所展开的情节,第二种则是道德情节,在我看来这比行为更加重要。

  索尔仁尼琴: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把某种道德对象称为“情节”吗?这个词用的不太对.它应该被称为“叙事结构”,或者是“叙事点”.所谓情节应该是一连串的事件,以及角色对这些事件的反应。

  索科洛夫:当然,你说得没错,但我们可以暂且称它为“道德情节”,而这对陀斯妥耶夫斯基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是,他还是很照顾普通读者,那就是为什么他也没有放弃故事情节的原因。

  索尔仁尼琴:他关心他的读者,以及怎样让他们产生阅读欲望。我赞成这种分类:故事情节和道德的情节,当然,他非常重视道德情节,但是从不忽视故事。

  索科洛夫:即使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杀死老太婆,即使在他拉上门栓之前小说就已经结束,这也仍然是一部《罪与罚》……

  索尔仁尼琴:道德情节已经结束了,故事情节却还没有。

  索科洛夫:在他之前俄罗斯文学中有道德情节么?谁影响了他,或者和他同时开始?

  索尔仁尼琴:你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卡拉姆津,(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卡拉姆津,19世纪俄国文学,史学巨匠和政治家,“伤感文学”代表人物,普希金的老师,斯拉夫主义者)卡拉姆津对道德情节是非常敏感的,他的《俄罗斯国家史》(HistoryoftheRussianState)通篇贯穿了道德判断。他的小说也是。

  一方面,俄罗斯文学在整体上……站得很高。因为它从未丢失的民族性,民族关怀,这是它在文学上的一贯特征。遗憾的是现在它将被粗暴的终结和放弃了。现在人们都想要唯美主义,那种只适于制造肥皂泡的东西。另一方面,很奇怪的是俄罗斯文学……部分是因为果戈理,那个对一切罪恶报以无情冷眼的人,因为他的影响力……忽视了俄罗斯历史的复杂结构层面。是谁创造了这伟大的力量?谁使得它扩张到了西伯利亚?到了太平洋,阿拉斯加,谁将文化推广到了西伯利亚?(指俄罗斯帝国在18,19世纪的大扩张)在18世纪末西伯利亚的文化活动就已经高度发达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却只谈论奥勃洛莫夫,必巧林,奥涅金,这些古怪的,这些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长性的人?那些真正的行动者在哪里?那些开拓者呢?俄罗斯文学忽略了他们。我认为那是果戈里的影响,是他开辟了讽刺,幽默的道路。果戈里无法完成《死魂灵》的第二部并不是个偶然,这要归罪于他所有过高的道德信念和动机,他看不见那些人。他知道他们应该存在,但就是看不见。他努力尝试,但是做不到,那就是他的视野。

  索科洛夫:但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索尔仁尼琴:他意识到了,但一位艺术家不应该刻板地遵守原则,即使是自己订下的。如果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就是那样,找这样那样的理由都会导致错误。他本来是有那种才华的,那种投诸所有罪恶之物的燃烧的视线,就像x光。

  索科洛夫:就本质而言,艺术诞生于复杂和高度戏剧性的环境。这就是艺术诞生的方式,不是吗?

  索尔仁尼琴:不一定。它也可以是平淡而抒情的,戏剧性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对于文学和艺术而言,从1917年开始,已经出现了很多新事物,但只有很少是我们可以写的,如果我们违规,我们就被清除,那些描写了这些事物的人,那些被烧毁的作品……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如何被带去审问的:房子中间是一大堆文件,一些人的房间在晚上被搜查过了,并搜出了这一堆,审讯者正准备处理它们,很大的一堆,很高,形成了一个圆锥形,大量的手稿和书籍,审讯者坐在远离我的桌子边,在我们之间就是那座纸山。我吓呆了,我想:一切都完了。我的战争日记被烧掉了,五本笔记本,一切一切,我被剥夺了那些回忆。我所有写于前线的笔记都没了,这就像一种象征,你明白。所有这些都消失了。在俄罗斯有太多的东西被摧毁,1917年后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极大的改变了,人民也变得不一样了。

  索科洛夫:我有一种感觉,文学生存在过去,过去是很重要的,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过去。文学发现它在过于迅速,匆忙的生活中是难以生存的。

