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为什么必须反思发展经济学

——在“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8 次 更新时间:2012-06-26 21: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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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卸任,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

  2012年6月1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大国际(BiMBA)创始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反思》的演讲。

  2008年5月31日,林毅夫上午出席北大毕业典礼,下午直飞华盛顿正式就任。2009年6月2日,在到任世界银行一周年时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资深经济学家研讨会上,林毅夫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新结构经济学”框架的缩减版本曾发表于2009年10月19-20日墨西哥银行举办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战略”研讨会,论文初稿则分别于2009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后进行了6次公开报告与研讨。2010年2月,《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作为工作论文,提交世界银行。

  林毅夫在论文中说,这个框架可称之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和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或“新结构经济学”。他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同时,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而非旧结构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是权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刚性因素所决定。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如下: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是给定的,并随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还意味着不同的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因此,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置(包括“硬性”和“软性”)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因此,传统的二分法并不适用。在这条谱中,给定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比自己所处阶段更高的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

  第三,在每个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作为一个连续变化过程,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产业多样化、产业升级和基础设置的相应改进。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一个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先驱企业会为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创造公共知识,任何一个企业对这些公共知识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企业对它们的消费,而且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对这些公共知识做到完全排他性的占有;并且,个体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无法完全内化对基础设置的改进,而基础设置的改进却对其他企业产生大量的外部性。因此,在市场机制以外,政府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

  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必须更好地理解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这就直接导致了数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如何设计并执行一套成功的经济发展方法,以使得产业变迁的多样化和升级过程更为平滑?政府干预过度或不足究竟在何处引起了扭曲,如何才能达到无扭曲的最好境地?政策制订者怎样才能保证经济转型过程的平顺?

  这些问题,对于仍受困于危机中的全球经济而言,日趋急迫。林毅夫将“新结构经济学”称为“发展经济学3.0”,回国即在北京大学开讲。他讲述了这个理论的起源、框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政策建议。《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整理、刊发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稿,为经济学界讨论相关话题提供新的参考。

  

  

  非常荣幸。举办这样的讨论会,让我回想4年前,参加完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到世界银行就职。当时,实际上是非常像农村长大的高中生考上大学,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著名大学去读书。现在,4年过去了,毕业了,总要交份毕业论文。我现在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也就是这4年学习的毕业论文。非常高兴有机会向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老师、同事汇报。请大家批评、提出建议,帮助我继续完善。

  我想从四个方面汇报。

  第一,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是想就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跟发展政策提供一个反思的理论框架。为什么我们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反思?实际上有那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从事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除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编注: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拿到诺贝尔奖是因为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所做的贡献,另一个经济学家卢卡斯(编注: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虽然研究宏观经济,但非常重要的是,他在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讨论的也是发展问题。他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开始思考发展问题以后,那么其他问题都变得不重要。既然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问题,为什么我们还必须进行反思,提出新的框架?

  第二,反思的目的是想提出一个新的框架,这个新的框架我把它称为“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它叫“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又新在什么地方?其主要内涵是什么?

  第三,研究发展理论,最终是想对发展政策产生影响,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民富国强的目的。这个理论框架在政策上面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依据?而这样一个政策框架,与过去根据发展理论所做的政策相比,为什么应该更有效?

  最后,我会做简单总结。

  

  发展经济学思潮与反思

  

  任何经济学的理论,甚至任何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理论,其目标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所观察到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现象,帮助我们了解现象背后机制是什么、因果是什么。通过这样的理解,能够作为政策选择或者个人各种选择的参考依据,然后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

  如果说一个理论不能够帮助我们解释、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这个理论就要必须进行反思。同样,如果根据这个理论所制定的政策或选择不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所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理论也必须进行反思。

  实际上,从2008年以后,“反思”,在经济学界,不管是在报纸上,或者各种学术会议上,都是经常使用的一个词。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现有的理论对从2008年开始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不能提出预测,对它产生以后不能提供有效解决方案有关。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分支领域【编注:“发展经济学1.0”。发展经济学,是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在1943年将发展这个议题引入经济学前沿的讨论后,才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算起来将近3/4个世纪。在这过去3/4个世纪当中,发展经济学本身一直在进行反思。最早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或者称其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版。

  当时是一批现在我们称为“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人提出来的。【编注: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说,Rosenstein Rodan 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想法出现(Chang, 1949; Lewis, 1954;Myrdal, 1957; Hirschman, 1958),这些被统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

  

  什么是“结构主义”?

  

  因为当时他们看到发达国家非常富裕,在国际政治上面有很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非常落后、非常贫穷,而他们分析发达国家之所以那么强、那么富以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那么弱、那么穷之后发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发达国家有重工业、洋枪大炮,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产品主要以农业、自然资源为主,技术水平非常低,劳动边界生产率低。所以,第一版发展经济学是想帮助发展中国家来改善这种经济结构,也就是以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化产业、改变结构差异作为出发点来分析。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有发达国家的产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强调市场失灵就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

  当时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结构上有很多僵硬的因素,在这种状况之下,市场配置资源导致发展中国家没有办法发展重工业、先进产业。所以,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用政府积极干预直接配置、支援发展先进产业,或者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有就是进口替代战略,因为当时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生产农产品、自然资源产品,因此,试图出口这些产品,交换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产品。

  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视经济增长为首要任务;而一些多边组织,例如世界银行,也在为发展中国家所制订的经济发展方案中融入了这些结构主义的思想。

  然而,在结构主义思想所指导下的经济发展绩效却适得其反。刚开始,这些政策拉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在5年、10年经济快速增长以后,经济危机就来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意图良好的政府干预措施都宣告失败。1960到1970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

  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求持续经济增长而不得,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在资本极度匮乏的经济中,强行推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完全违背了它们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加强。(编注: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说,1970年代的滞胀,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无不对曾经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最后,在1980年代末期,被Francis Fukuyama称之为“历史的终结”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学在与强调政府干预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对阵中完全胜利。)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逐渐形成“华盛顿共识”。【编注:“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由英国经济学家、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提出来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反映的是当时美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两大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共同立场。】

  发展中国家经济为什么那么疲软、危机重重?这些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的这种有效的市场竞争所需要的制度安排,而有太多的国家干预导致各种制度的扭曲。所以,当时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变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的高收入国家,就必须推行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政策建议也就是所谓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等。

  有些学者发现,整体而言,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加速度,跟在“结构主义”之下的增长速度,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相比的话,六七十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比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且从经济稳定性来看,最初认为“结构主义”之下进口替代战略带来各种危机,但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以后,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原来的波动更大、危机更多。

  所以,总的来讲,“华盛顿共识”的阶段成果是,发展中国家的迷失的20年。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也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得不错,从发展的角度来讲,除了日本之外,亚洲出现了“四小龙”,它们的经济发展是相当快速的,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在二三十年时间里面变成新兴的工业化经济,大大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他们推行的政策并没有按照当时主流的“结构主义”所强调的进口替代。他们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政策,所以并没有按照当时主流发展舆论制订政策。他们的成功也不能用当时主流理论来解释。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各个国家开始进行改革转型。实际上最早进行改革转型成功的是毛里求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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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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