  索尔仁尼琴:不,这只是纯物理性的:人天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看清身边所有的一切,一个艺术家应该要和他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他只是记下一时的印象.那更像一篇随笔,一篇报告,而不是一篇艺术作品。只有极少数作家能够捕捉到即时的现实碎片。契诃夫可以做到,但是大多数人都需要时间以让自己的感受沉淀下来。因此,在特定的年龄有些人会开始写作,不是关于历史的过去,而是关于他私人的过去,关于他自己生命的早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回忆录?许多人写关于他们的青年时代,何时?在他们的老年。老年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往日的记忆片断变得格外鲜活。关于这点是有心理学依据的。

  索科洛夫:契诃夫的《库页岛》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索尔仁尼琴:《库页岛》,我告诉你,是被太多的数据所扼杀了,太多的数字。没有足够的活生生的例子。仅仅一次调查是很难理解流放制度的。契诃夫去那里本身很好。对他来说,那是很勇敢的行为。没有铁路,西伯利亚,许多的困难。他当时已经患上严重疾病,但是《库页岛》事实上并没有传达出强烈的情感控诉。(1890年契诃夫长途跋涉到流放苦役犯的库页岛游历和调查,回来后写了好几部相关作品,坚定批判沙俄社会制度)

  索科洛夫:阅读历史可以锻炼语言吗?

  索尔仁尼琴:要看作家。对卡拉姆津而言,是的,显而易见。我没有学习他,因为他仍是个18世纪的人,而我是19-20世纪的。卡拉姆津的历史书是诗歌,人们把他的那些短句当作格言记下来。重复诵念,用心体会它们。谢尔盖.索罗维夫就没有这种能力。词语就像元素周期表里的小格,所有的元素都已经存在了。人们也许忽略了它们。但是它们仍然存在。

  索科洛夫:就是说,一个词即使不被说出来也是存在的?

  索尔仁尼琴:没错。

  索科洛夫:所以,词语可以脱离人而存在?

  索尔仁尼琴:它们存在。很偶然的,这个词干从来没有和那个前缀放在一起过,而现在它们被放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

  索科洛夫:但是,在某些观点看来词语必须由人创造出来。

  索尔仁尼琴:语言它就在这里,而且它能抽出任何新枝,别说什么:他是个发明者,他创造了新词。他们总是叫我发明者好像我创造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创造。我不过是拿出了早已存在的。那就是全部。语言是一颗活的树,一段活的茎,一切都在其中。去看,去确认,去找出来。

  人应该,普希金说,让灵魂处于一种绝对的状态,那是一种特殊的状态,万事顺利,当一部作品进展顺利的时候,就像在下国际象棋,你快要赢了,而且它会自动发展,不管你走哪一步,你都会赢。在那里,你会看见一把餐叉,一个唾手可得的猎物……普希金过去常说他不知道故事会如何结尾,我赞成这样。另一方面,对于像《红轮》这样的鸿篇巨制来说,一切都是由历史所决定好的。我不能改变它的过程,不能改变个别的事件,我的工作就是找出真正的事实,尽我所能的找出更多,并把他们紧紧地编织在一起,没有空隙留下,没有争辩的空间。所有的真实都在一起,没有空余的空间,真实无处不在。我刻意减少虚构角色的出现,为了把历史人物当作我自己的虚构人物来描写。我挑选了好几打的人,把他们当作我生活中认识的人来描写。我在他们身上花了数十年时间。所有那些二月革命的领导者,我意识到《红轮》将会是一部宏大的编年史,与其相似的作品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现在我已经衰老到没法再写巨作了。

  我和写作有一种神圣的关系,我在履行某种义务。他们在上帝之前的责任感已经逐渐消退了,即使和上帝无关,也是某种更高的力量或者监督者。某些比人自身更加伟大的事物。这种责任感的缺失是最主要的原因。今日的作家,他们全部都只在扮演小丑,写一些纯粹的胡言乱语。他们把贝利亚捏造成尼古拉二世的亲戚,然后就围绕这个构建出自己的小说,或者把夏伯阳当作一个神秘主义者。这种胡扯是为了什么?这种例子可以没完没了的举下去。这是从人的衰落到到精神的衰落。

  索科洛夫:是因为进步吗?

  索尔仁尼琴: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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